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国2014年02月21日讯】周三早间，扬·库姆（Jan Koum）挑选了一个蛮有意义的地点来决定将他的公司WhatsApp卖给Facebook。库姆本人，加上联合创始人布莱恩·阿克顿（Brian Acton）以及来自红杉资本的创投人吉姆·戈茨（Jim Goetz），驱车来到一座横跨在铁路上的废弃白色建筑物，这里曾经是北县社会服务（North County Social Services）办公室，距离WhatsApp在山景城的寒酸总部只有几个街区，今年三十有七的库姆，当年曾在此排队领过救济食品券。就在这里，他们三人签下协议，将这个红得发紫的聊天应用（虽然去年只有区区2,000万美元营收）卖给了全世界最大的社交网站。
在加州山景城的老社会福利处，扬库姆在门上签署与FaceBook价值190亿元的协议
据福布斯估计，库姆持有WhatsApp的45%股份，如此算来他顿时拥有了68亿美元的庞大财富。库姆出生并成长在乌克兰基辅一个小村庄，是家中独子，母亲是家庭主妇，父亲是一名从事学校和医院建造的建筑经理。小时候住的房子既没有热水供应也不通电。因为电话费很贵，他的父母以前很少打电话。听上去库姆的成长环境还真不咋样。不过他还是很怀念那段乡村生活时光，这也成为他对广告制造的喧嚣如此深恶痛绝的主要原因。
16岁时，受糟糕的政治环境和社会上的反犹太氛围所迫，库姆和母亲一起移民到美国加州的山景城，并通过政府援助项目得到一套两居室的小公寓。他的父亲一直留在乌克兰。在美国上学的时候，妈妈为了省下文具开销，在他的书包里塞满钢笔和成打的苏联时期笔记本。这期间妈妈靠给人看小孩来养活家里，库姆也要给杂货店擦地板来贴补家用。后来妈妈得上癌症，母子俩只能靠领取政府的残疾救助津贴来度日。库姆的英语说得很好，但他不喜欢美国高中那种随便、轻浮的同学友谊。在乌克兰，朋友指的是那种十几年都混在一块的好哥们。“在俄国，能真正看清楚一个人。”他说道。
库姆在学校里曾是个惹是生非的捣蛋鬼，不过这期间他从一家二手书店里买电脑教材然后自学（看完教材后他又把书退回给书店），到18岁时已经学会电脑网络方面的技术。在网络聊天软件公司Efnet实习的时候，他加入了一个名为“w00w00”的黑客团体，曾潜入硅谷图形公司（Silicon Graphics）的服务器，跟红极一时的音乐网站Napster的联合创始人肖恩·范宁（Sean Fanning）聊过天 。
后来他被圣何塞州立大学录取，然后晚上在安永会计事务所当安全测试员挣生活费。1997年的一天，他来到布莱恩·阿克顿——在雅虎公司的工号是44——的办公桌前，为他检查安永的广告系统。“你可以用‘有点特别’来形容他，”阿克顿回忆道，“他这人没废话，会开门见山地问，‘您这儿的政策是怎样的？您是在这做什么的？’”而其他安永的人一般都“婆婆妈妈”，会送你瓶红酒什么的套近乎。“总之，咱们别兜圈子吧。”阿克顿说。
实际上，库姆也很喜欢阿克顿直来直去的处事风格。“我们两人都不会绕弯子。”库姆说道。六个月后，库姆到雅虎面试，并得到一份基础设施工程师的工作。被雅虎录用后，他本来还打算继续在大学念书。可入职的两个星期后，公司的一台服务器坏了，于是雅虎联合创始人大卫·费罗（David Filo）给他打电话求援。电话里库姆一开口就说：“我在上课”。“你还上哪门子课？”费罗说道，“赶紧给我滚回办公室。”在当时，费罗手下只有一个不大的服务器工程师团队，因此所有能用的人都要用上。“好吧，反正我讨厌学校。”库姆说道。于是他就干脆退学了。
