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对党内政敌的血腥清洗

污染我们记忆的尘埃(四之二)

2013-10-12 00:40 作者: 史洪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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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国2013年10月12日讯】7.消灭AB团和富田事变

在党外,毛泽东与蒋介石争天下,曾杀人无数。不仅如此,在党内的权力斗争中,他对自己的〝同志〞也同样毫无留情,许多与他争权或敢于挑战他的人都成了他的〝刀下鬼〞。其中最著名的例子之一就是〝消灭AB团〞和〝富田事变〞。

上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尽管毛已开始在中共党内斩露头角,但此时在江西进行军事割据的他仍必须接受来自上海的中共中央的领导,即使在他控制下的江西苏区,他的个人权威也还未彻底巩固。

当时的江西苏区和红军内部,有着大量的江西本土干部,他们与以毛为代表的身居上层领导的外省人存在一定矛盾。1929年下半年开始,毛与赣西南地方红军和党组织的分歧因各种原因趋于尖锐化,毛在江西苏区刚刚建立的权威因此遭到了赣西南地方红军和党组织的挑战。专横的毛不能容忍在他鼻子底下有任何违抗自己权威与意志的有组织的反对力量,于是,为了维护自己在根据地已经取得的权力,为了做江西苏区的列宁,他巧借〝消灭AB团〞的名义,发动了一轮对党内政敌的血腥清洗。

历史上确有过一个叫〝AB团〞的反共组织。那是1926年11月8日,蒋介石率中路北伐军攻克江西省会南昌后,发现江西的国民党省党部、市党部,完全被共产党藉国共合作的名义控制住,当即指示国民党中央驻南昌的特派员段锡朋组织起一个反共组织,以图从共产党手中夺回省、市党部的控制权,这个组织就叫〝AB团〞。但早在1927年4月2日以后,这个〝AB团〞就自行解散,根本不存在了。

为了制造整肃政敌的理由,以毛为首的总前委把赣西南中共党组织的不同意见称为〝极严重的机会主义错误〞,并把不同意见说成是‘取消路线’,是‘取消派与AB团结果上一致的反革命〞。1930年5月,赣西南地区展开了〝红色五月运动〞,破获了所谓的〝AB团组织〞。不久,运动很快扩展到江西省行委。

1930年10月14日,毛在写给中共中央的信中提到要肃清富农领导,肃清〝AB团〞,并在随后召开的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和江西省行委的联席会议上强调要改造党的组织,要严厉的镇压〝AB团〞,处决〝AB团〞中一切活动分子。在这种气氛下,江西苏区实行了〝赤色清乡〞和〝赤色恐怖〞,到处都在大抓特抓〝AB团〞。到1930年底,〝富田事变〞发生之前,仅红一方面军中便已经清查出了4,400多名〝AB团〞分子,占军队总人数的十分之一,其中绝大多数人在审讯结束后即被处决,很多人都是〝苦打成招〞。

1930年12月,原江西红军独立第2、4团和东固根据地的创建人李文林被定为〝AB团〞首要人物,遭到逮捕。红一方面军总前委任命李韶九和古柏为特派员,带领一连人到江西省苏维埃政府所在地富田,帮助江西省行委和当地的红20军进行肃反。二人大兴冤狱,在江西省行委和红20军中〝清查〞出了许多〝AB团分子〞,并处决了几十个〝AB团总团长〞。李韶九和古柏的行为引起了众怒,红20军官兵跟着147团政委刘敌包围了军部,并扣留了军长刘铁超,释放了被关押的一百多人,此后又活捉了李韶九,古柏和省苏维埃主席曾山则趁夜色跑掉了。随后,红20军又喊出了〝打倒毛泽东,拥护朱(德)、彭(德怀)、黄(公略)〞的口号。正是因为这句口号,事变的参与者们在六十多年后的今天仍不得翻身。这就是〝富田事变〞。

