奢侈重庆:一座城市的时尚路线图

2013-11-03 10:14 作者: 李邑兰 蒋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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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国2013年11月03日讯】重庆职业经理人焦莼薏今年66岁,父亲曾是黄埔军校的军官,国民党高级将领薛岳的手下。她在重庆出生长大,同学中80%都是这样的家庭出身,有冯玉祥的孙子,国民革命军陆军上将杨森的孙女。同辈企业家中,还有卢作孚的孙子。

焦莼薏从小是喝着咖啡长大的,她的印象里,重庆灯火辉煌,母亲常常穿着旗袍,带着孩子们去当时上流人士出入的“沙利文”西餐厅吃西餐、“心心”咖啡厅喝咖啡。“文革”时期,重庆渐渐闻不到咖啡味,她偶尔去上海,看到有铁罐的可可粉卖,就买几罐回来给家人喝。

历史上的重庆一直很“洋气”。

1891年,重庆开埠,洋领事、洋行、挂洋旗的木船和轮船越来越多,洋货输入量也越来越大,直到辛亥革命爆发,外国在重庆设立的洋行、公司达到49家,进口货值也逐年上升。卢作孚创办的著名的民生轮船公司,一度承担了长江上游70%以上的运输业务,《中国近代航运史》中写道,重庆航运业的发展,“意味着广大遥远的人口与西方制造商之间以及主宰扬子江下游千百万人民及海口之间的自由而廉价的交通”,从而给重庆“商业带来巨大的利益”。

焦莼薏闻到“满城咖啡香”的时期,是重庆著名的“陪都”时期。1940年,国民政府明令重庆成为陪都,它成为战时的政治、经济、军事中心,各种西方的洋玩意汇集于此。国民党在重庆成立驿运总管处,建立了以重庆为中心的水、陆、空立体交叉的全国运输网络,使得重庆成为长江上游的交通中心。与此同时,工业重心也从上海转移到了重庆,带来了重庆人口激增和商品经济的繁荣。那段时期,重庆的大小公司、商店发展到近3万家,银行、钱庄多达162家。

1966年,焦莼薏高中毕业,进入南充炼油厂工作,那时重庆是四川省辖下的一座普通城市,骄傲和光环逐渐褪去。

1993年,焦莼薏46岁,在朋友力邀之下,她决定下海闯一闯。次年,重庆直辖,这座城市和焦莼薏一样,希望能与世界重新对话。

焦莼薏“下海”后的第一份工作是一栋高级住宅楼的销售,住宅楼位于重庆市区沿江的黄金地段。那时,一般住宅区的电表是1.5安培,焦莼薏建议改用10至20安培的大功率电表,这是国外住宅区的用电标准;再建议将电梯采用日立纯进口的电梯,最后老板全部采纳了她的意见。

“国际化是迟早的事情。”焦莼薏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她喜欢站在消费者立场上想问题, “如果我买了这个房子,十年以后怎么样?”

重庆再度“国际化”是从李嘉诚开始的。 1997年,香港回归,李嘉诚的和记黄埔地产在重庆政府的力邀之下,为刚刚直辖的西部重庆送去了一份大礼——在重庆最繁华的商业中心解放碑建成一座shopping mall,取名“大都会”。

shopping mall是超大型购物中心,不同于百货商场,是购物、餐饮、休闲、娱乐一站式的,1950、1960年代开始在美国盛行。中国大陆大规模兴建shopping mall是2000年之后的事,那时只有广州天河城属于这个概念,“大都会”的出现,当时在全国都是超前的,它至今仍是重庆的地标之一。

中国几乎无人不知这个“全球华人首富”,由他兴建的大都会,会产生大的品牌效应,大都会有意营造一种高端的购物环境,焦莼薏回忆,当时大都会使用的空调是美国进口的,六台干冷机组,“冷冻量超过了北京西客站。”重庆夏日酷热,大都会门口的街上好像都冒着冷气,许多人即使不购物,也喜欢坐在门口的台阶上蹭冷气降温。最后,大都会只好将单门改成了双重门,防止冷气直接吹到商场外。

那一年,焦莼薏成为“大都会”的客户服务部经理。她记得当时被重庆人当成最大牌的是女装品牌宝姿。后来是耐克、阿迪达斯这些运动品牌——李嘉诚从香港带来了代理集合店“名店运动城”。焦莼薏还要负责消费者的投诉,前天买的衣服就开线了;上个星期买的,扣子怎么就掉了。

