因反刘少奇被万人崇拜的疯子-陈里宁

发表:2013-10-03 1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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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国2013年10月03日讯】陈里宁的出名,成了那个疯狂年代的催化剂。北京各大单位的造反派把陈里宁当成一个“左”的标志和政治筹码,他走到哪里,就说明哪里的造反更坚决。

这个疯子曾经大名鼎鼎,却在后来的岁月里被湮没。

人们最初知道这个疯子,是在1967年天津人民话剧院排演的话剧《新时代狂人》里。当时,“文革”中造反派声势日隆,话剧团把路线斗争搬上舞台。话剧在北京友谊宾馆剧场连演数日,反响热烈。

话剧讲述了一个受“政治迫害”的人,被关在精神病院,他的名字叫陈里宁。要不是他自始至终反对一个人,也不会一夜成名,并在此后遭受“过山车”般的命运。

“文革”初期,随着刘少奇被全面批斗,造反派急需一把来自群众的投枪。受到斯大林曾把不同政见者投入精神病院的启发,红卫兵们开始翻查来自精神病院的以往病例。

于是,他们发现了陈里宁,因为这个疯子反对刘少奇。

之后,陈里宁被冠以反刘少奇的英雄而迅速蹿红,没人在乎他是不是真疯。

新生和逆转

1933年,陈里宁出生于南京。父亲是国军宪兵,1949年后,全家被遣返回湖南湘潭老家。

20岁的时候,陈里宁的命运出现逆转。

当时,他还是个初三的学生。一天,班主任找他单独谈话,说湘潭市委要从学生里调工作干部,学校认为他去比较合适。

在那个年代,每个人都试图获得崭新的身份认同。而出身却是每个人与生俱来、挥之不去的标签。

陈里宁在市委埋头苦干,工作能力和文字水平提升很快。当时湘潭市委常委开会,他负责记录、整理,工作完成得又快又好。组织上特别信任他,有时市委一把手的报告都由他来起草。

一切似乎都在平稳中上升。

直到有一天,陈里宁无意中发现了一个内部文件——《关于清理要害部门的指示》。指示说,要害部门的工作人员,凡是亲属中有国军军统、宪兵、特务的,统统清理。

这个文件,宛如当头棒喝,让陈里宁所有激情和干劲都烟消云散。他的父亲是国军宪兵,历史反革命加现行罪犯,被判了15年徒刑;祖母在土改中跳水自杀;姨夫是民国政府警察局长,开国之初就被枪毙。

这个指示简直就像是为陈里宁量身定制的。他的身份背景怎么看都不适合在要害部门工作,属于被清理的典型。这成了陈里宁心里自此挥之不去的阴霾。

在沉重的心理阴影下,陈里宁渐渐变得不思茶饭,夜不成眠,常常做噩梦惊醒,最终成了精神病。

飞越疯人院

1963年,陈里宁被送进精神病院。两年后,陈里宁出院,但仍然很不正常,见人就说反刘少奇的话,说刘少奇品质恶劣,出访印尼是给中国丢脸,同时还逐条批判刘少奇的50多条错误。当时刘少奇是国家主席。湘潭市委开始左右为难,不知道该怎么处理这个疯人。

这个时候,陈里宁自己已经把“反刘”的事情捅到了中央。

不久,陈里宁被投入北京秦城监狱。

到北京后,陈里宁的精神病又发作了几次。最后一次犯病他被送往红卫医院,就是现在的安定医院。这时已经是1966年12月,“刘少奇的问题”已经基本公开。

社会上到处都是造反派和保守派的争斗。

与此同时,红卫兵小将们也正在寻找陈里宁这样的人。红卫兵们发现,在斯大林时代,苏联的克格勃曾经把不同政见者投入精神病院。受到这个启发,红卫兵们开始涌向精神病院,寻找那些“受迫害”的不同政见者。

就这样,陈里宁被“打捞”出来。他的经历,太符合红卫兵们对于“迫害”的一切想象。而比起别的案例,陈里宁在平时神志清醒,谈话又有条理,这让红卫兵小将们对“迫害”的判断更加坚定。

发现陈里宁的当天,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和红卫医院的红旗战斗队,联合起来造了红卫医院党委的反,当晚,清华大学红卫兵的负责人朱起鸣起草了一份给中央文革小组的报告,称精神病院里有不少被迫害的政治犯。

1967年,“刘少奇的问题”被公开。中央文革小组开始组织、搜集批判刘少奇的文章和人。陈里宁的时代来了。

1月7日下午,得知确有此人此事之后,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王力和戚本禹前往红卫医院,当场宣布释放陈里宁。

据中央文革办事组(即办公室)的成员王广宇回忆,戚本禹当天回来就连连称赞陈里宁了不起,60年代初就认识到刘少奇是个修正主义,打算把陈里宁从精神病院接出来,写批判刘少奇的文章。

第二天,王广宇被派往红卫医院,释放陈里宁。按照戚本禹的指示,陈里宁出院后,被安排到《人民日报》招待所,专心写作批判刘少奇的文章。在王广宇的印象里,陈里宁是个好“笔杆子”,手快,动辄就是两三万字。

