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姚民众抗议政府救灾不力（看中国配图）
【看中国2013年10月24日讯】
[新闻背景]据报道，受到台风菲特重创的浙江余姚市，10月11日晚爆发灾民在市中心围堵宁波电视台卫星采访车，并与警方对峙的大规模的警民冲突，多辆警车被砸毁掀翻，多人受伤。
事件起因是灾民强烈不满电视台记者在市中心报道余姚市洪水已退，谎称灾后已恢复正常生活，认为是粉饰灾情，掩盖政府救灾不力，并要求记者前往受灾严重的地区采访，但被记者辱骂。随后，大批特警出动欲强行将记者带走，遭到约数千灾民围堵，随后爆发冲突。有报道说，让灾民尤其愤怒的是，浙江水灾发生后政府救援不力，过去数日很少看到路上有政府的救灾车辆，而在官方采访车遭围攻后，当局却迅速出动12辆武装特警车，要保护造谣记者和采访车逃离现场......
浙江宁波一带，去年镇海的PX事件，今年又折腾出余姚水灾的后续事件。有些人可能觉得有些纳闷，宁波这一带经济发展很好，大家都忙着闷声发大财，怎么反倒成了“群体事件”的高发区域？
不妨分析一下，这一带的“群体事件”有个明显的特点，与经济落后、官场腐败的内地的某些地区是不同。内地那里引起的群体事件，可能是突发的“个人事件”引起的，比如拆迁闹出人命，官员驾车撞死了人，激起公愤，有官逼民反的意味，所以存在打砸的倾向。而这里却不是这样的，这里的民众是对政府有更高的要求，他们出于维护公共利益的的需求，他们挺身而出，比如说环境保护、比如问责政府，他们的出发点是想塑造一个好的社会，所以比较注重和平方式。为什么会这样，我只分析客观事实，主要有两方面原因：
一是民主意识的觉醒。
浙江是沿海省份，经济自由度较高，市场经济是相当发达的。众所周知，市场经济活动有两个基本特点：一是等价交换，二是市场竞争。从某种意义上说，经济是决定政治的，至少是可以影响到政治的，等价交换反映在政治上的要求是平等；而市场竞争反映在政治上的要求就是自由。人的自由与平等用法律规定出来就是权利，而实现权利的形式就是民主。因此，一个区域经济越市场化，那么势必政治就越民主化。民众推动自由和平等时，自然会形成一个公民社会，强调自身权利与责任的同时，还会倒逼政府转向民众这一边。
一个公民社会的人自然而然地会追逐两张票了：一张是在经济上的，追逐钞票；另一张是在政治上的，追逐选票——这是必然的趋势。民众也自然而然地产生一种雇主思维，政府官员是民众雇用的，是用来为我们服务的，你们的权力是经我们允许的，你们不能不作为，更不能乱作为。
从去年镇海的民众和今年余姚的民众，他们就觉得当地政府不够维护当地民众的利益，就会跑到市政府面前进行抗议，剑指某些地方官员，比如这次余姚民众要求市委书记毛宏芳下台、市长奚明回奉化种田，恰恰说明公民社会的长成。
二是浙江精神的影响。
笔者觉得浙江精神值得好好研究的，人文气质层次感非常清晰：
浙北主要杭嘉湖平原一带的人，绝对是“鱼米之乡、丝绸之府”，是超级养人的福地，这里的人被养得特别“糯”，连说话都软软的、甜甜的——吴侬软语啊，特别适合风花雪月、附庸风雅，所以自古是才子高产的地方，就拿海宁一地，做学问如王国维、写武侠如金庸、吟诗则有徐志摩。
而稍往南主要是萧绍宁平原的人，抛却浙北的糯性，得山川大海之助，这里人相当大气、开放，一不小心就会成为时代的弄潮儿。这个区域从明清到民国，历来是出思想家和行动者的地方，就余姚一地，明朝中期出过王阳明，明末清初出过黄宗羲，这两位绝对儒家思想的两座高峰。至于行动者，民国时期绍兴一介女流秋瑾已是不让须眉，至于奉化姓蒋的那位且功过不论罢。
再往南就是温台丽地区传统上是称瓯越地区的人，他们面对的自然环境和经济条件是不如以上两个地区，但是这并没有妨碍他们进取的精神。这里的人有蛮性更具闯劲，他们敢闯敢拼走四方寻找机会，于是他们很多人成为土豪，温州人就是典型的代表。
三个地方的人，特别明显，各有千秋，笔者认为，最具浙江精神的代表是萧绍宁这里人。为什么这么说？瓯越之地的人漂泊四方，跑路在外，过于重利，有投机者的作派；杭嘉湖平原的人是性格太软，太安分守己，有安乐公作派；而萧绍宁一带的人重乡土，又大气，能抱团，所以一直以来充满公民意识和国家意识，可以说，浙江精气神在萧绍宁之间。
正因为如此，一旦有些危及到公众利益的事，就不难理解，萧绍宁一带维护自身利益的意识最为强烈了。
虽然我不是萧绍宁平原的人，但是我历来欣赏那一边的人。所以，我给他们打分一直打得很高，希望他们能够成为公民社会的一个标本。
大水已退，而水声犹在心间。
治国如治水，既要治好江河湖水，更要治好口水，口水间荡漾着民心，归根结底一句话：水能载舟亦能覆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