重庆老百姓不认识某个品牌,但认识大都会,很容易觉得进入大都会的都是名牌。

1998年,真正的大牌开始进入大都会,其中最高端的是迪奥女装。迪奥是一个重庆商业地产商通过代理的形式引进的,所谓的“代理”,就是在香港甚至海外,以买手身份,一次性购买一两百万的货,回来再开一个店。此后,许多代理商如法炮制,阿玛尼、华伦天奴男装等品牌由此进入重庆市场。

新加坡驻渝商会会长吴适存也是被重庆政府请来的——作为轻轨车身包装专家。2003年,重庆兴建轻轨,想找专家对轻轨进行包装。他到重庆的第一件事,就是给市政府上课:“轻轨车身怎么包装?不是说把外观装得漂漂亮亮就好了,而是要保护你的车身,使它经久耐用,就需要贴膜。”

贴不贴膜,政府内部争议很大。那时,在中国建轻轨属于前卫,为轻轨贴膜更是前卫。几百斤膜全部从国外进口,造价比中国本土生产高30倍。经过一番复杂的争论、申报、评估,最后,这些轻轨车身全部贴上了进口膜。重庆政府展现出来的对外资的开放态度,让吴适存觉得这个内陆城市“很有希望”,他留了下来,在重庆一待就是十年。

吴适存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跨国企业、国际品牌作为一种资本语言,可以轻松打破地方政府与地方政府、城市与城市之间的壁垒:“重庆的水源由武汉管,火车、铁路问题由成都管,要解决水源、铁路运输问题,政府没法处理,但外企有办法。我们有投资武汉,打个电话给武汉外经贸委,让他们帮忙解决水源问题,我们有遍布全国的关系网。”

像中国大多数城市最初的发展路径一样,重庆从2003年起模式化地拷贝“国际化大都市”的标准,LV是标准之一。尽管重庆人有能力“把一栋别墅戴在手上”,但LV却迟迟没有进入重庆市场。直到2011年,经过至少25次考察,LV才终于在重庆开了一家旗舰店。开业当天,1500平米的LV购物区被挤 得水泄不通。 (南方周末记者 蒋彬/图)

2003年,焦莼薏离开了大都会,加入了重庆本土地产商龙湖地产。龙湖老总吴亚军希望在重庆江北区效仿大都会,打造又一个巨型时尚购物中心“北城天街”,焦莼薏被任命为“北城天街”商业总监,负责品牌引进。

那一年,重庆不再只满足于李嘉诚带来的“香港模式”,街头突然冒出了一些命名为“纽约·纽约”、“曼哈顿”的摩天大楼,充满了对西方最直接的向往。

“纽约·纽约”是重庆本土地产商方明带着相机到美国、日本、澳大利亚等国家商业中心考察一圈后,将“帝国大厦”搬回重庆的作品。“纽约·纽约的外形虽然酷似帝国大厦,但是也有自己的特色,比如塔尖就比帝国大厦要气派得多。” 方明当时对媒体表示。

像中国大多数城市最初的发展路径一样,重庆在模式化地拷贝“国际化大都市”的标准,比如星巴克、哈根达斯和LV。

星巴克1999年在北京国贸开设了中国大陆第一家门店,正式进入中国,2005年在成都开设了西南地区第一家咖啡店,当时还没有进军重庆的计划。

“一定要把它招进来。”焦莼薏坐在一家纯实木座椅的面包店里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这家面包店是她坚持招商进来,用进口面粉,号称每一种配料都是有机的,当天卖不完的,要么扔掉,要么送给有需要的人。这是现在的调调,而当年调调的符号,是星巴克。

“那个时候喝一杯星巴克咖啡很了不起,有一种炫耀的心理,我消费的是环境,星巴克在当时就是时尚的符号。”这是焦莼薏对中国市场的理解,但星巴克的美国标准是“快餐咖啡”,写字楼的白领上班前、中途休息时,来一杯咖啡,拿一个点心就走人。焦莼薏用一年时间说服星巴克在北城天街开了店。“在中国,星巴克一定要做改变。”她认为这句话起了关键作用。

符合中国人“大都会”想象的另一个品牌是哈根达斯。焦莼薏将哈根达斯中国区的负责人约到了刚开张的星巴克咖啡店里谈引进。潜台词是:“你看,星巴克也来了,你们有什么理由不来?”

