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国2013年10月21日讯】20世纪90年代末，在中国银行面临坏账累积加剧时，北京当局伸出了援手。金融内部人士仍把此举视为是必要的、明智的和勇敢的。实际正相反，纾困银行是个坏主意。重复这一做法将是个错误。
就跟现在一样，银行当时放贷步伐过快，1984年到1997年间的贷款年均增速达到了24%。但这种放贷速度无法永远持续下去。到了1998年，随着不良贷款开始增加，放贷速度降到了15%，并在随后两年跌至8%和6%。到了那时，银行体系的坏账率接近了30%。
要是当时政府什么都没做，信贷放缓或会强迫贷款收缩甚至衰退。这对中国经济或许是个隐形的福祉：信贷分配质量或因此得到改善。
可惜的是，这种必要的调整从来没有发生过。相反，中国当局成立了四家资产管理公司——信达、东方、华融和长城——来接管“有毒”贷款。 1999到2005年间，这四家公司接管了约2万亿元（参考今天汇率约3000亿美元）的坏资产。他们是按照1美元100分的标准接受的，没有强迫银行减记。
这样做产生了两大副作用。首先，它给所有人留下了错误的希望，以为银行突然变得稳健了，一旦坏账再度累积，政府还将介入纾困。其二，它给银行留下了大量流动性。由此注入的股权相当于贷款余额的20%。就这样大笔一挥，银行获得了大量通胀势能。
加大印钞、消除痛苦
随后到来的就是通胀和更多贷款。1999-2000年政府开始出现了15%到19%的预算赤字。因此，为筹措纾困资金，财政部要求货币印刷当局开启印钞机。利率也被大规模削减。结果是接下来的三年间，贷款年均增长率达到了21%。由此导致的开支和投资为财政部带来了巨额的销售税和股息，在随后几年里再次帮助重组了银行。
如今，银行沉迷于快速的贷款增长。就连20%的存款准备金也不足以消除银行里这些额外“大马力”货币的能量。随后的IPO和筹资进一步增强了它们的“火力”，从2000年后，银行平均贷款增速增加到了16.6%。
但是明显的贷款机遇没有、也不可能增加得那么快。这意味着银行竞相寻找新客户并降低了信贷标准，不管有意还是无意。这几乎注定着危机一定会发生。
重蹈覆辙
成立这些资产管理公司真的必要吗？不见得。有关资产管理公司有两大错误的想法。首先，储户从来不会面临风险。90年代末，公众对银行的信心显然没有受到侵蚀，尽管政府公开承认所有银行已技术性破产。部分金融机构破产了，但没有储户蒙受损失。
第二，银行从来没有面临资本危机。为了适应过去三十年的双位数贷款增速，银行当然需要更多资本。但是，假如这些贷款中的多数从没发生过，整个经济体的境遇可能会好很多；何况借款人不可能同时无法偿债，因此信贷增速将会下降，而不是整体崩溃。
到今天，世界各国又开始担心起中国的坏账问题了。要求重新进行资本重组的呼声很高，但是这样做将是个严重的错误。
最有利于中国金融体系的做法应该是，通过特殊股息支出削减精简银行规模，允许它们的放贷能力逐渐下降。这样应能迫使银行加强贷款纪律，减少信贷分配低效的风险。
部分悲观主义者认为，中国银行坏账占整体贷款比例超过了10%，足以抹掉整个银行业资本。但是，只要投资者对银行的信心依旧充足，发放出去的贷款不会同时得不到偿付，坏账就不会成为多大的问题。一举纾困银行只会让它们更加胆大妄为，犯下同样的错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