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国2013年11月02日讯】“血债帮”的形成
为延续镇压政策，避免罪恶曝光和血债遭到清算，江泽民在十六大做了三个安排。
第一，改变政治局常委的结构，把人数从七人变成九人，硬塞入第八个人李长春，负责反法轮功宣传；和第九个人罗干，负责暴力镇压。
第二，江泽民取消了“核心”的称谓，美其名曰“集体领导”。实则剥夺了胡锦涛过问李长春和罗干工作的权力。
中共从独裁体制变成了“寡头政治”体制，九个常委各管一摊，互相之间则谁也管不着谁。只有政法委书记罗干做了政治局常委，才能调动全国的资源继续镇压政策；只有九个人各管一摊，罗干才能拥有不受制约的权力，这都是江泽民为镇压法轮功所做的重要组织结构调整。
第三，江泽民还做了一个让世界瞠目结舌的决定。以准军事政变的方式由江泽民十六大后继续连任军委主席。
江泽民在选择政治局常委的人选上遵循了三个大多数的原则：第一，他所一手提拔起来的官员要占大多数，这些人如果反江就等于否定自己的升迁之路；第二，贪污腐败分子要占大多数，这样他们为了维护自身利益，不会认真反腐败，更不会清算江泽民的腐败罪责；第三，镇压法轮功血债累累的人要占大多数，这样法轮功才不会被平反。
在2007年十七大的安排上，江泽民已经无法为所欲为，他通过曾庆红尽全力把血债累累的周永康推上政法委书记的位置去接替退休的罗干。在政治局常委名单上吊尾车的周永康，身世与背景复杂。有说他是江泽民外甥女婿，先天性的江系干将，故而被安插到关键位置。先后出任国土资源部部长、四川省委书记、公安部长，最后，跻身中共高层，以政法委书记、综治办主任的头衔，集中共情报、特务与安全总管于一身。周永康不断制造大案要案，藉机在手中集中无限权力，更兼一副凶神恶煞的面相，令中南海人人畏惧，见之忌惮三分，仿如贝利亚的幽灵在北京游荡。
在总书记的人选上，江泽民却不得不与胡锦涛达成妥协。胡锦涛原本安排的是由李克强和李源潮分别接任总书记和总理职位，江泽民方面则推出了无派系色彩的习近平。但江泽民对妥协结果仍然不满。习近平的个人道德是薄熙来完全无法与之相提并论的，江害怕习近平中断镇压法轮功的政策，他最中意的接班人是薄熙来。
江泽民看中薄熙来的原因有三个。第一，薄熙来极其凶残且灭尽人伦。薄一波1983年回忆文革时是这样描述儿子薄熙来的：“……这个狠小子，又在前胸踏了我几脚，当时就有三根肋骨被踹断，看他这个六亲不认、手毒心狠，连他爹都往死里整的样子，这个小子真正是我们党未来接班人的好材料。够狠，能干大事。”薄熙来从金县、大连、沈阳再到主政重庆，一路都在“往死里整”他升迁路上的绊脚石，到重庆时计划要在重庆杀三千人。薄熙来说，“不狠狠地杀他一大批，不能建立我们的威严……六四就是杀人太少才使得现在还有人敢于翻案，这种教训必须接受。”
第二，薄熙来非常善运宣传。由于薄熙来从北大历史系毕业，又到社科院拿到了国际新闻专业硕士学位，非常懂得用媒体为自己涂脂抹粉，欺骗舆论，沽名钓誉。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薄熙来在做商务部长期间，每到一个国家就被法轮功学员起诉，在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韩国等12个国家被告上法庭。江泽民知道薄熙来才是唯一一个可以镇压法轮功不遗余力、手段凶狠之辈。
许多人都因为攫取权力和利益的目的投靠江的门下，但是江泽民一旦权力减弱，这些人投奔他人的可能性也很高。而江家帮的核心人物，必是在迫害法轮功的问题上欠下血债而形成的“血债帮”，这一点在2012年年初发生的薄熙来和王立军的事件时就可以得到证实。
《纽约时报》3月29日刊出Jonathan Ansfield和Ian Johnson的文章，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在处理薄熙来的问题上，周永康与其他八人意见不和，不同意调查薄熙来并将他免职。3月31日《北京日报》公开刊登言论称：“‘总书记’并非凌驾于党的中央组织之上的最高机构，强调集体领导。”北京市委书记刘淇公开出来为周永康站台，胁迫中共党书记胡锦涛和未来接班人习近平。
***
我们不妨对周永康和刘淇的行为做一点心理分析。周永康位列常委，已经跻身中共权力金字塔的塔尖，进无可进。为何要在临退之前的半年，和另外几位常委，特别是现任总书记胡锦涛以及继任总书记习近平对着干？刘淇已经年近七十岁，马上就要退休回家了，为什么也要做得罪胡和习的事？难道他们不知道党内斗争你死我活，这么做可能会搭上身家性命吗？如果风险高、收益小，他们这么做又为了什么？