最终,与星巴克比邻而居,哈根达斯冰激凌店在重庆开了第一家。开业当天,哈根达斯店外排起了长龙,创造了单店、单日全国最高消费纪录。

2006年,重庆大都会一层改装成了名表城,要引入瑞士斯沃琪集团旗下的钟表品牌,斯沃琪集团最初对重庆人的消费能力没有信心。名表城找焦莼薏出主意。焦莼薏直接将斯沃琪集团亚太区总裁带去参观了重庆的豪宅区,一大片联排别墅,一看,全卖完了。很快,斯沃琪旗下高级手表宝玑、宝珀、格拉苏蒂在重庆落了地。

在她看来,重庆人有能力把“一栋别墅戴在手上”,但LV还是迟迟没有进入重庆市场。

“高端奢侈品进入地方城市的方式,大部分是先由政府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再由政府引进有能力做符合奢侈品要求的高端商业地产公司建造购物中心,只有这两样都匹配,奢侈品才会入驻。”商业地产全程服务机构睿意德的高级董事王玉珂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2009年前后,政府对于住宅地产进行宏观调控,内地地产商意识到建造商业地产的重要性,真正转向时,才发现自己滞后在哪里。

“万达已经是中国非常好的商业地产,在武汉汉江新开业的万达广场,号称要做最高端的奢侈品,但开业出来的品牌最好的也只是MAXMARA。”王玉珂对南方周末记者分析,“万达自己号称是一个城市中心,但奢侈品不会去,奢侈品喜欢开在核心商圈。”

地理因素是限制西部城市升级的主要原因,其中最出名的例子便是兰州。

兰州目前仍没有一家麦当劳,更别说奢侈品牌了。兰州是一个沿黄河建设而成的狭长城市,两面都是山,极大地阻碍了扩展城市的可能性,有限的土地被征用后,地方政府无法通过扩张继续引进更高级的地产资本。2011年,为了鼓励资本来兰州投资,政府决定在离市中心两小时的区域建设兰州新区,这个新区需要把大量的山丘炸成平地。兰州政府把核心队伍搬到一片荒蛮中,不方便回家,官员晚上就睡在办公室里。

当时的重庆面临同样的问题,它的中心地带只有渝中区的解放碑,这块中心地带面积非常小,又被山包围,很难扩张。要迅速扩张,这无疑需要投入巨大的财力与物力。

对重庆的奢侈品消费市场来说,设置“两江新区”具有标志意义。

2009年2月,国务院发布了关于推进重庆统筹城乡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在这个意见里,继上海与天津之后,政府打算在重庆设置第三个国家级新区:“两江新区”。新区占地面积1200平方公里,包括了渝北、江北、北碚三个区。

这意味更多的土地被开发了出来。

为了吸引包括奢侈品在内的更多国际品牌、国际企业来重庆,2008年起,重庆开始声势浩大的“去本土化”建设。

一个例子是市树黄桷树被大量砍伐,换上了银杏树。

“换树运动”与重庆政府当时提出的建设“森林城市”的计划有关。“绿化城市需要提高树种的档次和质量”,高大挺拔、造型优美的银杏代表着一种更为高级的城市形象。“换树运动”被纳入了重庆各区县政府绩效考核的指标之内,考核直接决定每个区县的排名先后。

到2012年这四年时间,重庆共种植银杏2276.75万棵,一度导致银杏价格上涨五到六倍。

“换树”的同时还有“换路”。2010年5月起,重庆主城主干道被统一调整为灰色调,路段换成了青灰色的透水砖,路沿则由水泥换成大理石。

“它们让这座西部城市看起来就像是欧洲或者美国,秋天来了,银杏树叶变黄的时候,会非常美,政府希望重庆的景观能更具国际化。”一位前重庆规划局工作人员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换树”没有带来想象中大规模的美。重庆绿色志愿者联合会会长吴登明,接受媒体访问时曾说:“由于运输种植处理不当,潼南工业园区的银杏树几乎死光,渝遂高速公路潼南段耗资上千万元栽种的银杏树死了一半,铜梁双江镇栽的上千棵银杏树也死了一大半。”吴登明在沙坪坝三峡广场组织了一场行为艺术,让大学生缠上绷带化装成移栽进城病了的银杏树,反对“换树”。