2000年，库姆的母亲因癌症病逝，这位年轻的乌克兰小伙成了孤家寡人。他父亲已经在1997年故去。这时候是阿克顿向他伸出同情之手，库姆对此至今都很感激。“他邀请我到他家住。”库姆回忆说。这两个好哥们从此以后都常在一起活动，一起滑雪、踢足球和玩极限飞盘之类的。
后来的九年，他俩一同见证了雅虎的起起伏伏。阿克顿投资了网络泡沫，结果在2000年泡沫破灭时损失了数百万美元。别看他现在对网络广告深恶痛绝，当初他却是全身心支持这门生意的，并且为雅虎2006年推出的广告平台Project Panama立下汗马功劳。这是雅虎最重要的广告平台，曾经迟迟无法上线。“广告方面的工作真令人沮丧，”他现在说道，“广告即便做得再好，也没法改善大家的生活。”他也因此变得心力交瘁。“在公司走廊里，我能看出来这些。”库姆说道。当时的库姆也对雅虎很是不爽。在库姆放在LinkedIn上的简历里，对于在雅虎的最后三年，他只用“做了些工作”来一笔带过。
2007年9月，库姆和阿克顿离开雅虎，然后用了一整年来休养生息。他俩到南非玩了一大圈，没事就玩玩极限飞盘。两个人都曾向Facebook投过简历，然后双双被拒。“我们都属于被Facebook关在门外的那一拨人。”阿克顿说。这期间，库姆靠在雅虎工作时存下的40万美元积蓄生活，账上只出不进。2009年1月他买了一部iPhone手机，然后意识到当时已上线七个月的苹果应用商店会催生一个全新的行业——手机应用。于是他去拜访了朋友亚历克斯·菲什曼（Alex Fishman）。菲什曼是个俄罗斯人，每周都邀请他的俄罗斯朋友们到他在西圣何塞的家里办披萨聚会并一起看电影，有时候会有40人之多。他俩在菲什曼的厨房台面旁一边喝着茶一边聊着库姆开发手机应用的想法，一聊就是好几个钟头。
“扬给我看了他手机里的通讯录，”菲什曼回忆说，“他认为，如果能在通讯录里每个人名的旁边显示出这人的状态，会是件很妙的事情。”所谓的“状态”，可以是这个人正在接电话，或者手机快没电，再或者正在健身。库姆可以做后台工作，但他需要找个人来做iPhone应用开发。于是菲什曼向他介绍了伊戈尔·所罗门尼科夫（Igor Solomennikov），一位他在职业中介网站RentACoder.com上找来的俄罗斯开发者。
库姆几乎是立刻便敲定了WhatsApp这个名字，因为它听上去像“what’s up”（译注：一句问候语，意思是最近怎么样）。然后在他生日（2月24日）的一周后，他在加州注册成立了公司，WhatsApp就这样在2009年诞生。“他这个人考虑非常周全。” 菲什曼说。当时这款应用的编程还根本没开始，库姆已经在连夜动手创造后台编码，来让他的应用能够与全世界的电话号码进行同步。“沉醉于”维基百科上一份国际电话拨叫前缀清单的他，为了更新成百上千个差别细微的区码，将度过好几个月令人抓狂的时光。
早期版本的WhatsApp会经常崩溃或者死机，当菲什曼在手机上安装这款应用时，发现他通讯录里的几百个联系人里——大部分是本地的俄裔朋友——只有少数也安装了WhatsApp。在圣何塞的一家Tony Roma’s餐厅，菲什曼将问题反映给库姆，后者把这些都记在一本苏联时代的笔记本上，这是他好多年前从乌克兰带来美国的，一直留着用来记录重要的事情。
