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颢:理学家的另一面

2013-11-14 21:11 作者: 晏建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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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国2013年11月14日讯】儒家哲学至宋代,发展为格物致知、明心见性的“程朱理学”,朱指朱熹,程指“二程”,即程颢、程颐兄弟。作为“二程”的兄长,程颢从小聪明好学,十五六岁时,师从道州(今湖南道县)周敦颐,研经习道,发奋钻研,一生不辍,“于是,上自帝王传心之奥,下至初学入德之门,融会贯通,无复余蕴。”(《宋史•程颢传》)终成一代大儒,对中国政治思想和哲学思想产生了重大而的影响,被奉为“先贤“,祀于孔庙东庑第38位。让人惊异的是,程颢不仅仅是一位理学家,还是一位精通治道的地方官员,不仅仅是位思想家,更是一位实干家,他在州县基层任职多年,心怀天下,政绩卓然。

初出茅庐的断案高手

程颢(1032—1085年),字伯淳,河南洛阳人。宋仁宗嘉祐二年(1057年),程颢参加了当年的丁酉科考试,考取进士,随即被任命为京兆府雩县(今陕西户县)主簿,后又任江宁府上元县(今江苏南京市)主簿、晋城(今山西晋城市)县令等职。

宋代县一级的主簿,其职责按照曾任过同安县主簿的朱熹在《建宁府建阳县主簿厅记》中所说:“县之属有主簿,秩从九品,县一人,掌县之簿书,凡户租之版,出内之会,符檄之委,狱讼之成,皆总而治之……”这说明在宋代,主簿不仅掌管文书、考核、出纳等事务性工作,有时还要负责狱讼官司。程颢刚刚上任,就有件棘手的案子打到了他的跟前。某乡民租赁了自己兄长的房子居住,一住就是二十年,一天在宅基地附近劳作时,竟然挖出一坛“瘗钱”(陪葬的钱币),真是喜从天降。但侄子却说,这笔钱是他父亲当年埋下的,要求物归原主。天降横财,哪能拱手相送?叔叔死活不答应。于是,侄子一纸状子,递到了县衙。程颢看过状子,问侄子,你父亲埋这笔钱多久了?答曰四十年。又问,你叔叔租赁宅子多久了?答曰二十年。程颢安排小吏,从挖出的铜钱中挑出十千钱,让侄子过目,然后大声说:“如今官府所铸造的钱,不过五六年就流通天下,而挖出的钱,是你父亲未埋前数十年所铸,皆为古钱,世间岂有选择古钱作为“瘗钱”埋藏于地下之理!”侄子听后,大惊失色,只得承认自己的妄诉之实。

晋城一位姓张的富户,父亲去世不久,就有一老叟找上门来,对他说:“我,乃是你亲生父亲。”张富户听后大骇,父亲刚刚入土,天上马上掉下个亲生父亲,哪有这样凑巧事情?他不认,人家偏要他认,争执不下,告到了县里。程颢坐堂,照例从线索入手。他问老叟:“想当父亲,有何证据?”老叟说:“年轻的时候,我以行医为业,长年在外行医,后来,妻子生下一子,贫不能养,无奈,只好忍痛将儿子送给了张家。”程颢问:“何以为证?”老叟从怀里摸出一张纸条,上面写着:“某年某月某日,抱儿与张三翁家。”一看纸条,程颢差点儿没笑出声来,他说:“按照年龄去算,送孩子这一年,张家父亲才四十岁,四十岁的中年汉子,怎么会以‘翁’相称?”老叟一愣,知道讹诈被县令识破,顿时汗流夹背,连连磕头谢罪。

探索地方管理新模式

程颢调任泽州晋城县令之时,刚刚三十出头,年轻得很。但别看他年纪轻轻,做事却思路清晰,决策果断,而且善于创新。他在晋城任职三年,期间所做,不单单是调解纠纷、依法治讼等按部就班的日常工作,他还把大量的精力,花在了探索地方管理的方法上,而这一点,是许多仅仅为积累资历、应付“磨勘”、谋取升迁的基层官员们无法望其项背的。

一是减轻农民负担。当时,晋城老百姓交皇粮,要直接送往边境,以备军需。然而,晋城与边境之间路途遥远,到了催粮之时,家家户户送粮忙,长途跋涉,耗时费力。倘若直接到边境附近购粮交纳,恰逢交粮高峰期,粮价又太贵,往往购粮所费,远远超出实际负担,老百姓怨声载道。为此,程颢推行了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动员一些富户、商人,让他们粮价便宜时,在边境附近购粮储存,待交粮之时,再卖给晋城父老,规定只能略有赢利。这样,富户、商人有利可图,而农民既无长途运输的劳顿之苦,也无粮食紧俏时的涨价之忧,负担大大减轻。一个小点子,解决了大问题,老百姓为之欢呼。

