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四川、山东、甘肃、安徽、贵州等省在一九五九──一九六二年的大饥荒中都是重灾区。但认真阅读五十年代统购统销的史料的读者还会惊讶地发现：这些地区同样是为党国发动的第一场“粮食战争”的重创之地。自统购统销政策出台，那里便出现了中共建国以来的第一场饥荒。(资料图片/看中国配图)
【看中国2013年11月07日讯】毛泽东时代历史真相的轮廓
《中国大跃进──大饥荒数据库，一九五八──一九六二》是我们这些在美华裔学者和中国国内学者一起为揭示历史真相、保存民族记忆的又一次尝试。也是继我们编撰、由香港中大出版的《中国文化大革命数据库，一九六六──一九七六》（二○○二──二○一○）和《中国反右运动数据库，一九五七──》（二○一○）以后的第三个大型电子数据库。它和文革、反右数据库一起，将是我们计划中的《中国当代政治运动史数据库，一九四九──》系列的前三个子数据库。我们还计划在今后的三年内完成这一系列的最后一个：《中国五十年代初期的政治运动数据库，一九四九──一九五六》。这样，整个当代中国史最风云变幻、也最灾难重重的毛泽东时代的历史真相的一个轮廓便被数万份原始资料客观地勾勒出来了。
编完这数千份档案，我不由对传统的大跃进──大饥荒的定义重新审视，发现它是自中共建国以来的一个基本政策──对粮食政策的延续和必然爆发。目下西方学界在分析作为战争要素和战略武器的“粮食”时，风行一种“粮食战争”观念（如近年来脍炙人口的美国康奈尔大学的拉吉‧帕特尔博士的《粮食战争：市场、权力和世界食物体系的隐形战争Stuffed and Starved：Markets, Power and the Hidden Battle for the World Food System》一书就是这一分析法的代表）。国内研究大饥荒的著名学者杨继绳在他的《墓碑》里也沿用过这一观念。作这一如是观：一九五九──一九六二年的中国大饥荒的实质，其实就是一场中国共产党及其掌握的国家机器对中国农民进行的一场长期的“粮食战争”。
战时经济：统购统销开启的祸源
中国共产党及其领袖们，是在马制了农民的全部粮食销售，由国家而不是由农民来决定上取得的天下。指挥战争和如何赢得这些“革命战争”一直是他们所有政策的中心基点，他们无意识的深层思维也大都是战争化的。为此，作为主要战略武器的粮食的征购便成了他们战争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接近全国解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国初期，就已经有不少因为中共新政权对农民过高征购粮食而引起的闹粮事件乃至大规模暴乱的报道和档案记载，如有三十余万农民参加的四川“温江暴乱”。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一九五九──一九六二年的大饥荒有一个从五十年代初就开始的由小到大，由个别地区到全国性灾难的发展过程，其起点是毛泽东和中共政府在一九五三年开始在全国强制推行的对粮食的统购统销政策。统购统销，顾名思义便是国家统他们必须交给国家多少公粮和余粮。如果需要，他们将被迫销售给国家他们的全部收成。而他们赖以存活的口粮，都要等到国家收集了公粮和他们的余粮以后再恩赐给他们的“返销粮”。这样，中国农民最具有讽刺意义的悲剧命运也就此注定了：作为粮食生产者，竟离开他们的产品──粮食产生了越来越远的距离；而产出食物的中国广大的农村，竟成了饥荒最严重的地方。
