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于光远和他的三个女儿（从左至右依次为于小康、于小蓓、于小红）（看中国配图）
【看中国2013年12月01日讯】友人传来于光远的女儿于小康的短文《身分》（见附文）。短短数语，很平和，可让我感到她对人生的彻骨之痛－－那个远去的但却永远抹不掉的、残酷的过去，那个毁灭了多少人一生的过去。
感觉只对有感觉的人才会有，切肤之痛更是对有生命力的人、曾经对人生充满希望的人、炙热地热爱人生的人才会有；因为有美好，向往美好，因为美好竟然是如此被残酷所蹂躏，才会有此痛感。
痛定思痛，平淡意味的是更深的失望，更深的痛苦和怅惘。这人生就被这样的“历史”毁灭了，这亲人就在你眼前让这浪潮卷走，这人性、这爱，就如此百般无奈地被践踏。
34岁被害的孙历生正值人生最美好的年华，十多岁的于小康们正在人生最需要爱和呵护的童年，50多岁的于光远则正当最智慧、对人生、人性最有感悟的年龄。可漩涡中，黑暗中打翻颠倒了这一切！
痛定思痛让我感到，对人来说，最残酷的是把人的感觉、人的思维彻底地毁灭。如果人们公认这是人类历史、中国历史最黑暗的一个时期，一个时代，那么居然有人能够不看它、忘却它，居然有人能够在这样的残酷面前，为自己、为这个时代遮掩、缓颊，是可忍，孰不可忍！
痛定思痛，“痛定之人，思当痛之时，不知何能自处也。”我更加感到，“脱胎换骨的改造”已经使得我们当代中国人，尤其是知识人的灵魂被共产党彻底撕碎。我要重复、强调一遍，我指的不是别人，而是我们自己！因为我从70年代觉悟并且痛感这一切后，终生的工作就是力图把过去被粉碎的灵魂碎片重新正常地拼凑回去。
我不仅佩服，而且对于小康感觉的厚度感到震惊。为此，我把于小康的短文和附件－－王友琴记述于小康的母亲孙历生及她的父亲于光远的文字也转发给了一些清华朋友。转给这些朋友，除了因为于小康的文字触动了我，也因为我曾经在清华园生活了八年，其后由于偶然又在于光远建造的圈子中路过。我那时的一些老师、同学几乎都是于光远的部属门生，也就是那个跟随于光远，起自中宣部，如今依然统治中国所谓哲学的自然辩证法界。这中间包括何祚庥、龚育之、王渝生等人。这个自然辩证法群体，60多年来究竟在中国做了些什么，是一个非常值得研究的题目。
记得有朋友曾经问过我，是否中国共产党比东欧国家的共产党好点。我的感觉恰好相反，由于五四的彻底反传统，中国共产党比别国的共产党更坏、更残酷。中国被迫害致死的人涉及面之广，范围之大，几乎只有柬埔寨可以相比。为什么会如此？即以于光远为例，他极为典型。这个人一辈子做的都是一些乱七八糟的政治的意识形态，那不是学术研究，而是政治宣传。入了党，在中宣部当领导，就必然既不学术，又缺操守。人性和文化精神都被癌变。可到如今都几乎很少人看到这点，还在歌颂他的开明。事实上，于光远这类知识人，既是《一九八四》中的“真理部”奠基者、积极推行者，又是毕生都在力图让“真理部”改善得更有效者。共产党如果只是工农干部，大约中国还不至于如此彻底和残酷。
98岁的于光远去世的同时，清华正在纪念蒋南翔诞生100周年。这两个人前后都在清华受过教育，是两个典型的所谓共产党知识分子。中国1949年后社会、文化的毁灭都是在于光远、蒋南翔等所在的群体的努力下进行的。究其一生，于光远和蒋南翔一样，一直是货真价实的共产党员，“英社”的（见《一九八四》）骨干分子。多少教授和知识分子在肉体和身心上受到过他们的整肃，多少青年在灵魂上被他们所扭曲，半个多世纪的中国知识界、清华园处处记载了这些。
我从12岁到20岁在清华园生活了八年。
回顾八年清华园的生活让我更深深地体会到，历史都是偶然的，如果没有蒋南翔们，中国的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不会坏到今天的地步。我每每想到在清华园的生活，都感到痛彻骨髓，它毁了，扭曲了我一生。我准备写的“痛悼张三慧老师”中涉及对60年代的清华园的教改，当时的气氛，以及对那一代老师们的看法。那是一个货真价实的《一九八四》时代，一个“动物庄园”。
于光远、蒋南翔们以在文化知识上推行共产党的意识形态，推动共产党社会的完全意识形态化为己任，最后这个推动，害人害己。他们自己在自己设立的文化牢笼中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残酷。可这些人，这类人，居然在文化大革命后不仅没有触及到根本的“彻底”反省，而且居然继续在这条路上走了下去。于光远们究竟为什么失去了这种能力？