〝富田事变〞后,毛主持召开了总前委的紧急会议,会议决议仍把〝富田事变〞的领导人称为〝AB团〞。1931年初,项英到了中央苏区,担任中央局代理书记,党内地位在毛之上。项英对清查〝AB团〞的运动采取了降温的态度,主张慎重办案。但是,不久,王明掌握了中央大权,开始清算李立三,李立三委派的中央局书记项英也在打击之列。因此,在〝富田事变〞问题上,王明站在了毛一边,将〝富田事变〞当做反革命事件。随后,中共中央把处理精神传达到了每个根据地,终于促成了各苏区的肃反扩大化和大屠杀。此时,重掌中央苏区大权的毛,再次委派李韶九到赣西南领导肃反工作,并负责对〝富田事变〞参与者的处理。整个红一方面军中的清查〝AB团〞运动也出现了新的高潮,一场大规模的屠杀开始了。红20军的指战员们他们被分批拖出去,用大刀、梭标、木棒处决(为了节省子弹,这是红军中通行的行刑办法)。

根据统计,这场肃反运动在短短二三年间处决了7万多被定为〝AB团〞的红军、2万多所谓〝改组派〞、6200多所谓〝社会民主党〞。毛的秘书李锐曾在〝王实味冤案始末〞序言中说,从‘富田事变〞打击〝AB团〞开始,有10万共产党人死于自己人手上,而红军1934年开始长征时也不过只有30万人。

8.红军长征是为了北上抗日

按照中共一贯的说法,当年红军长征是为了〝北上抗日〞。但事实上,1934年10月中共中央与中央红军撤离江西苏区时,并没有具体的前进目标,此后目的地多次更改,其中没有一次与〝北上抗日〞有关。红军长征其实是一次大逃亡,与〝北上抗日〞根本扯不上边。

从1933年10月开始的国民党第五次〝围剿〞,由于采取了构筑碉堡群包围〝苏区〞、步步为营的战术,不给红军打游击战、运动战的机会,使红军屡次受挫。1934年4月,〝中央苏区〞北方门户广昌失守,红军元气大伤。中共已无信心守住江西〝苏区〞。6月10日前后,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讨论〝突围〞事宜。周恩来提出,有两个方案∶第一方案是向东北方,沿闽、赣边转移到沿闽、浙、赣边,可以威胁国民党心脏地区江、浙一带。第二方案是向西南方赣粤边突围。周主张采取第二方案,毛泽东主张第一方案,林彪、彭德怀赞同毛的意见。结果通过了周案而散会。  

显然,这两个方案均未将〝北上抗日〞考虑在内。

次日,中共〝总负责〞博古(注:原中共总书记向忠发叛变后,中共首脑一般不再称总书记,而称总负责。)、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朱德、周恩来、项英、龚楚开会研究突围的准备工作。这时,〝博古提出以抗日名义,派先遣队两队北上,为红军主力突围试探。〞会议决定∶一,由方志敏率〝红军抗日第一先遣队〞,〝向衢州方面挺进,创造皖、浙、赣根据地。〞二,组建第六军团,〝以萧克任军团长,称为红军抗日第二先遣队,向桂东、汝城间突围,沿湘桂边界北上湘西,与贺龙会合,准备策应红军主力突围后的行动。〞三,〝将粤赣军区改为赣南军区……以龚楚任军区司令员兼政委,刘伯坚为政治部主任,负责部署突围准备工作。〞

由此可知,〝红军抗日先遣队〞并无抗日的任务,也无北上的意图。中共组建〝红军抗日先遣队〞,纯为突围打个招牌,与〝抗日〞毫不相干。

博古是党内留俄派首领,在共产国际支持下成为党内头号人物,实际是书生一个。〝抗日先遣队〞的招牌固然响亮,可日本人远在三千里之外,老百姓不明白它如何抗日,政治效果几乎为零。军事上更行不通。第一先遣队被击溃,方志敏被俘,残部退回闽北。第二先遣队也折损大半,仅剩一千人与贺龙部会合。据龚楚说∶〝这两个抗日先遣队的派遣,无论在政治影响上,军事行动上,均无补于红军主力的突围,徒然分散了兵力,招致重大的损失而已。〞

不过,若无博古那个主意,中共历史上将不会有〝抗日先遣队〞一词,后来中共也就不会有红军〝北上抗日〞一说了。所以,博古提出〝以抗日名义派先遣队〞,后来竟给了中共一个用以自我吹嘘的资本,或许不能说一无是处。

1934年12月,中共中央与中央红军经湖南广东交界处之通道县,到达贵州黎平。在那里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去向及立足点。会议决定〝暂时以黔北为中心,建立苏区根据地。〞这才有向遵义进军之举。遵义正是黔北最大的城市。显然那时博古、周恩来一伙没有〝北上抗日〞的打算。

