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崛起”进入撞墙期

2013-11-12 07:42 作者: 吳介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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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国2013年11月12日讯】20几年来,高速成长的中国经济,缔造了傲世数据,“中国崛起”、“北京共识”、“中国模式”等行话随之传播全球;但近年似乎进入了撞墙期,长期仰赖的成长模式遇到瓶颈,总体经济结构亟需转型。

中国崛起,需要足够的财政能力支撑,财源一方面来自税收,另一方面是外汇积累;两者皆由快速成长的发展模式所促动。在1994年以前,中央依靠地方征税上缴,地方大,中央小,尾大不掉(政治学上所谓的“代理人难题”);1994年税改,区分“国税”与“地税”,并在全国各地设立国税局,从此中央掌控大块税收。另一项主要财力指标是外汇储备。中国目前有全世界最多的外汇存底,高达3兆多美元,其中1兆多购买美国国债。积累外汇存底需要畅旺的出口贸易。那么,促进出口制造业的资本、技术、市场,从哪里来?

从“小打小闹”开始

故事要从广东起头。1980年代,趁著广东开放外资的机会,港商首先进入,带动加工贸易,打开一个对外开放的“缺口”,把原先“沉闷的经济”搅动起来,进而不断蔓延扩大。台资也乘此势头进入深圳和东莞,把资本、技术和市场带进中国,利用廉价的劳力和厂房成本,使“夕阳工业”获得第二春,并在企业规模上大举扩张。当时看似“小打小闹”的劳力密集产业,例如制衣、制鞋、箱包、家具、塑胶等等,利用“来料加工”的“制度创新”(中国式OEM),享有免税优惠而遍地开花,地方干部当起土地房产与劳动力(外来民工)的掮客,大赚工缴费、土地批租费与管理费,中国政府则赚到外汇。

回头看,摸石过河的广东模式或许是一场意外,不过,1990年代的政策则是有意地循威权发展的思路进行。1989年天安门镇压之后,中国在国际上孤立,市场经济发展受挫,却在港台商云集的广东模式中找到灵感。1992年,中国政府决定扩大外向型政策,启动沿海发展战略,开放上海与长三角地区,并经由“加工出口工业化”策略,压低工资与其他要素价格,吸引外商投资,推动出口创汇。1994年,北京将人民币大幅贬值以利出口,同时取消汇率双轨制。短短几年,中国摆脱了以往经常面临的入超,从一个“外汇短缺国家”,蜕变为“外贸盈余国家”(参见图表);整个1980年代,仍有7个年头外贸呈现赤字;1993年也是入超;从1994年起出口畅旺。

出超加上不断涌入的外国资金,推高了外汇储备,1986年只有20余亿美元,1991年上升到200余亿美元;随着加工出口模式的成熟,在最近十年飙速累积外汇,2010年已超过2兆美元。如此巨资使中国有能力在全球大肆采购物资、并购公司,以致其国际经济行为在南美和非洲被指为“新殖民主义”。

“加工出口模式”面临耗竭

加工出口模式快速散播到整个东部沿海地带。1990年代中后期,制造业外资开始向北部署(从珠三角到长三角地区、环渤海湾地区),近年来则进一步内移或外迁。广东在出口创汇上至今仍占重要地位;近年,面对逐年调升的工资、以及劳动与环保标准的提高,高剥削的劳力密集型产业走到了尽头,几年来发生不少恶意关厂。从台商的角度,今天中国沿海的劳力总成本即将追上台湾。富士康将制造重心移到内陆,也寻求在印尼设厂,深圳龙华的厂区则裁员数十万人,人去楼空景观荒芜;而指标性的制鞋大厂裕元则逐年削减生产线,外移到东南亚,同时关闭内陆厂房。裕元这两年在中国的生产比率,由38%降低到25%,越南厂的产量已经超过中国。这个趋势使得专家大胆预测:“中国沿海10年内加工厂会消失。”

在长三角地区,我们也观察到类似的产业结构调整。在官方政策的驱动下,一些劳力密集台资厂将制造基地往内地移动,有些尝试建立品牌,开拓内销市场。这些台资企业兼采代工厂、发包贸易商、电子商务、房地产商等多角化经营,以转换谋利方式。但是,从外销转做内销,“困难度不下十倍”,资金周转、打品牌、设铺货点、回收帐款、打点政商关系,跟陆资厂进行短兵相接的肉搏战,每个环节都布满陷阱。相形之下,“做外销好比安逸的行业”。

2011年的统计显示,尽管中国近年仍有大规模出超,净出口对GDP的增长率不仅没有贡献,而且是负数;相较之下,资本形成促成4.4%的GDP增长,消费则贡献5.3%。也就是,中国经济的成长仍然大幅仰赖资本投入,尤其是政府的基础建设,扮演了核心角色。中国的资本形成率(资本形成占GDP比例)是48.5%,而一般中等收入国家的平均值是29.4%(2011年);消费率只有38.4%(2010年),远低于世界平均值。可见中国的“国家资本主义”性质极为突出:高资本积累率与高储蓄率(除了民间储蓄,还包括高比例的国营企业与政府储蓄)。“中国梦”的现实写照是国家之梦,而非个别国民:大众消费被国家资本积累严重排挤。

根据消费力定价

欧美消费市场疲软,节节升高的要素价格,连同海外竞争者的兴起,使加工出口成长模式遇到了瓶颈;中国政府在“十二五规划”(即第十二个五年规划,从2011-2015年)转而强调内需与消费,调高一般贸易的比重,并增强进口。但一般市民、劳动大众因为薪资所得不高,购买力有限。近年沿海地区的工资,虽然以每年成长10-15%,却仅够补回过去20年因通膨损失的购买力,几乎跟不上飙涨的物价。东莞小餐馆的价位,和台湾的热炒店相当;上海市内最便宜的牛肉拉面(在面上铺了两小块薄切如纸的牛肉)一碗相当台币4、50元,酒吧一小瓶进口啤酒台币200多元。沿海地区一般作业员民工,正常工时外每个月加班100小时,薪资约莫台币一万五。这样的物价,谁在消费?物价飞涨的部分原因来自庞大贸易顺差,出口赚取的外汇被强制转换成人民币(中国仍不允许自由兑换),增加了货币供给而导致通膨压力。对比工薪阶级的购买力不足,上层阶级的炫富消费,不禁使人们感叹:“在中国,不是看成本定价,而是依照消费力定价,你卖他便宜,反而是瞧不起他。”

在这个国家,炫耀性消费蓬勃发展,而大众消费却成长迟缓。巨大的反差,让仇官和仇富的妒恨心境,有了孕育的温床。

(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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