二是推行“伍保”之法。程颢按照村民居住远近,编成“伍保”,要求“伍保”之间,“力役相助,患难相恤”,强扶弱,富帮穷,互通有无,互相帮助。孤寡、残疾、流浪者,都责成有能力的亲戚、朋友、乡亲给予照顾,进行救助。于是,乡里之间,奸伪无所容,疾病有所养,风俗大变。据说,晋城至今民风淳朴,热情好客,还是国际花园城市、中国优秀旅游城市,城市文明程度指数颇高,古风犹存啊。

三是大力兴办教育。“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程颢深深懂得其中的道理。刚到晋城,他就风尘仆仆深入各地,与老百姓当面交流,调查了解教育实情,商量办学大计。他认为,“乡必有校”,任职期间,他多方奔走,筹集资金,牵头建立乡校72所,社学数十所。他发挥自己的长处,为儿童选择教材,修订教材,连断句之类的小事,都亲力亲为,“儿童所读书,亲为正句读”。(《宋史•程颢传》)晋城内外,好学之风,随之而来,甚至出现了“驱儿市上买书读,宁使田间禾不薅”的动人图景。

程颢任晋城县令期间,可谓管理有序、负担减轻、事业兴旺、一派繁荣。据《泽州府志》说:“(程颢)在邑三年,百姓爱之如父母,去之日,哭声振野。”

御史不知上未食

熙宁二年(1069年),宋神宗接受御史中丞吕公著的推荐,提拔程颢为太子中允、权监察御史里行(里行,官职低者任监察御史,加“里行”)。

监察御史是言官,其职责是规劝皇帝、纠察百官。然而对于士大夫来说,纠察百官好说,但规劝皇帝却是门“技术活”。不提吧?职责所在。提吧,皇帝脸上无光,万一生点意见、来点态度,这帽子都说不定难保。所以,很多监察御史履职,或碍于情面,或担心权威,或害怕打击,往往形式重于内容,走走过场,不过让皇帝表现一下纳谏的姿态而已,至于纳不纳、纳什么、怎么纳,不予深究。但程颢任御史,却执拗、较真,他常常像老师对待学生一样,以诲人不倦的态度,把那些“正心窒欲、求贤育材”之言,“防未萌之欲,及勿轻天下士”之劝,絮絮叨叨地在宋神宗面前数落,不厌其烦。问题是他不厌其烦,那些侍从却大厌其烦,有一天午餐时间都过了,程颢还在一二三,宋神宗饥肠辘辘,又不好明言,这时,侍从便正色对程颢说:“御史不知上未食乎?”皇帝还没吃午饭呢!这时,程颢才只好依依不舍地退了出来。

天下事非一家私议

颢在京任御史期间,恰逢宋神宗安排王安石在全国推行“熙宁变法”。当时,王安石任参知政事,宋神宗委以大权,凡与改革有关的政策研究、机构调整、法令推行等,皆由王安石全权负责,甚至干部任命这样的大事,也由他根据改革需要便宜施行。而王安石忧心于大宋王朝的经济衰落、士气萎靡、军备薄弱,他以超常的勇气和胆识宣传改革,以矫枉过正的态度推行改革,甚至说:“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真是石破天惊,这种态度在以祖先崇拜和农耕经济为基础的传统社会中,无异于离经叛道。所以,“熙宁变法”一经铺开,便立刻激起众多士大夫的反对。

在北宋士大夫之间,即使是反对变法者,反对的程度和态度也不尽相同。翰林学士、右谏议大夫司马光、翰林学士范镇、御史中丞吕诲等人对新法明确表示反对,其中司马光最为激烈,他曾对宋神宗说:“臣之于王安石,犹冰炭之不可共器,若寒暑之不可同时。”(司马光《弹奏王安石表》)司马光对王安石,真是势同水火,不共戴天。而程颢作为反对者阵营中的一员,态度上却温柔敦厚多了。而王安石作为朝中炙手可热的人物,却对程颢表现出异乎寻常的尊敬,尽管王比程还年长十一岁。王安石与大臣们讨论变法事宜,大家思想上不通,王安石声色俱厉,暴跳如雷,就要摘人家的“帽子”。恰巧程颢受命前来议事,听后不慌不忙地劝王安石道:“天下事非一家私议,愿平气以听。”(《宋史•程颢传》)如果是其他人,王安石又要大发雷霆了,但他是程颢,所以“安石为之愧屈”。