于光远们的问题同时让我再次追问，传统是一种价值，现代人权自由也是一种价值，共产党的价值是什么呢？为此我们更要进一步问，为什么在这个基础上的人，都那么残酷、没人性？
20岁后，我离开了清华园，作为一个高中毕业生彻底反叛出共产党及其文化，把自己终生的任务定为颠覆于光远们建立的知识界，从此再也不看于光远们的书和文章。我的道路让我相信法国自由主义思想家阿隆（Raymond Aron）曾经说过话：任何一个严肃的人，一个学者都不会对马克思主义感兴趣。马列主义者要么是人的品格有问题，要么是智力有问题。
西人说“条条大路通罗马”，中国人说察微而知着，任何一件小事都通向根本性的问题。于光远之死再次让我们想到了关于人性和知识这两个最根本的问题。
痛定思痛，痛何如哉！我的一生，我作为人生活一场的经历和追求让我只要有一息存在，就会对这个人性和知识问题追问下去！
【附文】
《身 份》
于小康
父亲于光远以98岁高龄安宁地去了。我从美国带着大女儿赶回北京见了爸爸最后一面。告别式上，爸爸身上覆盖着巨大的镰刀斧头党旗，沿墙左边摆放的是家人亲友的花圈，右边是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送的花圈。
我和父亲告别，也和我这个“共产党高干子女”的身份作最后的告别。在美国居住了三十三年，什么事都是自力更生，平等待人平等被人待。这个身份早就只用在自我调侃的时候了。父亲这一走，如今我便名实相符地和共产党没一毛的关系了。
除了这个空洞的有名无实的身份，我还有研究学者、教育者的身份，还有三个孩子的母亲的身份。只是学术工作已经放慢了，孩子们也都长大了。所以这些身份也习而不察，就如在家穿着的旧T-衫。
我还剩下一个自我懂事以来就令我不舒服的身份，一个梦魇般让我从小就学会躲藏掩盖的身份。年幼时这身份使我深感耻辱；青少年叛逆时期，耻辱感被愤怒代替了，但依然绝少提起。年纪大了明白的事情多了，这个身份再也不能伤害我，也就习惯性地淡忘了。这不是一个三言两语说得清的故事，很多好友同学依然不知道我这个身份。但是这个身份的分量，反而因时间的推移，变得更加沉重。这么多年来，眼看着中国社会变迁，但是我这个身份所映照的大时代大事件，好像已经被洗得了无痕迹，再也不会真相大白了。
父亲走了，我不再具有“共产党高干子女”的身份，让我告诉这个世界我的另一个身份：“右派子女”的身份。我的母亲孙历生，14岁加入了地下党，23岁在中央党校学习时被定为右派，34岁惨死于文化大革命，死因不明。在王蒙的“伤痕文学”的名著《蝴蝶》里，她是书中女主人公海云的原型。学者王友琴的《文革受难者》里，也细写了孙历生和她女三中同事们的血淋淋的遭遇。她是一个典型的庶民右派，残害她的人，没有一个人忏悔道歉过。
不要对我说往前看，我不相信掩盖过去会有益于现在有益于未来。艾利·维索（Elie Wiesel）的名句：“For the dead and the living, we must bear witness.” 即使我不能做什么事，我也决不放弃我这个身份，而且要把这个身份的来源留传下去，为历史作证。
10/15/2013
【于光远生平】生于1915年7月5日，上海市人。1936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物理系。1937年加入中共。中共建政后曾任中共中央宣传部科学处和理论宣传处处长。1955年被遴选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1977年至1986年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顾问。1978年兼任马列所第一任所长。1964年至1982年任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1975年任国务院政治研究室负责人之一、国家计委经济研究所第一任所长。曾任第十二届、十三届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作为涉猎广泛的杂家，于光远大部分时间都在搞政治调研，真正属于自己的闲暇时间并不多。然而他在进入老年后，却出人意外地提出了一个在中国人看来并不属于褒义的生活状态——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