几个月后，当他跟阿克顿一起玩了场极限飞盘后，库姆极不情愿地承认，他可能应该放弃WhatsApp去找份工作。阿克顿阻止了他。“要这时候放弃，你就是个白痴，”他说道，“再坚持几个月看看。”
苹果在2009年6月启用推送通知功能帮了大忙，这能让开发者提醒那些没在使用其应用的用户。扬对WhatsApp进行升级，于是每当你更改了自己的状态，例如“我在健身，不能通话”，它都会向朋友圈里的每个人发送提示信息。菲什曼的俄裔朋友们开始用它来设置有趣的订制状态然后相互通知，比如“我起晚了”或者“我在路上了”。
“有时候它变成了一种即时聊天工具，”菲什曼说，“我们开始用它来相互打招呼，然后就会有人回复。”住在圣克拉拉的扬用他的苹果电脑观察着这种状态的变化，并意识到他无意之中创造了一种信息服务。“在以前，如果谁能用一部始终随身携带的设备，与远在世界另一头的谁进行即时联络，曾是非常牛的事情。”库姆说道。
当时全世界有且只有另外一种免费的短消息服务，那就是黑莓的BBM，但是它只能在黑莓手机上使用。另外也还有谷歌的G-Talk和Skype，不过WhatsApp的独特之处在于它的登录账号就是你的手机号码。于是库姆发布了WhatsApp的2.0版本，添加了聊天功能，然后活跃用户顿时猛增到25万。他找到当时还赋闲在家的阿克顿，向他提出了自己另一个当时绝无仅有的创业构想。
两人坐在阿克顿厨房的餐桌旁，开始用WhatsApp相互发送信息。当时WhatsApp已经启用它那著名的双钩标识模式，用它来显示对方手机已经接收信息。阿克顿意识到，WhatsApp的短信体验可以做得更丰富、更有效——当时用所谓的“彩信”服务向别人手机发送照片或者媒体文件经常会遇到问题。“互联网全部的开源财富都可以供你调遣。”他说道。
曾有段时间，他和库姆把红岩咖啡馆当成了户外办公地，这是位于山景城加利福尼亚街与布莱恩特街路口处的一家创业咖啡馆。时至今日，这家咖啡馆的二楼还满是把笔记本电脑搁在歪歪斜斜的桌子上，安安静静地写代码的人。阿克顿和库姆就常在二楼出没，阿克顿做各种笔记，库姆则埋头敲字。到了10月份，阿克顿从五位前雅虎同事那弄来了25万美元种子投资。作为交换，这些人获得创始人身份，并分得股份。同年11月1日，阿克顿正式加入WhatsApp。（直到卖掉公司前，这两位创始人仍总共持有超过60%的股份，在科技初创公司中算是多的。据信，库姆持有的股份要多一些，因为是他在阿克顿加入的九个月前实施了最初的创业设想。据说几位早期员工拥有接近1%的股份，相对而言也算相当多了。库姆拒绝对此事置评。）
两位搭档收到iPhone用户铺天盖地的来信，很希望WhatsApp能够发展成一项国际性的免费信息服务，并说他们用诺基亚和黑莓手机的朋友们想死了WhatsApp。在考虑开发安卓版后，库姆又聘请住在洛杉矶的老朋友克里斯·佩佛（Chris Peiffer）来制作黑莓版的WhatsApp。“我曾经质疑过，”佩佛回忆说，“大家不是有短信可以用么？对不对？”库姆解释说，在不同国家，短信实际上是要被计量收费的。“它已经没戏了，”库姆说道，“就像从70年代苟活至今的传真机一样，短信是一项将死的技术，沦为电信运营商榨钱的机器。”当佩佛看到令人瞠目的用户增长形势，于是决定加入。
