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投行中的中国“太子党”

2013-11-24 15:30 作者: 桑晓霓 , 米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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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国2013年11月24日讯】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唐伟(Donald Tang)被派往香港,创办美国证劵公司贝尔斯登(Bear Stearns)的驻港办事处。那是个令人兴奋的时期:中国刚刚探索出公开上市股票这一借鉴资本主义的做法,深圳和上海证券交易所还处于初级阶段。中国公司股票上市的竞争非常激烈。

唐伟希望在这个行业中占有一席之地。他在中国内地长大,在美国学习,毕业之后就在刮起中国热的华尔街工作。然而,与很多其他加入大型投行的内地中国人不同的是,唐伟没有什么背景。

但在贝尔斯登这却不是问题——这家公司恰恰对自己毫无章法的圈外形象引以为豪。贝尔斯登首席执行官吉米•凯恩(Jimmy Cayne)认为,唐伟具备在贝尔斯登大有作为所需要的渴望成功、意志坚定的品质。

唐伟或许没有家族关系,但他知道如何找到这样的人。他听说在基德尔皮博迪(Kidder Peabody)纽约办事处有个中国女人,她是中国前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的儿媳、广东一位中共高官的女儿。唐伟知道,他希望任克英(Margaret Ren)加入他的团队。当她加入贝尔斯登香港办事处的时候,她成为了这里的第一个“太子党”。

唐伟需要同样渴望成功的人。当时任克英在基德尔皮博迪的年薪是15万美元左右。但当她接受分配给她的职责,为贝尔斯登在香港拉来利润可观的上市业务时,她的部分报酬来自佣金。一位在香港和北京生活了三十多年的美国银行家说:“她知道如何操作这个体系,她让整个体系运作起来,她是先驱者。”

当时赵紫阳被软禁了,天安门事件之后,他就一直处于软禁中。但唐伟深知,这让任克英在中国人眼中更有吸引力。他说:“去看她是表达对她公公的同情和尊敬的一种方式。”

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任克英“开了先河”之后,美国投行招募的“太子党”(拥有家族关系的中国精英人士)越来越多。所有美国大银行都有他们的身影,包括美银美林(Bank of America Merrill Lynch)、花旗集团(Citigroup)、高盛(Goldman Sachs)、摩根士丹利(Morgan Stanley)以及摩根大通(JPMorgan)。

中国前国家主席江泽民以及前总理温家宝和朱镕基,都有儿女或者孙辈曾在外国投行或者它们的内地合资公司工作过。前总理温家宝的女儿温如春曾供职于瑞士信贷(Credit Suisse)和雷曼兄弟(Lehman Brothers),朱镕基的儿子朱云来(见上图右)是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CICC,中文简称中金公司)的总裁,该公司曾是摩根士丹利的合资公司。(2010年摩根士丹利将持有的中金股份卖给了德州太平洋集团(TPG)和Kohlberg Kravis Roberts(简称KKR)。)

但帮助中国国企上市那种数十亿美元大业务的时代结束了。太子党的时代也行将结束。

中共刚刚举行了具有战略意义的会议,急切希望消除人们的一种看法,即特权精英阶层从30年改革中获得了超常的好处。在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领导下,中国宣称要严惩官员腐败。

美国证交会(SEC)对摩根大通聘用两位出身名门的中国内地人开展的调查,也可能加速太子党时代的结束。SEC正在调查,聘用他们是不是为了从中国铁道部和中国“第二梯队”银行光大银行(Everbright Bank)获得利润丰厚的业务。

这一调查发现了一些内部文件,显示新聘用的人员与摩根大通努力赢取的业务有联系,让人质疑这些人获聘是任人唯贤还是仅仅因为他们的背景,如果是后者,则可能违反美国《反海外腐败法》(Foreign Corrupt Practices Act)。

摩根大通表示他们正在全力配合SEC。此外,江泽民、温家宝、朱镕基的后代及聘用他们的投行,都没有被指存在任何不当行为。很多人认为,SEC对摩根大通聘用太子党的调查将不会有什么结果。

可能会让这类调查更加复杂的事实是,很多太子党都具备卓越的资历,比如常春藤(Ivy League)教育背景。

一位了解调查的人士说:“这些银行聘用的有内地背景的人中,大多数都很有来头,这显然是这些人被聘用的因素之一。但一般来说,他们都在美国顶级大学里受过很好的教育。他们经验丰富,本身就有很高的资质。考虑到他们的能力,很难说聘用他们有腐败的原因,也很难证明仅仅因为聘用这些人,银行就赢得了业务。”

但在某些角落,确实存在有交换条件嫌疑的不恰当现象。汇丰(HSBC)曾考虑聘用太子党,但还是决定不这么做。汇丰亚洲的一位董事说:“我们从来没有这样的文化,但我们没有这样做确实让汇丰处于劣势地位。”

还有人认为,在各银行“争宠”的过程中,某些中国人手握筹码,银行则是他们所施加压力的受害者。另一位资深中国银行家说:“这是一种不好的现象。”他指出,本地监管者会惩罚那些拒绝给他们好处的人,比如说为他们在美国大学的亲戚缴纳学费。