建筑规模排名全国第二的重庆大剧院也在2008年破土动工。剧院选址在重庆江北区嘉陵江与长江交汇处的一块约10万平方米的三角形空地上,总投资近16亿元。

招标时,德国设计师冯·格康以“一艘江上行驶的巨船”的概念打动了甲方。为了保持巨船的外形完整,不能在外墙打出面积过大的孔洞,同时特制了一部巨型电梯,运载演出设备的车辆先开到地下,通过巨型电梯把道具音响运上舞台,重庆大剧院一位工作人员说,“单这一项开支每次演出就要多花费1万多元。外国设计师只有在中国才能实现这些宏伟的野心。”

外资显然乐于看到重庆表面发生的这些变化。新加坡人王建南是新加坡航空公司旗下子公司驻重庆的航站经理,重庆“唱红打黑”期间,他对大街上的警车印象深刻:“那些警车都是黑色的,跟美国的那种警车有点像。”在他看来,这代表着一种“安全感”,“国外的人来中国投资都有点担心,

因为欺诈很多,城市形象做好了,对外资来讲非常安心。”

2012年底,重庆批准的港资企业有2450个,占投资第一位,其次是新加坡资本。这其中大部分都是房地产项目。跟随这些外资商业地产一起进入的,则是政府期望已久的奢侈品牌。

南滨路是重庆南岸区著名的临江景观大道,有“小外滩”之称。从2010年起,在这条全长8公里的滨江大道上,相继落成了皇冠假日、喜来登、凯宾斯基等国际知名的五星级酒店,已经签约的还包括悦榕庄、香港文华东方酒店、美国希尔顿集团、喜达屋集团,未来南滨路上会有约13家五星级酒店扎堆。

在这些星级酒店之间,散布着美国哈雷摩托旗下的文化会所,江边停放着法拉蒂这样的顶级游艇。政府还在积极与宾利、法拉利等洽谈,希望他们将西南地区或者重庆市的经销总部放在南滨路,并计划筹建一个游艇码头,码头设计成两艘船,船是不移动的,游艇就靠在船边。

南岸区旅游局局长周旭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南岸区正在打造三条老街,米市街、慈云寺老街、弹子石老街。每条老街都竭力与“高端”挂钩。在米市街,计划让一些奢侈品牌在那里建立会所;弹子石老街则由香港置地和香港招商集团共同开发,他们引进两个品牌,杜莎夫人蜡像馆和海洋生物馆。

“现在我们对国际品牌是饥不择食。”南滨路管理委员会负责人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2011年,焦莼薏又换了东家,成为一家服饰公司的总经理。这家公司与台湾一个集团联手,在距离重庆江北国际机场10公里的一块8万平米的土地上,打造了中国西部最大的奥特莱斯“西部奥特莱斯”,看上去几乎就是法国一座小镇的微缩版,里面是浩浩荡荡的PRADA、FENDI、GUCCI等国际品牌,属于重庆市政府的重点招商项目;另一家奥特莱斯也在重庆南岸的经开区开工建设,投资方由美国、意大利和香港的地产商组成,名字取得颇有意味:重庆佛罗伦萨小镇。

也是这一年,重庆的“奢侈时代”正式开启:LV经过至少25次的考察,最终在与大都会同属解放碑商圈的时代广场开了重庆第一家旗舰店,几乎占据了时代广场临街橱窗一半的面积。

开业首日的盛况登上了重庆各大媒体的头版。照片里,LV近1500平米的购物区被挤得水泄不通。除了重庆本地顾客,还有不少从周边省市组团前来的“太太团”,一位专程从贵州遵义开了三小时车赶来的女顾客成了当天的新闻人物,她在LV店里买了3个女士皮包、1个帆布旅行包、2个钱夹,还有1条男士皮带,花费超过8万元。

各大高端奢侈品商场也在2011年瞬间开业。LV所在的时代广场属于香港九龙仓集团,九龙仓拥有连卡佛、美美百货等诸多重要的时尚集合店;澳门的彩虹集团联手重庆协信地产开发的“星光68”商场,则让重庆完成了从Bottega Veneta 到Gucci的招商;接下来台湾的新光三越集团将会带来PRADA旗舰店。

“重庆人不缺钱。”吕阿东是重庆本土知名的高级钟表经销商“瑞皇名表”的总经理,他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自己成功引进了积家旗舰店后,政府给了他30万元的奖励。

