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国2013年11月10日讯】千古明君用贤纳谏
唐太宗李世民称帝之后，改年号为贞观。他任人唯贤，从谏如流，实行轻徭薄赋、蔬缓刑罚的政策，终于促成了国家富强、社会安定、百姓安居乐业的升平景象，史称“贞观之治”。他先后出兵打败了北方的突厥和西面的吐谷浑、高昌国，既解除了外来威胁，又拓展了疆域。以广阔的胸怀接纳了众多少数民族，他曾说过：“自古皆贵中华，轻夷狄，朕独爱之如一。”对外交往四通八达，出现了“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的盛况。丝绸之路再次承载了文明交流的重任，景教、伊斯兰教、摩尼教大概在此时传入中国，受唐文化影响最大的是朝鲜和日本，日本的“大化改新”正是在“遣唐使”的影响下发生的。
隋朝崇尚佛、道，而比较轻视儒学。隋文帝仁寿元年（601年）下诏废除京师及郡县的大小学校，只保留京师国子学一处，学生名额仅70人。隋朝一度推行的以考试儒学经义来选拔士人的制度也被停止，儒生的出路几乎断绝。唐太宗即位之后，吸取隋朝的教训，大力提倡和推崇儒学，设立弘文馆、增修学舍、扩大国子学、大学、四门学的生员名额，增设书法、算术等课程。从公卿、贵族到普通人家的优秀子弟，都可选送进入不同的学校学习。又召集天下名儒到京师当学官。当时四邻各国也都派贵族子弟来入学，一时生徒多达万人，把儒学推向了前所未有的极盛时期。
太宗与群臣讨论消灭强盗，有人主张制定严刑峻法，太宗不以为然。他认为百姓之所以做强盗，是因为徭役太重，官吏贪暴，以至于饥寒交迫，才铤而走险，所以应该减轻赋税和徭役，整顿吏治。几年后，天下果然太平，路不拾遗，夜不闭户，人民安居乐业。
太宗曾对身边的大臣说：“君主依靠国家，国家依靠百姓。剥削百姓侍奉君主，就像割下身上的肉来充饥，吃饱了人也死了，君主富足而国家灭亡。所以君主的忧虑，不来自于外界，而往往是在自身。欲望多则花费大，花费大则赋税繁重，赋税繁重则百姓忧愁，百姓忧愁则国家危殆，国家危殆则君主不保。朕经常考虑这些，所以不敢放纵自己的欲望。”
由隋炀帝的挥霍无度相反，唐太宗李世民在贞观初年为使百姓休养生息，恢复生产，他自己的生活用度非常节俭。他反对大兴土木，营造宫殿，这是吸取了隋炀帝等前朝帝王耗费民力、损害百姓以致灭亡的教训。尽管他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但他从即位开始，便注意戒奢从俭，以减轻百姓的负担。他所住的宫殿，还是隋朝时所建的旧宫殿，历经战火焚烧，早已破旧。按照惯例，新王朝国君都要大兴土木，另建新宫，至少也要将旧宫修复装饰一新。但是唐太宗一直不许兴建新的宫殿。太宗患有“气疾”，所住的宫殿潮湿，夏暑秋凉，容易引起旧病复发。贞观二年，有大臣从爱护他的健康出发，奏请朝廷“营一阁以居之”。唐太宗却说：“我有气疾，确实不宜居住潮湿的宫殿，可是要大兴土木，必然浪费人工与钱粮，这不是为天下之君所应做的事。”大臣们虽一再奏请，太宗仍坚持不准。贞观初年基本上没有兴建甚么大的工程。不仅如此，在洛阳遭受水灾时，百姓房屋被冲毁，太宗还下令拆掉洛阳一些宫殿，将木材分给受灾百姓，以供修房之用。而洛阳宫殿被大水冲坏后，只是稍加修缮而已。由于唐太宗带头节俭，反对奢侈，影响了许多大臣。在贞观君臣中，崇尚节俭蔚然成风，百姓得以安居乐业。贞观时期的经济、文化达到鼎盛，为世界瞩目。
贞观十五年，唐太宗遣使赴西域册封叶护可汗，同时另派人携重金去买马。大臣魏征进谏说，这好像是为了西域宝马而册封，不是为了西域安宁：“诸蕃闻之，且不重中国……若陛下惠及四海，则（至宝）不求自至；求而得之，不足贵也。”大宗听了，连忙下令停止买马（《贞观政要．纳谏》）。那时候虽然唐朝国力天下第一，国君则连马都不敢向西域轻买一匹。因此，贞观盛世的形成与唐太宗的节俭措施有密切的关系。