这件事就和当时江泽民在退休之后一定要“江前胡后”的戏耍胡锦涛，和一定要主导人事安排是同一原因。这不是“血债帮”的选择，而是血债帮没有选择，只能孤注一掷。
“血债帮” 高层成员
江泽民集团除了四大迫害元凶（江、罗、刘、周）之外，在当时的中央中共政治局常委还有一批参与迫害的重要成员，包括曾庆红、李岚清、贾庆林、李长春、吴官正等。【8】在人数和权力分配上，钳制着胡温。
曾庆红，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党校校长，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1999年至2002年底任中共中央组织部（简称中组部）部长。曾庆红权力欲强、诡计多端，不但为江泽民在权力斗争方面出谋划策，如离间邓杨关系、整倒陈希同等，而且在迫害法轮功方面也是一肚祸水、满腹阴谋，是“狗头军师”。
看到镇压的迟缓进展情势，薄熙来的父亲薄一波给江出主意说：“政府在这件事情上工作很不力，这和鎔基同志不重视、不公开表态有关。”按照曾庆红的想法，朱鎔基在“四・二五”事件中亲自接见法轮功学员，他不出来讲话，会给外界造成党中央分裂的猜测。另外以朱的民望和信誉，如果支持镇压，可以让不少人倒向江泽民这边。曾庆红把这些分析告诉江泽民后，江立即把朱鎔基找去训话，大意是说，国务院部门“三讲”进行得很不得力，要朱鎔基把“三讲”当作维护执政党地位的运动重视起来。江泽民指责朱鎔基长期以来“不知道服从政治的大局，对党中央的政策有抵触情绪，消极应付。要知道，‘三讲’中最重要的就是‘讲政治’。镇压法轮功就是当前最大的政治。”江说，“鎔基同志，党中央要求国务院不但要‘讲政治’，而且要讲好，要把推广‘三讲’和当前最大的政治结合好，否则就是分裂党！”
从江办出来，朱鎔基十分沉默。不久以后朱鎔基还是违心地表态支持江泽民的镇压决定。
李岚清，他的儿子曾犯下十亿大案，被江泽民一笔勾销，江泽民以此威逼利用李岚清。
当时大多数政治局委员乃至常委都在迫害法轮功的问题上相当冷漠，李岚清也不同意江泽民迫害法轮功的决定。江泽民拿出党性和“亡党亡国”的帽子威逼李岚清，最终李岚清立场松动，同意了江的决定，成了迫害法轮功的专职机构“610”的首任最高头目。
贾庆林，一九九九年迫害法轮功开始之年，贾是中共北京市的市委书记，被江泽民批评为“如此麻木”。
贾庆林是赖昌星远华大案发生时的中共福建省委书记，被江泽民以惯用的“收买贪官以为己用”的方法保住官位，并调任北京市长、市委书记，为江泽民控制北京要地。贾庆林卖力追随江泽民的迫害政策，所以在2002年中共十六大上，贾庆林作为江的心腹升任中共政治局常委，还为江泽民“分管”政协，当上了政协主席。贾庆林与罗干、黄菊、李长春、吴官正等人一起牵制胡锦涛，并继续执行江泽民定下的迫害政策。
李长春，1998－2002年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2002年至今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主管宣传。
李长春开始时也是消极敷衍、低调对待，不愿和江一样被绑在历史的耻辱柱上。江泽民没办法，2000年2月只好亲自去广东督战。他批评广东对法轮功“镇压不力”、“软弱”，要李长春在政治局会议上做“检讨”，还亲自给深圳市委发传真要他们“守住阵地”。在江泽民和罗干的高压下，广东终于开始劳教法轮功学员
2002年10月，在江泽民的授意下，时任广东省委书记的李长春在《广东支部生活》上刊出文章，大谈江泽民的假造“过继”烈士儿子身份问题。一个月后，2002年11月中共十六大上，为江泽民漂白出身有功的李长春被提拔进了政治局常委会。
萨斯最初于2002年11月在中国南方爆发。“萨斯（SARS）”第一病例在广东被发现后，李长春（政治局常委，时任广东省委书记）为首的宣传部门百般遮掩隐瞒，疫情逐渐蔓延至其它省。
吴官正，在一九九九年迫害开始时任中共山东省委书记。在曾庆红的献计下，江泽民向吴官正施压加重迫害。吴官正为了升官，于是把山东变成全国迫害最严重的省份之一。法轮功学员陈子秀被迫害致死的案例就出现在山东，《华尔街日报》对此做了真相报导，并指出，吴官正与李长春都是中共十六大常委“人选”，但广东上访的法轮功学员人数不多，而山东上访的学员很多，于是中共高层向山东当局施压，吴官正为了顺利升任中共政治局常委，加剧山东省的迫害，直接导致第一宗法轮功命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