但陈里宁写的批判刘少奇的文章,却不合戚本禹的要求,最终也没能发表。

做不了造反派的“笔杆子”,陈里宁又被安排到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历史研究所,编辑关于刘少奇的材料。

此时,陈里宁的“事迹”已经出名。造反派给他出版了一本宣传册子,16开本,名字叫《新时代狂人日记》,印了数万册,散发到各地。书里摘编了陈里宁1960年代初写的日记和一些文章,内容都是批判刘少奇的。

一时间,陈里宁成了新闻人物。

清华的“造反派”来看望他,并邀请他到清华大学作报告。经戚本禹的同意,陈里宁被接到清华大学大礼堂作报告。

陈里宁对批判刘少奇的材料早已烂熟于心,演讲时口若悬河、滔滔不绝,现场气氛十分火爆。清华的大礼堂被慕名而来的学生挤得满满当当,可仍有许多热情高涨的年轻人不能涌入,最后只得拿来高音喇叭,好让坐在草坪上的人也听得清楚。

这场声势浩大的报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各地都派人来请他作报告,历史所为此还专门成立了接待办公室。《新时代狂人日记》不断再版,全国各地翻印的数量更是不计其数。陈里宁的报告录音带也流传于全国各地,甚至包括农村。

也就在这时,天津人艺编演的话剧《新时代的狂人》宣扬了陈里宁的“事迹”,在各地纷纷上演。短短几个月,陈里宁红遍全国,他甚至收到了来自北京大学和内蒙古的求婚信。

无处安置的棋子

陈里宁的出名,成了那个疯狂年代的催化剂。北京各大单位的造反派把陈里宁当成一个“左”的标志和政治筹码,他走到哪里,就说明哪里的造反更坚决。

那时,造反派也有好多派别,那些没有请到陈里宁的派别,开始对陈里宁反感起来。他们开始质疑陈里宁是不是真的反对刘少奇。他作的报告越多,反对派的批判也就越猛烈。

反对者发现,陈里宁也反毛泽东,涂改马恩列斯毛的著作,不利消息很快传开。戚本禹特别安排王广宇去查陈里宁的档案。

王广宇发现,陈里宁批改马恩列斯毛的著作非常混乱,他把恩格斯、毛泽东的名字改成“陈里宁”。

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这是罪大恶极的反革命行为。

一手策划出陈里宁这个“英雄”的戚本禹,此时也沉不住气了。他先是限制陈里宁作报告,发现局势失控,难以奏效之后,又将陈里宁调离北京,让他远离斗争的漩涡。1967年4月,陈里宁化名李明,以《光明日报》记者的身份到保定地区徐水县调研。临行前,王广宇反复交待陈里宁,不要参加农村的运动和活动,不要出去作报告,特别是绝对不能暴露身份。

1967年7月,一个女学生看到他毛巾上写着“陈里宁”的字样,陈里宁的身份暴露了。

消息迅速传遍了徐水这个小地方。当地领导慕名前来拜访,盛情邀请他来作报告。陈里宁又开始活跃起来,来请他作报告的人络绎不绝。戚本禹得到消息以后大为恼火,只好把他接回北京。

据王广宇的回忆,陈里宁回来之后,自己也知道犯了错误,情绪又变得很紧张,总觉得自己心中有愧,精神越发不稳定,经常喃喃自语,“我不是故意的,我不是故意的。”

狂人的时代

陈里宁回到北京的消息不胫而走,针对他的斗争硝烟又起。

1967年8月25日晚,批判陈里宁“假反刘少奇,真反毛泽东”的大字报一夜间贴满北京城。

这一天,陈里宁重新回到了监狱。有红卫兵甚至想冲进监狱揪斗这个“时代狂人”。

不久,王广宇被清理出中央文革小组。四人帮给他的罪名之一就是参与包庇“反革命分子”陈里宁翻案活动。因为“陈里宁事件”,王广宇遭受了7年的囹圄之灾,直至1975年获释。

热潮退却,没有人再去关注陈里宁的身后事。

此后许多年,王广宇都一直试图寻找那个被时代改变的疯子,但陈里宁的下落却始终不得而知。王广宇对陈里宁的感情很复杂。在他看来,时代改变了那个疯子的命运,而那个疯子又改变了他的命运。

2007年,湖南的一位女士找到王广宇。她说自己是陈里宁的妹妹,叫陈里如,她想知道他的哥哥在“文革”中究竟做了什么。

这位女士给王广宇带来了陈里宁后来的消息。1982年,陈里宁获得平反,到那时,他已经在监狱里被关了14年零4个月。

陈里如向王广宇打听哥哥在“文革”期间的印象。王广宇只记得陈里宁每次见面时总觉得自己犯了错误,紧张而又惶恐。

王广宇问,那些曾经的往事还重要吗?

陈里如说,“很重要,因为我的哥哥已经死了。”

(本文略有删节)

 



来源:华声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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