太宗神采英武刚毅，群臣觐见的时候，都诚惶诚恐，敬畏非常。太宗知道后，每次召见大臣奏事，都神色温和，希望听到规劝诤谏。
贞观四年（630年）四方民族首领要给唐太宗上尊号，称“天可汗”。太宗说：“我是大唐的天子，又要负责可汗的事务吗？”朝廷群臣及各族首领一起高呼万岁。由于得到了各方首领的认可和拥戴，从此以后，太宗给西北各族首领的玺书中，都自称“天可汗”。在中国历史上，帝王虽然能平定中原，却不能臣服戎、狄，而使夷人滞留中原，甘愿事君者就更为少见。太宗因此询问手下﹕“我的才能不如古人，但是功绩却超过了前代帝王，我不明白其中的原由，请诸公能直言相告。”大臣们纷纷称赞太宗的英明如同天地日月。但是，唐太宗却说：“不对。我能够超过前代的帝王，是因为我具备五种品德。自古帝王大多妒嫉胜过自己的人，然而，我看见他人善良的品德，就如同自己的优点一样珍惜。我看到他人的能力，自己不能兼备，我常常放弃他的缺点，而采用他的长处。君主往往引进贤能的人，就想把他置于自己的怀抱中；罢黜不肖之人，就想把他推下悬崖。而我尊敬贤能的人，怜悯不肖之人，这样贤能的人与不肖之人各得其位。很多君主讨厌正直的人，暗地里进行杀戮，没有哪个朝代能避免。自从我做皇帝以来，正直善良的人，比肩于朝，没有一位被罢黜的。自古以来，中原的皇帝皆重视华夏民族，蔑视夷、狄少数民族，然而，唯独我爱之如一，所以他们依恋我，就如同依恋自己的父母一样。这五种品德，使得我取得了今天的成功。”
贞观时期国家安定，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据《资治通鉴》记载，贞观四年（630年）一斗米不过三、四钱，全年死刑犯仅二十九人。贞观王朝是唯一不歧视商业的封建王朝，还给商业发展提供了许多便利条件，这进一步地体现了李世民的高瞻远瞩之处。在贞观王朝的倡导下，商业经济有了迅速和长足地进展，当时世界出名的商业城市，有一半以上集中在中国。除了沿海的交州、广州、明州、福州外，还有内陆的洪州（江西南昌）、扬州、益州（成都）和西北的沙州（甘肃敦煌）、凉州（甘肃武威）。首都长安和陪都洛阳则是世界性的大都会。贞观时期政绩的总结《贞观政要》成为日本和新罗帝王的治国教科书，亦为后世君主模彷学习的对象。
从谏如流注重法治
唐太宗执政之后，任用贤臣，虚心纳谏，即使臣子言辞过激，也不加罪，因此群臣敢于冒犯龙颜，直言唐太宗治国得失。太宗在纳谏时展现了千古明君的坦荡心胸和从谏如流的品德，他曾经对公卿说：‘人想看见自己的样子，一定要借助明镜。君主想自己知道过失，一定要依靠忠臣。如果君主刚愎自用，自以为贤，大臣阿谀奉承，刻意迎合，君主就会失去国家，大臣又怎能独自保全？希望你们勇于进谏，要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贞观元年，太宗对侍臣说：“正直的国君任用了奸邪的臣子，不能使国家达到治平；忠正的臣子侍奉邪恶的国君，也不能使国家达到治平；只有正直之君遇到忠正之臣，如同鱼得到水，这样天下就可安定。我虽然不聪明，幸而有你们多次匡正补救，希望凭借你们耿直的进言，使天下达到太平。”谏议大夫王珪说：‘我听说木头经过墨线就能锯直，国君采纳规谏就会圣明。所以，古代的圣明君主一定有直言谏诤的臣子七个，向国君进言不被采纳就要以死相谏。陛下开启圣明的思虑，采纳鄙陋之人的意见，愚臣处在这个没有忌讳的朝代，实在愿尽自己愚劣的能力。’大宗称赞王珪说得好，下令从今以后宰相进宫筹商国家大事，一定让谏官跟随进去，让他参与其事，预先了解国家大事。如果有所规谏，一定虚心采纳。