其实中共的“统购统销”制度，是苏共二十年代实行战时经济的“余粮征集制”的一种翻版。统购统销的产生，也和中国经历的战争──朝鲜战争有很大关系。首先，战争直接导致了向农民征收的公粮的增加。第二，战争造成军费暴增、支出浩大。战争所造成的额外经济负担首先是转嫁到了农民头上。第三，因为朝鲜战争，联合国在一九五一年五月十八日通过了对中国禁运的决议，这意味着中国无法在世界粮食市场上买到粮食，政府只能转向唯一的路径──对农民余粮的进一步剥夺来解决粮食问题。最后，朝鲜战争造成了一个以战争为基础的畸形的中国的工业体系（以国防工业为主）。
众所周知，四川、山东、甘肃、安徽、贵州等省在一九五九──一九六二年的大饥荒中都是重灾区。但认真阅读五十年代统购统销的史料的读者还会惊讶地发现：这些地区同样是为党国发动的第一场“粮食战争”的重创之地。其区别不过是灾难的规模大小而已。例如，四川温江地区在大饥荒中饿死达百万人。自统购统销政策出台，那里便出现了中共建国以来的第一场饥荒。一九五三──一九五四年的统购统销运动是中共及其政府对中国农民夺粮战争的第一轮。它造成了各地农民在人为的饥荒中经历的惊人的苦难：卖儿鬻女、逃荒他乡、饿死街头……据研究大饥荒的学者丁抒统计，在统购统销运动中至少造成了十万人的非正常死亡（被逼余粮而自杀或饿死）──但这还仅仅是这场灾难性的粮食战争的开端而已。
合作化和农民的全面抗争：闹粮、闹事、退社、暴乱
从“粮食战争”的角度来审视毛泽东及中共在一九五三──一九五五年间大力掀起的所谓中国农村的合作化运动的“热潮”，其本质不过是更有利于党国直接剥夺农民生产出来的粮食的一种战略而已。因为合作化，农民便失去了他们刚刚在土地改革中得到的土地和生产工具，而开始人身依附于党国的基层细胞──合作社及其干部了。这样，便完成了一种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到“普天之下皆为党产”的转变，统购统销便容易得多了。
值得一提的是，正是从全国农村完成了合作化的一九五六年开始到一九五八年更为狂热的人民公社运动之前。饿死人和非正常死亡的恶性事件就以相当规模地在全国各地发生，并有越来越大、越演越烈之势。据新华社《内部参考》和中央绝密文件的记载，便有几十次之多。例如，广西一九五五年和一九五六年有过较大规模饿死人的“临桂事件”和“平乐事件”（死两千余人）。再如，一九五七──一九五八年，云南也有过一个饿死和非正常死亡的曲靖专区的“陆良事件”，死亡近两万人。
长期以来，中国民间乃至学界流传着一种说法，认为中国农民太好了，对中共的错误政策长期以来没有反抗。一些别有用心的人甚至以“缺乏反抗”为理由来反证大饥荒的不存在。历史的真相是：中国农民对党国发动的这一场场粮食战争进行了一次次的反抗。自一九五三年“统购统销”政策出台始至人民公社运动之前，至少有过“闹粮”、“退社”和公开的“暴乱”三种形式的全国性的抗争。首先，是伴随着统购统销出现的大规模的“闹粮”或者“闹事”。原因是他们赖以糊口的口粮被政府过头地征购了。在一九五三年至一九五七年的新华社《内部参考》和中共的绝密文件里，至少有上百次的报导。
其次，滥觞于一九五五年、全面爆发于一九五六和一九五七年的农民要求“退社”（退出农业合作社）运动更是一次波澜壮阔的全国性的抗争风潮了。这次抗争的规模极大，一九五五年合作化开始不久，仅广东省“退社农户已达七万余户”，到一九五六年，“正在闹退社而尚未退出的共十二万七千余户”。一九五六年中共宣布全国实现了合作化，但是全国各地仍有百万计的农民抗争，要求退社。最后，据中共公安部的一个绝密报告披露，仅一九五七年就有过数百起中国农民的“武装暴乱”：一）中共剥夺农民的“统购统销”、“合作化”等政策是农民揭竿而起的直接原因；二）这些暴乱绝大多数已经有纲领、有组织、有武装，以反抗中共基层干部的残酷吏治为直接动因，以推翻中共的统治为长远诉求；三）这些暴乱的领导人绝不是什么“地主富农”，而是“新滋生的反革命分子”，即普通农民；四）就这些骚乱暴动的次数而言，这一报告透露一九五七年半年内就有数百起，而且参与人数最多者达数千到十万人不等。由此，从规模上来讲这已经呈现出走向农民和国家之间的全面“内战”的趋势了。当然，这种趋势很快被中共动用军队和警察等国家机器残酷地镇压下去了。