次年一月,红军夺得遵义,再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联络王稼祥、说服张闻天,争取周恩来,扳倒博古和那个苏联派来的洋人李德,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三人小组负责军事指挥。

2月初,在云、贵、川交界的一个〝鸡鸣三省〞的村子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张闻天取代博古,成〝总负责〞。他负责起草并主持通过了遵义会议决议。此决议也没提〝北上抗日〞,只改变了其目的地:〝扩大会一致决定改变黎平会议以黔北为中心来创造苏区根据地的决议,一致决定红军渡过长江、在成都之西南或西北建立苏区根据地。这个决定的理由是:由于四川在政治上、军事上(与四方面军的更好的配合,背靠西康一个空无敌人的区域)、经济上都比黔北好。〞

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在遵义会议上过低估计了四川国民党军队的实力。进入四川,在成都西南建立苏区根据地的设想无法实施。他们只好边打边走,边研究落脚点。6月12日,中央红军与张国焘率领的四方面军在成都西北约一百多公里处的懋功地区(今阿坝藏族自治州小金县)会合。若中共有〝北上抗日〞之方针,会师后的去向就没什么可争论的。正因为无此考虑,双方产生了极大的分歧。张国焘主张西进,到青海、新疆寻求发展,或者南下,出长江,下武汉。张闻天这一边主张,先在川西北建立根据地,而后逐步占领四川、陕西、甘肃。6月16日,张、毛、周、朱联名致电张国焘等,说〝总的方针应是占领川、陕、甘三省,建立三省苏维埃政权,并于适当时期以一部组织远征军占领新疆。〞可见,占领新疆、打通去苏联的路,这一点双方没有分歧。张闻天们反对张国焘放弃四川西进的理由,不是因为日本人在东边,而是因为西去千里人烟稀少,补充给养困难。张国焘固然不考虑〝抗日〞,张、毛、周这边也一样。

然而,由于兵力不敌国军,在成都西北的松潘一带建立根据地的设想也无法实施,红军被迫出川。9月17日,红军闯过天险腊子口,抵达甘肃岷县哈达铺。这时,中央再次开会研究前进路线,讨论是往西打通往苏联去的路,还是到别的什么地方。

此时,贾拓夫提出了到陕北落脚的建议。贾拓夫是个知识青年,年仅22岁。1934年初被"陕、甘边区"党组织派到上海去向中央汇报工作的代表。此时中共中央早已迁至江西。贾到上海扑了个空,便辗转到了江西,并于10月间随中央红军参加长征。
在岷县哈达铺,见中央仍未打定主意往何处去,贾拓夫便向毛泽东建议:去陕北。他告诉毛说,陕北有上万刘志丹领导的红军,并且有一块不小的苏区。此时,中央红军总共才不到一万人,一听贾的介绍,毛泽东马上说∶〝有一万红军就去,何况还有那么大的一个苏区呢!〞

9月26日,中央在渭源县榜罗镇(或属通渭县)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贾拓夫特别被邀列席。在这个会议中,毛泽东们才作出了到陕北立足的决定。

会后,贾率领一连战士和一部电台,作为前哨,出发寻找陕北红军。在陕西甘泉县,他遇见陕北党的领导人郭洪涛和红十五军团政委程子华,完成了与陕北党组织联络的任务。

10月19日,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保安县吴起镇,与刘志丹领导的陕北红军会合。长征结束。

10月24日,中共中央在甘泉县召开政治局会议,毛泽东在会上说∶〝(在长征路上)得到了新的材料,知道陕北有这样大的苏区和红军,所以决定去陕北……以陕北苏区来领导全国革命。〞

注意,这里毛泽东说的是〝以陕北苏区来领导全国革命〞,而非以陕北苏区来领导全国抗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和〝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联合发表《抗日救国宣言》,是11月下旬的事。而且其口号是‘抗日反蒋〞,〝反蒋〞是实,〝全国革命〞是实,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对抗中华民国国民政府是实,〝抗日〞不过是争取民心的一杆旗而已。
总而言之,〝红军北上抗日〞一说是中共在北上结束以后编造出来的。(原文题为《红军长征真的是为了〝北上抗日〞吗?》,作者丁抒)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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