唐太宗十分注重法治，他曾说：“国家法律不是帝王一家之法，是天下都要共同遵守的法律，因此一切都要以法为准。”作为一位万人之上的君主能够说出这样一番话来，唐太宗不愧是一位开明的皇帝。法律制定出来后，唐太宗以身作则，带头守法，维护法律的划一和稳定。在贞观时期，真正地做到了王子犯法与民同罪。执法时铁面无私，但量刑时太宗又反复思考，慎之又慎。他说：“人死了不能再活，执法务必宽大简约。”由于太宗的苦心经营，贞观年间法制情况很好，犯法的人少了，被判死刑的更少。
房谋杜断，励精图治
房玄龄
在内政方面，唐太宗推行均田制与租庸调制，提升农业发展。在职官制度上，改良隋朝的制度，形成三省六部和科举选士制，限制皇权发展与贵族世袭等恶习。
治国安邦，贵在得人。唐太宗深明此理，故而求贤若渴，特别注意举贤授能。即使是反对过自己的人，只要有治国才能，他都大胆任用，而且用人不疑。唐太宗不计出身，放手任用一大批精明强干的大臣，文臣有房玄龄、杜如晦、长孙无忌、魏征、马周、高士廉和萧瑀等，武将有李靖、尉迟敬德、侯君集、程知节、李绩和秦叔宝等人。此外，唐太宗还派官员四处询问百姓的生活情况，然后把各官员的功过写在屏风上，以便褒贬。
房玄龄原为隋朝旧臣，在隋朝为官时担任隰城的县尉。后来因事获罪被革去官职，派遣到上郡为官。一次，唐太宗到陕西巡游，房玄龄听说后就到军营门口拜会。唐太宗对他一见如故，任命他为渭北道行军记室参军。房玄龄蒙受知遇之恩，决心涌泉相报。当时，每次打了胜仗，大家都忙着各处搜集财宝，只有房玄龄首先收拢人才，将富有谋略和骁勇善战的人安置在他的幕府中，私下与他们结为朋友，共同为李世民效力。他多次担任秦王府记室，兼任陕东道大行台考功郎中。房玄龄在秦王府十几年，都担任记室一职。当时的太子和巢刺王因为房玄龄和杜如晦深得李世民的重用，心怀嫉恨，就在唐高祖面前恶语中伤，于是房玄龄和杜如晦遭到了打击排斥。后来太子发动叛乱，李世民秘密召见房玄龄和杜如晦，让他们穿上道士的衣服，派人暗中将他们带入内宫商议对策。叛乱平定之后，李世民成为东宫太子，就请房玄龄担任太子左庶子。
贞观初年，李世民提升他为中书令。贞观三年，又封他为尚书左仆射。同时，命他撰写国史，封为梁国公，食邑一千三百户。房玄龄为官兢兢业业，负责百官的任命，责任重大，常常夜以继日地工作，不在政务上出现半点闪失。他待人宽厚，胸襟宽阔，看见别人比自己出色，也从不嫉妒。他富有才识，撰写的国史文采出众，审定的法令宽容公平。他在德行方面也为人称道，对人从不求全责备，不以自己的标准去苛求别人，不分亲疏贵贱，一视同仁，因此被众人赞誉为良相。贞观十三年，他又被尊为太子少师。
房玄龄担任宰相之职共有十五年，其间，他多次上书辞官，唐太宗都未允许。贞观十六年，他又被封为司空，仍然总管朝政，著述国史。不久，房玄龄又以年老为由，提出辞官，唐太宗派使者回复一封信，上面写道：“你担任丞相这么多年了，很多大事我都能够放心地交给你处理，假如没有了你这个良相，我就像失去了双臂一样力单势薄。如果你的精力允许，就不要解甲归田。如果有一天你真的感到力不从心了，再上奏告诉我也不迟。”看过这封言辞恳切的信，房玄龄终于打消了辞官的念头。后来，唐太宗回顾艰难创业的岁月，良臣辅佐自己所立下的卓越功勋，不禁感慨万千，写下《威风赋》赐给房玄龄，由此可见他们君臣之间深厚的情谊。
杜如晦也是开创贞观之治的主要谋臣之一。他深受唐太宗的重用，是凌烟阁二十四功臣之一,唐初名相。李世民作为天策上将统兵东征刘武周、宋金刚、王世充等割据势力之时，杜如晦每每随行，为之参谋帷幄，决胜于疆场。他遇事善断，处理公务迅速无误，是同僚中最为干练的人才。武德四年（621）10月，唐太宗设立了文学馆，置十八学士，杜如晦被选为十八学士之首。当时权力之争激烈，战事很多，每次杜如晦都能为太宗出谋划策，提出良好的建议，令人十分佩服。后来，他被封为天策府从事中郎，兼任文学馆学士。