吕阿东如今办公的地点是重庆解放碑最高的建筑——IFC·英利国际大厦,从他的办公室窗外望出去,整个繁华的解放碑商圈就在脚下。20年前,他的公司还只是一间普通的钟表店铺,卖的大多是国产手表。

吕阿东几乎年年都去巴塞尔表展、日内瓦高级钟表沙龙订货,准确说是抢货:“每年订货金额翻番,回来之后感觉还是订少了,老外都不知道中国到底怎么了。”

第一年订来的货很快销售一空,第二年上半年订量提高了三成,很快卖光了,下半年将订量再提高三成,很快又销售一空。瑞士表没有代理制,采用单店授权方式,这个店销量好,品牌就会授权该店经营,吕阿东的“瑞皇名表”旗下四十多家店全部单店授权。

运动品牌代理商徐伟亮和他的宝胜国际在重庆代理过匡威、耐克等运动品牌,是重庆的纳税大户。徐伟亮觉得自己从事的门类和奢侈品相比,没有受到特别关注:“奢侈品的谈判非常有优势,它开店的装修费基本上是Shopping mall给的,哪怕这些装修费都是一两千万;九龙仓为了吸引它们来,还提供半年到一年的免租期。”

在解放碑,每当夜晚营业时间结束,所有店铺的灯光都熄灭,只有LV店铺外灯光彻夜明亮。“免租期内,电费也不用它管。”徐伟亮说。

2011年10月的香港特首市政报告中,第一次决定翌年在重庆设立一个联络处。2012年,重庆与香港进出口数字达到十亿美元,比2011年增长了2.5倍。

2012年确实是一个关键的年份。

马南杰是“重庆时尚发布中心”的总经理,这家公司位于重庆大剧院旁,是由重庆国有文化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主要控股的一家股份制企业,2010年10月份开始运营。

“时尚中心”瞄准的是重庆的奢侈品市场和富裕群体,专做珠宝、服装、手表、高端汽车、豪宅、地产等项目的新品发布和品鉴。2012年7月,“时尚中心”将米歇尔·奥巴马的御用华人珠宝设计师翁狄森从香港请过来,在重庆做了一次高级珠宝定制的活动。他们和建设银行合作,请来了30位银行VIP客户,每位客户银行存款都在五百万以上。那场高定活动结束后,当场产生了二百多万的订单,还有不少客户专程飞到香港,追加成套的定制。

重庆超级跑车俱乐部在全国超跑俱乐部里排名很靠前,一直比较低调,官方网站上发布的车主照片,每张脸上都打上了马赛克。

2013年初,重庆超跑5周年,是时尚发布中心帮忙做的庆典,其中一个环节,四十多辆法拉利、保时捷、阿斯顿马丁、兰博基尼级别的跑车在南滨路上巡游,还专为重庆力帆集团老总尹明善儿子尹喜地的豪车布加迪威龙,完成了一个发车仪式和庆典酒会。

焦莼薏举着一双球鞋对南方周末记者强调,她的“奥特莱斯”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奥特莱斯”打折店,这双标价2000元多人民币的意大利球鞋,和这里“意大利名品馆”的其他货品一样,都是“刚刚做出来就运到这里的意大利新品”。

重庆人,重庆周边二三级市场的消费者,甚至还有贵州人,或开车,或坐车,来这里扫货。“算上路费平均下来,到我们这里买东西,和去香港买东西差不多价钱,买得多还便宜。”焦莼薏说,西部奥特莱斯2012年的年销售额达到12亿。

“条条道路通重庆”,不能不提的是一条叫“渝新欧”的货运铁路线。

这条铁路线横跨欧亚,从重庆出发,由新疆出境,经过哈萨克斯坦、俄罗斯、白俄罗斯和波兰,直抵德国杜伊斯堡港,全长11179公里。它拉近的是重庆与欧洲的距离,重庆人还给了它另外一个名字:新丝绸之路。