任克英加入贝尔斯登之后,该公司赢得了一些业务,比如广深铁路(Guangshen Railway)上市,还帮助中国电信(China Telecom)筹资20亿美元,从中分得一杯羹。但她在贝尔斯登的作为空间是有限的,因为与高盛或者摩根士丹利这类竞争对手相比,贝尔斯登的资产负债表和银行家队伍都不够强大。

且不说她的人脉有多大作用,但毫无疑问她本人也是有顽强干劲的。

认可任克英成功的竞争对手中,就包括花旗集团旗下所罗门兄弟(Salomon Brothers)的高管。该公司当时的一位资历最深的高管说:“我们一直在流失业务,而她在贝尔斯登的工作却如此卓有成效。”

所罗门兄弟在2001年决定聘用她。参与决定聘用任克英的一位所罗门兄弟前高管说:“中国官员都将业务给自己的亲戚。在中国招人至关重要的一点就是,聘用有合适关系的人。”

在花旗,任克英成为了终极呼风唤雨者。花旗从排名十名开外的承销人上升到前三位,在股票发行业务中占30%的份额,其中任克英是功不可没。在赢得一系列上市业务的过程中,她发挥了重要作用,包括民生银行(Minsheng Bank)、中国网通(China Netcom)以及中国人寿(China Life)。中国人寿35亿美元的股票发行,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首次公开发行(IPO)。正是由于这笔业务,花旗2003年在业内夺冠。

尽管如此,从一开始任克英就在花旗内部引起争议。花旗与规模小又杂乱无章的贝尔斯登大不相同,它规模更大,更有政治性和官僚做派。时任花旗亚洲机构客户集团(Asia Institutional Clients Group)主管的麦睿彬(Robert Morse),是任克英的拥护者。但其他人却反对她。上述所罗门兄弟前高管回忆说:“她有功劳,但也引发争议。”

2004年6月,花旗给高管们发了一份简洁的备忘录,称已经让任克英停职,“原因是她向公司和监管机构提供虚假信息”。任克英辞职,但后来SEC监管者们表示,他们没有找到对她采取行动的理由。

那个时候,报道称停职与SEC对中国人寿上市的一项调查有关,但消息人士指出,任克英的离去与此次IPO没有直接的联系。任克英和花旗从未对此事做出任何评论。他们也拒绝为本文提供评论。

也有人认为,此事涉及到的不是中国人寿,而是中国四大国有银行之一中国建设银行(China Construction Bank)。诸多高管当时和后来都说,建行曾计划在香港上市,并将花旗纳入承销团队中,而任克英则直接参与了该计划。

具体发生了什么并不清晰。他们补充说,建行最初将花旗纳入承销团队,主要是以为这家美国银行将持建行5%的股份。花旗的这位高管说:“花旗希望投资收购股份,并且在最高层对此进行了探讨。但有人却抢在了花旗前面。”

时任花旗首席执行官的查克•普林斯(Chuck Prince)就是力主在亚洲投资的人之一。但消息人士说,普林斯最高只想支付股份的账面价值,而美国银行(Bank of America)却愿意出更高的价钱。

因此美国银行既获得了建行的股份,也获得了该行上市的承销业务。之后这笔持股让它获利逾300亿美元,今年夏天它将建行股票出清,兑现全部收益。在太子党黄金时期能赚到多大的钱,由此可见一斑。

一直钦佩任克英的唐伟认为,任克英成了替罪羊。

唐伟说:“在投行,多数人都是被自己人捅刀子。在花旗,人们都在寻找借口让她走人。她是被自己人捅了一刀。”

在任克英离开之后,美林(Merrill Lynch)向她发出了邀请。据说,这一决定在美林内部引起了激烈争论。任克英2009年离开美林,在香港加入法国巴黎银行(BNP Paribas),但2012年10月又回到了美林。美林拒绝对此发表评论。

与此同时,赋予任克英早期成功和卓越的时代即将结束。耶鲁大学管理学院(Yale School of Management)教授陈志武说:“问题是,随着这类业务成为过去,太子党时代是否也将结束。”

现在任克英远没有那么大的争议了。美林的一位高级银行家指出,她已经成为该公司受人尊敬的资深人物。

这位银行家补充说:“人们纷纷求教于她的经验。”

随着大型上市业务黄金时期、以及针对西方大型银行的监管冲击结束,太子党们也在前进。现在很多年轻一代太子党都倾向于为新的、本地私募股权公司工作。前总理温家宝之子温云松就是这一代人中最早的一个,2005年他创建了投资基金新天域(New Horizon)。前国家主席江泽民的孙子江志成毕业于哈佛大学(Harvard),在离开高盛香港办事处之后,加入中国投资公司博裕投资顾问有限公司(Boyu Capital Advisory)。

博裕在筹资方面没有困难,包括从香港大亨李嘉诚(Li Ka-shing)获得投资。获取业务方面也没有困难,即便其国际竞争对手在抱怨业务机会太少。

一些人看到了中国一个更加广泛的趋势:本地私募股权公司正在取代西方竞争者。诸如凯雷(Carlyle)和TPG等私募股权公司,曾从对中国公司的投资中获得巨大收益,比如对中国太平洋保险公司(China Pacific Insurance)或者深圳发展银行(Shenzhen Development Bank)的投资。但西方大集团的这类投资可能已经成为过去。

这或许并不太令人意外。中国人现在更精通金融了,也看到了他们自己的市场中有多少金矿可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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