在平定太子的叛乱中，杜如晦和房玄龄功劳最大，杜如晦被提升为太子右庶子。不久又迁任兵部尚书，封为蔡国公，食邑一千三百户。贞观二年，他担任检校侍中。贞观三年，拜为尚书右仆射，兼任吏部选事。他和房玄龄共同掌管朝廷的政务，品选官吏，好评如潮。有关修筑宫殿的规模、典章制度等事情，都由二人商议决定。时称如晦长于断，玄龄善于谋。“房谋杜断”，两人配合默契，同心辅佐太宗，后世论及唐代良相，首推房、杜。
贞观诤臣魏征和王珪：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魏征
唐太宗纳谏之风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昭示闻谏之诚，倡导直谏；二是纳谏方法得当，兼听则明；三是注重纳谏效果，择善而从；四是完善纳谏制度，畅达言路。
太宗曾经对侍臣说，“我读《隋炀帝集》，文辞深奥博大，隋炀帝也知道赞扬尧舜批评桀纣，为什么做事就不是这样呢！”魏征说，“皇帝即使是圣人，也应该谦虚接受别人的意见。这样，智慧的人会献出自己的谋略，勇敢的人也会竭尽全力。隋炀帝仰仗自己有才十分骄横和自以为是，说的是尧舜的话，做的却是桀纣的事，还不自觉，最后导致灭亡”。太宗说，“这些事情过去没有多久，我们得记住其中的教训。”
魏征，武德末年做太子洗马，曾是是太子李建成的心腹之臣。当他看到太宗同隐太子李建成暗中倾轧争夺，常劝建成早做打算。太宗杀了隐太子后，把魏征叫来责问：“你为什么要离间我们兄弟？”当时大家都替魏征担惊受怕，魏征慷慨自若，不慌不忙地回答说：“皇太子如果听了我的话，肯定不会有今天的杀身之祸。”太宗听了这话肃然起敬，对他分外敬重，提升他为谏议大夫，多次把他请进卧室，向他请教治理国家的办法。魏征本有治国的才能，性情刚直不阿，绝不随便放弃自己的主张。太宗每次和他交谈，从来没有不高兴的。魏征欣幸遇到了赏识自己的君主，竭尽才力来效劳。太宗又安慰他说：“你以前直言劝谏前后二百多件事，都称我的心意，不是你忠心为国，怎能如此？”
贞观三年，魏征几次升迁做上秘书监，参预朝政，深谋远虑，起了很好的作用。太宗曾对他说：“论你的罪过比当年管仲射中齐桓公的带钩还要严重，而我对你的信任却超过了齐桓公对管仲的信任，近代君臣之间融洽相处，难道还有谁能像我这样对你吗？”贞观六年，唐太宗驾幸九成宫，设宴招待亲近的大臣，长孙无忌说：“王珪、魏征，过去侍奉隐太子，我见到他们就像见到仇敌一样，想不到今天能在一起参加宴会。”太宗说：“魏征过去确实是我的仇敌，但他能为侍奉的主子尽心出力，这是很值得称道的。我能够提拔重用他，自比古人应无愧色！魏征常常不顾情面恳切劝谏，不许我做错事，所以我器重他。”魏征再拜说：“陛下引导我提意见，我才敢提意见。如果陛下不接受我的意见，我又怎么敢去犯龙鳞、触忌讳。”太宗龙心大悦，赏赐每人十五万钱。
贞观七年，魏征替代王珪任侍中，加封到郑国公。不久因病请求辞去所任的官职，只做个闲职散官。太宗说：“我把你从仇敌中选拔出来，委任你中枢机要的职务，你看到我不对的地方，从没有不劝谏的。你难道没看到黄金埋在矿里，有什么可贵的呢？若遇上高明的冶金工匠把它锻炼成器物，就会被人们当做宝贝。因此我把自己比作黄金，把你当做高明的冶炼工匠。你虽然有病，但还不算衰老，怎能想就此辞职呢？”魏征听了只好作罢。后来又坚决要辞职，太宗同意解除他侍中的职务，任为特进，仍旧管门下省政事。