2013年3月,一批装载着长安福特等汽车公司从欧洲进口的价值630万欧元的汽车关键零部件通过“渝新欧”运到了重庆,这也是第一批通过“渝新欧”运抵重庆的欧洲货。

“渝新欧”并非横空出世,它就是早已存在的南线“欧亚大陆桥”。欧亚大陆桥分为北线和南线两条:北线大陆桥也称第一欧亚大陆桥,从欧洲出发,横跨俄罗斯,到西西伯利亚,再进入中国东北;南线欧亚大陆桥是第二欧亚大陆桥,建成于1991年,从连云港起,向西穿过中国腹地,由新疆阿拉山口出境,经过哈萨克斯坦、俄罗斯、白俄罗斯等国,直达西欧。相比而言,南线对于中国货运更具优势,中国各地方政府一直想打通这条南线货运线,但没有实质性的推动。

打通“渝新欧”,最初是美国惠普公司出给重庆的难题。

2009年,时任重庆市副市长的黄奇帆与惠普高层见面。黄奇帆想将惠普等国际IT企业吸引到重庆来,在重庆建设年产1亿台笔记本电脑的生产基地。惠普最大的顾虑是运输成本。

航空运输是传统做法,重庆政府联系了中国民航局,将当时正在建设的江北国际机场第二跑道从3200米加长到3600米,专为货机航班满载起飞服务,还与多家航空公司合作,让其在重庆开辟货运航线,使每周在江北机场起降的国际货运航班达到四十多架次。

重庆成为西部航空枢纽的首要阻碍来自成都。直辖后,重庆想要成为国际航线枢纽,修改国际航线,必须要在全球范围内进行无数复杂的跨国商定,很多航空公司的考虑是:重庆和成都离得过近,一旦在其中一个城市设立了航线,是否真的有必要再去设另外一座?

而即使真的全部改线成功,航空运输也不足以满足大规模的笔记本货物运输。

惠普曾想通过连通欧亚的铁路线,把货物从上海运到欧洲去,真正实施起来,才发现运费高、时间长、通关手续繁复,只好放弃。

重庆决定打通这条线。2010年8月,黄奇帆亲自带队飞往北京,向海关总署、铁道部寻求协助,获批开设“五定班列”。“五定”班列相当于货运列车中的特快,其它货运列车都必须让行。

海关总署、铁道部一路绿灯,重庆设立了一个物流协调办公室,将哈萨克斯坦、俄罗斯、波兰、德国、白俄罗斯等国铁路、海关部门聚集到一起开会协商。六国铁道部共同商定下,这条从重庆出发的欧亚货运线被命名为“渝新欧”。

经过多轮反复谈判,六国共同签署了海关便捷通关协议:对从重庆发出的货物,只进行一次海关检查,这让重庆到德国的距离压缩到16天。

2011年4月,渝新欧铁路全线开通。目前每周常态运行1至2班,高峰时期每周3班。随后,由重庆交通运输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牵头,联合中铁、哈铁、俄铁、德铁等公司,在重庆成立了“渝新欧”公司。各国各占一部分股份,定期召开董事会,组织货物运输。在共同利益之下,“渝新欧”每个标准集装箱全程运费从最初核算的1.1万美元降到了7000美元左右。

黄奇帆曾算过一笔账:以前中国到欧洲的货物,90%以上都是先运到沿海,然后走海运到欧洲,需要40天左右,每个标准集装箱海运运费约为5000美元。“渝新欧”的运费虽然比海运贵,但节省了20多天时间,企业的资金可以得到更快的周转。

“中国的货物可以经渝新欧运往欧洲,欧洲的货物也可以运到中国,重庆就成为欧洲货物到中国的集散地,也会带来更多企业投资重庆。”黄奇帆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

目前,渝新欧铁路被称为“IT专线”,但重庆显然并不满足于只运出IT产品。

重庆政府新闻办公室外宣处处长王亚告诉南方周末记者,重庆的友好城市德国杜塞尔多夫市长带来的消息是,就在焦莼薏工作的西部奥特莱斯旁,将把原有的仓库改建为欧洲生活中心,把德国的刀、德国的锅,欧洲的奢侈品,“还有我们想不到的东西”都运到重庆来。

“友好”是重庆现在的关键词。焦莼薏说,重庆政府成立了一个“对外友好交流中心”,希望能跟米兰达成友好城市,几次找到焦莼薏团队,希望他们在米兰做几次活动和展览,先让米兰跟重庆“熟起来”,再通过“渝新欧”等各种“之路”把欧洲的时尚和生活方式送到中国,运到重庆。

那么重庆的什么能运出去?对重庆而言,现在来谈这些,也许“时机还不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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