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国2013年10月14日讯】中国“裸官”至少百万 金融领域成重灾区 / 多维
中国官场腐败现象盛行，到了最高领导层都意识到了不反腐可能亡党亡国的时刻。“裸官”作为中国腐败的一个主要问题，尤其引人注目。10月14日，中国媒体《财经》汇集中国政坛59个落马“裸官”案例，以《中国“裸官”报告》的形式公布，该报告一经发出，引发舆论震惊。报告显示：有据可查的59人的涉案总金额高达数十亿元。其中既有身处要职的政府高官，也有地方或职能部门独揽一方权力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也有各类国企高管——其中以金融业管理层人士占比最重。另有报道称，当前中共体制内“裸官”数量可能已经不下百万，而这些“裸官”的存在成为中共宣称的“道路自信”和“中国梦”的讽刺和挑战。
2013年，一个无法被忽视的反腐现象，是中纪委的强势发力，严管“裸官”已进入中共高层领导的计划之列。近期，薄熙来、张曙光等贪腐大案相继开庭，这些涉及高级别官员腐败的案件，在吸引公众眼球的同时，也赋予公众丰富的解读空间。随着庭审细节的公布，相关案件的一个特征呈现出来——涉案官员的配偶、子女甚或大部分财产均移至国外，而当事人则在国内“裸体做官”，即现在人们所称的“裸官”。《财经》称，“裸官”距离贪官仅有一步之遥，当对“裸官”的警钟又一次响起，研究这一群体以及对这一群体的监管制度日趋必要。
从已知的信息分析，“裸官”一词出现于2008年，他的首创者———芜湖市政协常委周蓬安的原话为：“裸体做官”。当年6月底，陕西省政协原副主席庞家钰被判12年，媒体报道他的妻儿2002年就已经移民加拿大。几天后，周蓬安发表名为《还有多少贪官在“裸体做官”？》的帖子，将庞家珏这样妻儿都在境外，孤身一人在国内做官的人称为“裸体做官”。此后经过网络发酵，这种说法被简称为“裸官”，并流行开来。
而就在周蓬安2008年7月初提出“裸体官员”后仅3个月，就出了杨湘洪事件，这位当时的温州市鹿城区书记在率团考察法国时，突然“腰突”病复发，滞留不归，“裸官”一词伴随着杨湘洪事件的海量报道从网络进入传统媒体。
近年来，一些“裸官”外逃不时地见诸报端。原山西省政协副主席庞家钰在2008年因受贿等罪被判12年徒刑时，他妻儿早已借助其势力捞了大笔的钱，移民加拿大。原福建工商局长周金伙2006年在得知纪检部门要调查他时，取道第三国飞往北美，与早已持有美国绿卡的妻女团聚。
尽管有些贪官“裸官”外逃后，在中国当局的努力交涉下，有些人被引渡回中国，如中国银行广东开平支行行长余振东，但中国社科院2011年的一份调研资料显示，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包括 “裸官”在内的各种贪官等有1万8千人外逃，携带款项8千亿元（人民币，1人民币约合0.16美元）。《财经》10月14日的报告称，有据可查的59人的涉案总金额高达数十亿元。
有分析人士指出，“裸官”，由于其配偶和子女在国外，客观上很容易产生腐败的动机和腐败空间。一方面，官员的配偶和子女在国外的消费需要提供资金而腐败，另一方面，没有后顾之忧，会更肆无忌惮地腐败。而且，“裸官”通过其家属更容易地向海外转移非法所得，在东窗事发时，或“金盆洗手”后，逃亡海外“投奔”那里的亲属。有观察人士把这种情况总结为 “三部曲”：人走了（家属出国），庙走了（财产转移），和尚也走了（贪官外逃）。
中国官场“裸官”现象严重已是不争事实，但是究竟有多少“裸官”外界不得而知。不过，中国学者提出的一个数字还是让外界感到惊讶。据报道，最早公开提出中国“裸官”数字的是中国人大代表、中央党校教授林喆。她曾表示，从1995年至2005年，中国共出现了118万“裸官”。
北京理工大学经济学教授胡星斗是研究中国腐败问题的专家。他说，中国公务员的人数大约600多万，如果“官”的定义是公务员或处级以上领导干部，100多万的裸官人数比较符合实际情况。但如果以“吃财政饭”的人为基数，中国的“官”有7,000多万，裸官的人数会更庞大。“如果所有的吃财政饭的人，或者是事业单位的人，或者是国有企业的负责人都算‘官’，100多万估计是打不住。”