程颢说话做事,有理有节,不动真气,但他反对变法的态度却是一贯的,丝毫没有改变。他任御史期间,多次上书宋神宗,指出不可变法的理由。见劝说无效,便最后说了一句:“自古兴治立事,未有中外人情交谓不可而能有成者。”意思是反对者太多,总有反对的理由,天下没有反对者过多而能成功的改革,他以支持和反对改革人数的多寡来预测改革的成败,这倒与当时其他士大夫以王安石的长相批评他、以王安石的品格贬低他稍有不同,不过程颢这一反对的理由,倒也确实一语成谶。之后,程颢打了个辞职报告,请求解职外调。王安石虽然对程颢反对变法的坚定态度感到失望,但在反对变法的阵容中,程颢依然是王安石最尊敬的人。见程颢去意已决,王安石推荐他为提点京西刑狱,主管京西路各州的刑狱监察,没有降,反而升。程颢认为这个任命“恩典过颁”,死活不答应,坚决推辞,王安石又推荐他为签书镇宁军(治所澶州,今河南濮阳市)判官,程颢才卷起铺盖赴任。

变法的对错、长短、好坏姑且不论,程颢在变法中的表现却的确温柔敦厚,休休有容,颇见君子之风,无怪乎刚烈火爆如王安石者,都对他如此尊敬。

心系百姓的签书判官

宋代地方一级的行政区划包括州、府、军、监四种,程颢去的镇宁军,便是其中之一。各地设有知州、通判作为正副长官,签书判官是幕职官,全称为签书判官厅公事,简称“签书判官”或“签判”,辅助长官处理政务。

虽为一介幕府属官,人微言轻,但在面对国家大事和百姓安危之时,程颢依然勇于挑重担,敢作敢为。当时,内臣程昉受命治理黄河,征用澶州厢兵(承担各种杂役的军队)八百人,夜以继日,督工甚急。当时正值严冬,大雪不止,寒风刺骨,厢兵们饥寒交迫,不堪忍受,纷纷逃归澶州。澶州的行政官员们赶紧磋商,是大开城门让他们回来,还是堵在城外拒绝呢?因为程昉是皇帝派来的治河官,让厢兵进来,无异于同程昉过不去、同治河过不去、同朝廷过不去,如同袒护逃犯一般,要担政治责任的。因此,拒开城门成了绝大多数人的意见。只有程颢说:“厢兵冒死逃归,拒之门外,必然引发事变。不如开门放入,好生安抚。如果程昉怪罪,我来担责。”征得大家的同意后,程颢赶到城门口,亲自打开城门,与厢兵对话,约定三日后复役,才把他们放归澶州城。三日后,体力和精神得到恢复的八百士卒,果然如期赶赴治河工地。他这一力排众议的举动,挽救了八百士卒的生命,足见他的胆识、魄力与担当精神。

熙宁四年夏天,澶州连降暴雨,河水猛涨,黄河曹村段堤岸因不够牢固而决堤,农田、村庄眼看就要淹没,百姓的生命财产遭到严重威胁。紧急情况之下,程颢对澶州知州刘涣临危请命说:“请让我率人前去抢险,即使用身子去堵,也一定要把它堵住!”刘涣深为感动,立即把澶州城内的厢兵悉数调拨给程颢,还将将印郑重交付于他。有同僚说水势太急,人力去堵,不过是徒劳罢了。但程颢却不为这些“风凉话”所动,迅速调配堵河物资,携兵火速赶到决口之处,整队训话,激励士卒,派精干而又素知水性的士卒,从堤两边泅水填堵,经过几天几夜的连续奋战,决口终于被堵住,堤垸内百姓的生命财产得到了保护。

在镇宁军之后,程颢还任过扶沟(今河南扶沟县)知县、奉议郎、宗正寺丞之类的小官,虽然政绩不俗,然而再未得到过朝廷的重任,大材一直不得施展。程颢之所以一辈子仕途不顺,与当时的政治环境是有关系的。他正好干事的盛年时期,适逢“熙宁变法”,改革者力图振兴,希望通过改革来挽救国家颓势、民族危亡,但程颢反对变法的态度一直坚决。一个人才华的施展,也需要天时地利,天时不合,地利不顺,纵有大材,也无用武之地,不是被时局所困,就是被潮流所掩,得不到更好发挥的能臣干吏,也不单单程颢一人。不过,程颢与一般士大夫不同的是,他纵然做小官也能做出大成绩,看他在那些县、州所做的工作,真有一种“若烹小鲜”的自如,丝毫不失其大政治家的智慧、胆识和风范,这是值得许多仍在抱怨怀才不遇者好好学习的。

宋神宗元丰八年(1085年),程颢逝世,终年54岁。他逝世后,宰相文彦博为题其墓碑,送他“明道先生”四个大字。程颐在《明道先生墓表》评价他:“使圣人之道焕然复明于世,盖自孟子之后,一人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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