贞观十二年，太宗因为皇孙诞生，下诏宴请公卿大臣，太宗在酒席间极其高兴，对大臣们说：“贞观以前，跟我平定天下，转战于艰险危难之间，房玄龄功劳之大是没有人能比得上的。自贞观以来，对我竭尽心力，进献忠直之言，安定国家，造福百姓，成就我今天的功业，被天下人所称道的人，就只有魏征了。即使古代的名臣，也不过如此罢了。”于是亲自解下佩刀赐给他们二人。庶人承干在东宫做太子时，不讲品德不干好事，魏王泰越来越得到宠爱，内外百官对承干是否还能做太子都有疑议。太宗听到后很厌恶，对侍从的大臣们说：“当今朝臣之中，讲忠诚正直没有比得上魏征的，我派他做皇太子的师傅，用来断绝天下人的想法。”贞观十七年，就任命魏征做太子太师，仍旧管门下省的政事。魏征陈述自己有病，太宗对他说：“太子是宗庙社稷的根本，一定要有好的师傅，所以挑选你这样中正无私之臣，作为太子的辅弼。我知道你有病，不妨躺在床上来教导太子。”魏征只得就职。
不久魏征得了重病，他家里原先没有正厅，太宗当时本想给自己建造一座小殿，就停下工来把材料给魏征造正厅，五天完工。又派宫中的使者赐给他布被和素色的垫褥，以顺从他的喜好。过了几天，魏征去世，太宗亲自到他的灵柩前痛哭，追赠他为司空，赐谥号文贞。太宗亲自给他撰写碑文，还亲笔书写在石碑上。又特赐给他家食实封九百户。太宗后来常对身边的大臣们说：“用铜作镜子，可以端正衣冠；用历史作镜子，可以知道历代兴衰更替；用人作镜子，可以明白自己的得失。我常常保有这三面镜子，用来防止自己犯过错。如今魏征去世，就失掉一面镜子了！”因而哭了很久。于是下诏说：“过去只有魏征，经常指责我的过错。自从他去世后，我虽有过错也没有人敢公开指出。难道我只在过去有错误，而今天全是正确的吗？恐怕还是百官苟且顺从，不敢来触犯龙鳞吧！所以我再次虚心征求意见，以便清醒头脑进行反省，你们直言劝谏了而我不采用，我愿承担责任。我需要采纳忠言而大家又不说，这个责任谁来承担？从今以后，大家都得竭尽忠诚，我如有对或不对的言行，你们要直言劝谏不要保留隐瞒。”
王珪，武德年间曾担任太子中允，太子李建成对他礼遇有加。后来由于李建成阴谋作乱之事所牵连，王珪被流放到云南嶲州。李建成被诛杀后，太宗即位，王珪被太宗召回，拜官为谏议大夫。作为臣子，王珪忠心耿耿，尽职尽责。他所进献的言论，多被太宗采纳。王珪曾经上书批评太宗过失，太宗说：“你所谈论的，一一点中我的过失。自古以来，没有哪一个国君不想把自己的国家治理好，永享安定太平的。然而，他们的愿望都没有实现，不是他们看不到自己的过失，而是因为他们看到了自己的过错却不能改正的缘故。现在我有过错，你能直言不讳，我也能知错就改，何必担心国家不能长治久安呢？”
贞观元年，王珪官至黄门侍郎，参与国家政务，并兼任太子的老师。第二年，王珪又被提升为侍中，与房玄龄、魏征、李靖、温彦博、戴胄一起处理国家政事。一次，他们六人与太宗一起进宴，太宗问王珪：“你识别能力很强，尤其擅长谈论和评价别人。从玄龄开始，你一个个给我评价一下，也可以估量一下你们中间谁最贤德能干。”王珪回答说：“为国兢兢业业，干事果断精明，我比不上玄龄。以纠正偏颇为任，犯颜直谏，为皇上无法与尧舜的圣明比肩而感到羞耻，我比不上魏征。文武全才，既能带兵又能治国，文韬武略俱佳，我比不上李靖。奏章严密清楚，言行有理有据，规规矩矩，没有疏失，我比不上温彦博。处理纷繁复杂的事务，有条有理，万无一失，我比不上戴胄。可是对于弘扬正气，惩恶扬善，疾恶如仇，我比起各位，也有我自己的独到之处！”这番话深受太宗称道，感慨地说：“卿如常居谏官，朕必永无过失。”在座的诸位大臣也各抒己见，都认为他评价得恰如其分，十分准确。
王珪一生崇尚儒学，以儒家忠孝仁义礼等自励，是唐初有名的诤臣之一，王珪任谏议大夫时，推诚尽节，多所献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