军事共产主义：“共产风”祸源
在以往不少分析毛泽东发动大跃进动因的研究中，都提到了毛企图借“大跃进”让国力得到超常规的飞跃，从而在国际共运中有实力取代刚过世的斯大林的领袖地位，这是有道理的，但更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在他一九五六──一九五九年间的多次讲话中，凡谈到大炼钢铁和农业大跃进，都常常同时谈到要准备可能到来的“世界大战”。
如同我们在前面有关朝鲜战争和统购统销关系的分析中所看到的那个怪圈：党国及其领导人发动和准备的对外战争，常常首先转化为对内对本国公民的灾难性的农业政策的转换。一九五八年八月，毛泽东在他到河北徐水县推动人民公社化的视察中，开始公开倡导军事共产主义的人民公社形式。既然整个农村都变成了军队和兵营，那当然就不允许有私人财产。于是，它便成为“共产风”（大规模没收农民私人财产）的祸源。另一方面，在所谓的“政社合一”和“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的口号下，党国赋予了各级干部军事指挥员的超常权力，使他们直接能够动用政府权力（如设立“劳改队”）甚至国家机器（如武装民兵），对农民进行任意的压榨欺凌。直至公共食堂──这一军事共产主义的怪胎的诞生，才彻底地剥夺了农民对自己口粮的最后使用权。甚至，全国各地都因办公共食堂而没收了农民的锅碗瓢盆，剥夺了他们的烧饭权。
浮夸风吹出了致命的灾难
“军事共产主义”的组织形式还赋予了各级干部在农业产量上吹牛浮夸的绝对权力。一九五八年是一个举国上下大吹共产主义牛皮的一年。然而，正是这些狂热的大跃进的牛皮吹出了致命的灾难：既然每个社队的粮食产量都是火箭式的上升，那么对国家的贡献也就应当成倍增长。于是就开始了极端的高估产和“先下手为强”的高征购，即庄稼一收割就送入国库。另外，各地还组织工作组和民兵组成“大兵团”到农民家里抄搜存量归公（或公共食堂）。这样，农民还有什么“余粮”可以维持生命？在大饥荒年代中常常出现这样不可理喻的矛盾场景：生产了粮食的农民活活就饿死在国家征购了他们产品的粮仓外──轻浮的牛皮造成了沉重的谋杀。
我要补充的是：党国对中国农民的持久的粮食战争具有其鲜明的特殊性和残酷性。其一，和目前国际政治中粮食出产国和农产品跨国企业利用粮食作为战略武器来影响别国的政策截然不同：当时这一场粮食战争是对内的，而且是针对本国粮食的生产者──农民的。直接地表现为无穷无尽的剥夺和榨取，人为地用暴力和国家机器制造饥荒。其二，它和中共以强烈的意识形态为主导的世界性的“革命战争”息息相关：因对内、对外战争的需要，对农民手里的粮食进行不合理的高征购。其三，在这一场对本国农民的粮食战争中，中共及其领袖们的思路和实践也完全是战争化或军事化的。无论是高征购粮食时的“先下手为强”的做法，还是在“反瞒产私分”中──剥夺农民家中维持生命的仅有的余粮──的“大兵团作战”的战术，抑或在人民公社时期干脆把全国农村都变成军事化的兵营，以致把农民的任何口粮乃至锅碗瓢盆都没收到“公共食堂”去严加控制的战俘营式的管制，都无可辩驳地凸显出在实行这一粮食政策过程中的战争化的特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