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国2014年01月22日讯】第四节 嘴尖皮厚腹中空
与邓的“黑猫白猫”实用政策不同，江竭尽全力试图“发展”新的共产党意识形态。1995年底，江提出了“三讲”。这算是江泽民的第一个“理论”发明。“三讲”中，江泽民讲得最多的就是“讲政治”。江自己的解释是“讲政治，包括政治方向、政治立场、政治纪律、政治鉴别力、政治敏锐性”，就差没讲“政治投机术”了。
“三讲”实际上是江泽民树立个人权威的一种途径，所谓“讲政治”，无非就是“坚持共产党的领导”，也就是坚持“党的核心”江泽民的领导。当时邓小平还没有死，江泽民的地位远远没有达到固若金汤的地步，所以“三讲”提出之后，应者寥寥。
江泽民做秀的东西，都是从几个文胆那儿得来的。滕文生对江泽民思想的最大贡献是“三讲”之一的“讲政治”。研究毛泽东的专家滕文生向江泽民提出，要以毛主席的风格控制政治局：不是把权力给予某一亲信，而是让二三个高级幕僚在内部相互斗争，最后都要找他自己仲裁。
“三个代表”的出笼
“三个代表”的原作者王沪宁，1955年10月6日上海出生，1995年进入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前，是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教授。江泽民当上海市委书记时对王沪宁这个名字很熟悉，虽然没有见过他，但对他很崇拜，对他的著作非常着迷。数年后，当王沪宁被调入中央政策研究室工作时，初次见面的总书记江泽民竟一开始就大段地背诵王沪宁著作的原文，让王大吃一惊。
江泽民热衷于背诵别人的东西，一来是因为自己没东西，公开做秀时经常答非所问，因为他根本就不知怎么答；二来是为了显示自己的“博学”。江泽民以为可以抬高自己而执意要塞进党章和宪法里的“三个代表”，原作者就是王沪宁。江泽民还时不时地背诵一段别人的东西，甚至古诗和外国经典来提高自己的身价，成为国人的笑谈。
当年调王沪宁进入中央政策研究室，是由于曾庆红的力荐。吴邦国也曾有过请王沪宁任江泽民政治顾问的想法。吴邦国进入北京后，仍念念不忘要调王沪宁入京辅佐江泽民，多次在江泽民面前提起。王沪宁调入中南海，江泽民与他见面时曾开玩笑地说：“如果你再不进京，这一帮人可要跟我闹翻了。”可见江的亲信曾庆红和吴邦国对江的无能着急到了何种地步。
王沪宁进京不久，就为江泽民起草了十四届五中全会上的讲话《论十二大关系》。
不过，王沪宁最大的“贡献”是为江泽民提出了“三个代表”和“与时俱进”的理论，成为江泽民拒绝下台的“护身符”，并把此理论作为自己的“创造性论述”塞进党章和宪法。王沪宁曾是主席特别助理，2002年11月“十六大”上被江指定为中央委员。但在江失势后，时任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的王沪宁先提出到社科院当副院长，对方表示不欢迎；王要求到中央高级党校当副校长，又被对方婉拒。而江泽民则恼怒他泄露了“三个代表”真实作者的秘密，让自己没有了成就。
2000年3月初，《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评论员文章，推出三句话，即“三个代表”，首次作为江泽民的“思想”理论在全国范围内推出。但不久，这场轰轰烈烈的宣传就被证明是一出闹剧。
“三个代表”到底是怎么出来的，刚开始一般人谁也说不清。后来“三个代表”最红的时候，王沪宁忍不住吐露真言，说自己是原作者，引起哗然。这其实并不奇怪：江泽民当上海市委书记时就大段大段地背诵王沪宁的文章。
“用‘三个代表’指导我们的屠宰工作”
翻遍所有的官方媒体报导，包括江泽民在内，没有一个人可以说清楚什么是“三个代表”。不过下面不会有人追究这些事情，贪官污吏们整天想的是吃喝嫖赌贪淫占，上头让吹捧什么大家就跟着吹捧，事情到底是咋回事，谁也不在乎。
“三个代表”不过是几句并无实质内容的空话，一般脸皮薄一点的人还不好意思吹嘘。但“三个代表”对于江泽民实在是太重要了，因为他必须得有理论才能站得住脚。江泽民也着急要为自己立碑，想方设法与毛、邓理论并列，塑造出江泽民“第三代理论权威”的形象。于是，这个空洞无物的“三个代表”在江泽民的命令下被官方喉舌捧上了天。江在任时，费尽心机要把这三句话写入党章和宪法。当时，总书记、国家主席和军委主席胡锦涛必须高举“三个代表”，哪个官员讲话都不能离开“三个代表”。
不管江泽民怎么想，不管媒体怎么吹捧，大会小会地学习、贯彻，还是没有多少人把“三个代表”当真。
当全国掀起学“三个代表”高潮时，央视天天在专题里采访民众。有的老农说：俺村搭了一座桥，感谢“三个代表”；有的妇女说：俺儿媳妇生个胖小子，感谢“三个代表”；也有人提出，要以“三个代表”为指针，建设一流的国际标准公共厕所；在某农村墙壁上，赫然出现大标语──“用‘三个代表’指导我们的屠宰工作”。五花八门，什么说法都有。
历经中共三年炼狱的《大纪元》原驻北京记者王斌出狱后讲过一个真实的笑话。监狱当局组织犯人做工牟利，有些犯人被指定专门装订、制作淫秽书刊，到社会上出售为公安系统赚钱。那段时间“三个代表”在政治敏感的政法系统成了口头禅，什么都要跟“三个代表”挂钩。犯人制作淫秽书刊超产，也说自己是在“三个代表”的指导下才有那么大的干劲。
广遭批评
《求是》杂志研究室、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在“三个代表”思想学术研讨会上提出：“三个代表”思想究竟是在什么时期形成的，党内是个谜，理论界也是个谜。”会上有人表示，“三个代表”是党内人为地树立江泽民“伟大”、“英明”、“卓越”的形象。还有人说，党内对“三个代表”思想学习、实践的宣传，在很大程度上是交任务、搞形式、教条，是政治上的欺骗。
前中共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主任鲍彤认为，三个代表论起到的是照妖镜的作用，因为“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是空话，“始终代表先进文化”是谎话，“始终代表先进生产力”则是官商一体的同义语。
中国社科院的学者提出：三个代表思想空泛，不合时宜，是搞形式主义。地方党委、政府大多数是在应付。三年多的实践，究竟解决了多少问题？搞形式主义是祸国殃民……
有人说，所谓“先进文化”、“先进生产力”，实际上就是堕落文人、专制吹鼓手和新兴官商、资本家的集合体，至于说“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则是彻底的谎言。最广大的农民中许多人靠卖血卖肾卖淫活着，得了爱滋病，死活无人问；中共常说的“工人阶级老大哥”至少有三千万下岗，江泽民可从来没有想过去代表他们。
后来，原定在四中全会前夕出版《江泽民军事思想文选》一事遭到搁置，因为军中张震、洪学智、杨白冰等十多位老上将上书反对，说江泽民把自己放在一个不合适的地位。杨白冰更公开说“三个代表”是垃圾思想。
2002年，中共十六大被推迟，据内部披露，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党政内部对“三个代表”思想的认识和贯彻都有“较大”差距。
这场轰轰烈烈的宣传闹剧，最终没有成全江的“伟大”、“英明”、“卓越”的形象，这样几句遭到广泛讥讽的空话，最后却被硬写进了中共宪法和党章，使中共的政治舞台因此而多了一则笑话和丑闻，这是“三个代表”的真正伟大贡献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