有学者认为，“裸官”现象的存在，正是反映了中国时下所面临的深重的社会危机，及其执政党中共所面临的政治危机。虽然“裸官”并不代表背后必然存在着腐败，但是在客观上已经为腐败提供了便利条件，而且能“裸”者则必然拥有远高于普通社会水平的资金储备，因此在现实中基本具有了近于必然的联系。数量高达百万的中共体制内“裸官”一方面在体制内疯狂“捞金”，损害和破坏了公众利益和国家建设；另一方面又会毫不留情地将这些社会资源转向国外，从而造成了大量国家资金外流。
值得关注的一个现象是，几乎所有的“裸官”都把配偶、子女送往欧美资本主义国家，而不是同中国一道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朝鲜、古巴、越南，以及俄罗斯、巴基斯坦等与中国外交关系较友好的国家。因此对于中共来说，“裸官”的存在不仅表明其执政团体的群体性腐败，也印证了社会发展道路的不合理，这对其一直强调的“道路自信”和“中国梦”等宣传构成了严重冲击和挑战。
早在1997年，中共中央就把“自己、子女与本国人通婚以及配偶、子女出国（境）假寓的情形”作为领导干部应该报告的事项之一。2008年，中纪委开展“裸官”专题调研，追求预防、破解良策。从2009年开端，从中心到处所，以均匀每年一至两部的速度，出台相干文件规定，从上到下对“裸官”问题开展一系列综合管理。
从媒体报道来看，各地近年管理和防备“裸官”腐朽多采用两种方式，一个是履行引导干部呈文个人有关事项轨制，并将报告内容扩展到住房、投资、配偶子女从业等方面，试图通过自我讲演的方法，强化内部治理跟监视。事实证实，这个措施还不如爆料人的一个网帖，报告制度简直不施展任何作用。
另一种办法是，“裸官”不得担任党政“一把手”和重要部分的班子成员。这是深圳在2009年11月出台推出的廉政规定，应当说，与全国其它地域比拟，步子更大、力度更强、手段也更硬。2012年，深圳的做法在全广东推广，改成“原则上不得担负党政正职和主要敏感岗位的领导职务”。一个“准则上”使硬性的划定，具备了可因人而异的弹性特质。
在2012年两会上，全国人大代表、国内有名反腐专家、中央党校教学林喆谈到广受社会关注的“裸官”问题时愤慨的说：这些官员应该及时向组织汇报，其配偶和子女到国外去定居留学，用度从何而来，是谁供给赞助的？不愧是反腐专家，一下子就捉住了根本，一语就道破了天机。可是，这仅是一介书生的个人之言，振臂一呼，即没有响应，也没有报告。
中共十八大，以敢说敢做着称的中共领导人王岐山出任中纪委书记，在中共总书记习近平的授意下，中纪委频频出手，重手惩腐。2013年2月25日，王岐山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的工作报告中指出，要加强对配偶子女均已移居国（境）外的国家工作人员（裸官）的管理监督。2013年5月，中纪委书记王岐山要求纪检监察系统官员职工在6月20日前自行清退收受的各种会员卡。而更为外界关注的是，当时多家媒体报道，有内部消息透露称王岐山将向全体党员宣布，要求正部级以上职务官员如有留学海外子女，在完成学业一年内必须回国。不然，其父母职位就会被调整。这被认为是王岐山为治理中共体制内广泛存在的饱受各界诟病的裸官现象所采取的新举措。
中共中央党校教授林喆曾对媒体表示，这几年各级官员将家人子女送到国外情况太多，党内虽有报备制度，但无法遏制由此产生的各种腐败。“现在老百姓反应很强烈，说你们当官的都把子女送出国读书，自己都不爱国，叫我们怎么爱国？我想，习总书记这样做，显然是要起到一个表率作用。”林喆表示，中共此举“只是开始，还会有后续”。
丑恶的中国科研腐败 “从上到下烂透了” / 北京青年报
“日前，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科技部部长万钢对科研经费“恶性问题”连说两个“愤怒”，并表示“痛心”和“错愕”。
对近三年审计机关对国家各部委、各省份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情况发布的数百份年度审计报告梳理发现，涉及“问题科研经费”的至少有39份，问题均发生于2007年至2012年这五年之内。
其中，山东省今年发布的审计报告显示，该省教育厅所属13所大学编报科研经费项目支出预算9.43亿元，未细化到具体项目，全部填列为其他商品和服务类支出。这是记者看到的金额最大的一组数据。”
