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国2013年11月19日讯】大名鼎鼎的冯客教授把饿死人事件定位为“中国现代史的核心”，众多学者称这一定位是“史家的卓识”。对这一定位，樵夫不妄加评论，但饿死人事件无疑是人类历史上最重大的历史事件之一。然而时任国务院总理的周恩来却未给世人留下一字半句的交代，官方出版的《周恩来选集》同样没有一篇有关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以及饿死人事件的文章入编。实在匪夷所思啊！与刘少奇、邓小平等人的《选集》一样，1958年、1959年、1960年这三年，《周恩来选集》亦出现了准真空、准断代的奇特现象，每年仅一篇文章入编。更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在那风风火火的岁月，在那几亿饥民挣扎在死亡线上的年头，官方竟把那些不关国计民生的鸡毛蒜皮的文章入编。如《当前文字改革的任务》（1958年1月10日）、《把知识和经验留给后代》（1959年4月29日）等。当然，官方自有它的苦衷，实在有难言之隐啊！
近年来，大量的有关周恩来在饿死人事件中的负面信息开始披露。他助纣为虐，鼓吹共产风，大刮浮夸风，对人民犯下了罄竹难书、擢发难数的滔天罪行。关于周恩来的一系列罪行，我将在《周恩来其他罪行摘要》一文中一一揭露。本博文只为戳穿官方“子为父隐”的鬼蜮伎俩，特将周恩来的一篇鲜为人知的力作爆料于光天化日之下。这就是以周恩来署名1959年10月6日发表在《人民日报》上的重量级文章——《伟大的十年》。这是一篇通篇充满谎言的“奇文”，更是周恩来的白纸黑字的一大罪证。
“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这是一篇迄今为止未曾被收录进任何一本官方出版的《选集》、《文选》、《文集》或传记之类的文章。正因为如此，鲜为人知。且看该文的有关内容，文中写道：“大家知道，一九五八年是我国工农业生产特大跃进的一年，经过核实的工业总产值比一九五七年增长了百分之六十六。调整后的一九五九年工业指标比特大跃进的一九五八年工业总产值仍然高出百分之二十五点六。显然，这是在特大跃进的基础上继续大跃进。”周恩来继续写道：“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采取群众运动的方法，果然只是一种‘小资产阶级狂热性运动’，果然‘只能多块，不能好省’，‘得不偿失’吗？......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企图用某些小型土法生产特别是小高炉的初期产品品质比较低、成本比较高的事实，来攻击党的总路线。但是，他们在这里仍然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他们没有看到，这些生产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大跃进中，发挥着怎样巨大的作用。
一九五九年，我国将要生产二千万吨生铁，其中约有一半是小高炉生产的。我们多年来建设的大中型高炉的总容积约为二万四千立方米，而两年来新建的已经正常生产的小高炉的总容积就达到四万三千立方米以上，至于小高炉的生产技术需要一个发展过程，犹如大高炉一样，更是丝毫不用大惊小怪。经过今年上半年的努力，小高炉的利用系数和产品品质已经大大提高，成本已经大大降低，其中比较好的已经接近大高炉的水准......最近中共八届八中全会批评了右倾保守思想，号召全国人民反右倾，鼓干劲，开展轰轰烈烈的增产节约运动。这个切合时宜的决定，已经在全国劳动人民中掀起一个新的生产高潮。据国家统计局统计，八月份的工业总产值，比七月份增长了百分之十四，九月月份又比八月份猛增百分之二十七左右。钢产量八月份比七月份增长百分之十三点五，九月份又比八月份增长百分之二十......”且不说上述数据的真实性，单就周恩来不顾我国国力，盲目一味追求工业总产值的高指标，周恩来的“左倾”机会主义甚至“左倾”盲动主义的嘴脸暴露无遗。
周恩来继续写道：“我国的农业生产，今年虽然遇到了重大的自然灾害，但是依靠我们在水利建设方面的巨大成就，特别是依靠新诞生的人民公社领导千千万万农民同灾害进行了紧张的斗争，许多地区的灾情已经克服，可以希望在去年特大丰收的基础上，获得比去年更大的丰收。”什么“特大丰收”？！什么“更大的丰收”？！这是十足的信口胡说，这是为他的横征暴敛制造理由。
值得指出的是，周恩来对当时全国粮食形势的险恶，了如指掌。“1959年4月6日，国务院秘书厅给他送上山东、江苏、河南、河北、安徽五省缺粮情况的报告，4月9日又送上了15省春荒情况统计表，说有2517万人无饭吃”（杨继绳《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下册，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2008年8月第2版，第750页）。就在总理办公室当年退给粮食部办公厅的现在仍然保存完好的三十二张报表中，周恩来的笔迹就有九百九十四处之多（欲鸣《为林彪元帅鸣冤》第173页）。更不能容忍的是，1958年上半年全国大饥荒的迹象已显现。连当年激进得不能再激进的分管农业的副总理谭震林（饿死人事件的第四号罪犯，博主注，对此，续文自有交代）在1959年1月都作出当月“会有五百万人浮肿，七万人饿死”的估计。周恩来则估计“会有十二万人饿死”（电话会议，1959年1月20日，甘肃91-18-513，p.59)。周恩来明明知道数以千万计的农民同胞在死亡线上挣扎，却又公然在《人民日报》上大书特书1958年的“特大丰收”、1959年的“更大的丰收”。周恩来缘何置五亿农民的死活于不顾，如此信口雌黄，实在百思不得其解啊！
《伟大的十年》这篇大毒草，发表的时间是1959年10月6日。周恩来“特大丰收”、“更大丰收”的余音未绝，然而不过两个月，饿死人事件的高峰期就无情地到来。我高中的三个同班同学（我们班来自农村的同学不到十名）张进、沙永全、冯玉祥（1965年分别考取安徽大学、北京理工大学、北京大学，他们如今都健在）的家人全都于1959年12月、1960年1月活活饿死，成了孤儿。更可恨的是如前一篇博文所叙，周恩来在《伟大的十年》一文中，荒唐离谱的赞歌尚未尽兴，就在一千多万农民同胞惨遭饿死入土后的1960年1月26日，国务院竟下发文件宣布：“1958、1959年粮食获得特大丰收，当前粮食形势好得很。国家粮食库存在1959年6月底343亿斤的基础上，1960年6月底将达到500亿斤”（高华《在历史的风陵渡口》，2005年版，第157页）。看到这些罪恶的文字，实在欲哭无泪啊！周恩来罪恶滔天，就是判他一万次死刑，亦难解五亿多农民同胞的心头之恨。
（本文略有删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