哪些方面挤占了科研经费？
吃喝拉撒睡“全方位”挤占科研费
39份审计报告显示，科研经费“扩大用途”、“挤占挪用”已成普遍现象：在工资福利方便，一些单位用科研经费给职工发工资奖金，或是用作人员、办公经费，有的单位甚至发了上亿元。2010年至2012年，交通运输部在没有细化人员经费范围和标准的情况下，从其管理的543项科研项目的15.56亿元预算总额中安排人员经费1.86亿元，主要用于人员工资及补贴支出。
在吃的方面，2009年至2012年10月，科技部所属知识产权中心在课题经费中列支职工食堂餐卡充值费13.48万元。
还有一些科研经费用于会议、考察、出国、交通补贴，比如2011年，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在碳专项项目中列支无关人员会议费、考察费等69.18万元。2009年至2010年，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政策研究中心部分科研人员在其承担的专项课题经费中报销火车票费用20.78万元。值得注意的是，审计报告特别注明，这些火车票是“自行搜集的”，与课题无关。
还有的科研经费用于盖房、装修、买家具，甚至有的经费说不清花到哪里去了。山东省今年发布的审计报告显示，该省教育厅所属13所大学编报科研经费项目支出预算9.43亿元，未细化到具体项目，全部填列为其他商品和服务类支出。这是记者看到的金额最大的一组数据。
科研经费如何被侵占？
侵占手段五花八门“骗”“吞”现象多
巨额科研经费的诱惑，让一些人不惜绞尽脑汁，采取各种手段，甚至铤而走险。
一种方法是套。比如山东省对省内青岛大学等4所大学2011年科研经费管理等情况审计发现，有22个项目报销无具体品名和数量的发票438张，金额51.54万元；9个项目报销虚假业务内容发票1824张，金额103.05万元；4个项目报销虚假签字单据，套取资金114.78万元。
其中一所高校的两个课题组，以差旅费名义分37次报销各地到佳木斯单程火车票1505张，金额28.36万元，占2008年至2011年该项目拨入经费的49.75％。
另一种方法是“骗”。2008年至2010年，在广东省级结构调整重点技术改造和技术创新专项资金执行中，有4个项目单位以不实材料申报获取省级资金250万元。
还有的方法是“贪”、“吞”。在广东省2008年至2010年产学研省部合作资金执行运用中，除存在扩大使用范围、挪用专项资金外，还有2家企业4名工作人员涉嫌贪污资金47.8万元。
最后是“虚列虚报”。
此外，陕西审计厅发现，2007年至2009年，6所省属高校自行规定，项目经费到账后，项目负责人可按5％到20％的比例提取现金，名目包括开题费、劳务费、特支费、立题奖、奖酬金、项目津贴……三年间，共提取发放特支费等1887.79万元。
经费腐败背后藏着哪些原因？
造假也能通过审批未完成也能过验收
近年来，我国科技研发经费支出每年以20％以上的速度递增。2012年，全年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支出达10240亿元，占GDP的1.97％。
39份审计报告中显示，有的造假也能过审批、不论证也可立项、没条件也得资金、未完成也过验收。
比如2012年，湖南省科技厅在未进行可行性论证、未经专家评审、立项依据不充分的情况下，就安排了11个科技项目资金815万元。
2008年至2010年，在广东省级结构调整重点技术改造和技术创新专项资金执行中，有一个企业经营处于半停产状态，不符合申报条件，仍获取省级资金60万元。
还是广东省省级重大科技专项，审计发现，有一个县两个项目共获得资金56万元，至审计时，项目建设尚未完成，却于2010年底通过了验收。
而这个省2008年至2009年安排的节能减排与再生能源重大科技项目中，有个别项目验收材料不真实，却仍然结题验收。
广东省审计厅对2008年至2010年省级重大科技专项资金使用执行情况进行审计时，发现了一个荒唐案例，一个市的两个项目承担单位共获取专项资金45万元，其中一个单位已结束营业近两年，另一个单位多次联系不上。项目实施情况如何，主管部门竟然一无所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