通过他们在雅虎的关系，他们获悉一家初创企业正在转租伊芙琳大街旁一座改造仓库里的办公空间。这座建筑的另一外一半全都被Evernote公司占用，并且最后把库姆他们赶了出来，租下了整栋楼。当时的他们，取暖是靠裹毛毯，办公是用廉价的宜家桌子。那时的WhatsApp都没钱弄块自己的招牌。“那时候他们给我指路说，‘先找到那栋Evernote楼，绕到楼后面，有一扇没标志的门，就是那。’” 作为WhatsApp第一批黑莓工程师之一的迈克尔·多诺霍（Michael Donohue）如此回忆着他到公司第一次面试的情形。
由于库姆和阿克顿在起步的头几年都不拿薪水，所以公司早期最大的开销是向用户发送验证短信。库姆和阿克顿当时是通过Click-A-Tell这类短信代理商，其收费之贵与抢钱无异。美国境内的每条短信收费2美分，但是发到中东的话，每条要收65美分。目前短信验证每个月还要花掉该公司大约50万美元。这块的成本在当时虽然没有那么高，但还是足以吸干库姆银行账户里的每一个铜板。幸运的是，WhatsApp逐渐获得了一些收入，到2010年初时，大约每个月有5,000美元进账，足够支付当时的各项成本。创始人有时候会把这款应用从“免费”改成“付费”，目的是为了不让业务增长过快！2009年12月，iPhone平台的WhatsApp进行升级，可以发送照片。令他们震惊的是，在下载收费1美元的情况下，用户增长速度竟然还在加快。“你知道吗，我觉得咱们其实可以一直保持收费状态。”阿克顿对库姆说道。
到2011年初，WhatsApp一度闯入美国应用商店的全类型排名前20强。在一场点心餐会上，公司里有人问库姆，为什么不请媒体来宣传宣传这件事。“营销和上新闻会激起尘埃，”库姆回答说，“而那会眯了你的眼，这样的话你就没法专注于产品了。”
风险投资者们不需要媒体告诉他们WhatsApp有多么火。库姆和阿克顿曾赶跑了所有前来洽谈的风投。在阿克顿看来，只有公司撑不下去了才会引入风险投资。但红杉资本的吉姆·戈茨（Jim Goetz）靠着锲而不舍的精神，用了八个月时间不断沟通，终于让两位创始人点头答应。戈茨曾经接触过十几家聊天软件公司，例如Pinger、Tango 和Baluga，但WhatsApp显而易见是其中佼佼者。而让戈茨没想到的是，这家公司竟然已经在挣钱纳税了。“在我的风险投资生涯中，这是绝无仅有的.”他说道。最终，他在红岩咖啡馆找到库姆和阿克顿，并接受他俩机关枪式的拷问，还承诺不会强迫他们接受广告模式，而是扮演战略顾问的角色。最后他们同意接受红杉资本的800万美元，而在那之前他们只得到过那笔25万美元的种子资金。
两年后的2013年2月，WhatsApp的用户基础扩张到大约2亿活跃用户，员工达到50人。这时候阿克顿和库姆才觉得该筹点钱了。“这是为了以备不时之需。”阿克顿说起他母亲以前经营货到付款快递生意时，就经常因为没有现款付工人工资而失眠。“不会有人想处在付不出工资的境地。”于是他们决定进行第二轮融资，而且是秘密进行。红杉资本愿意再拿出5,000万美元，相当于对WhatsApp估值15亿美元。当时，阿克顿将WhatsApp的银行账户页面做了个截屏，然后把图片发给戈茨。上面显示公司账上有825.7万美元，超过了这些年来获得的所有投资。
现在WhatsApp的钱袋子已经比那时候更加充实，于是阿克顿找到一位本地办公物业的业主，有意租下街角处一栋新的三层建筑。这位业主不知道WhatsApp，但只要有钱就什么都好说话。这栋新楼目前还在建设中，今年夏季竣工后WhatsApp将搬进去，扩大成一家上百号人的公司。
2014年2月初的一天，库姆开着他那辆保时捷从新楼旁驶过，赶着去上他的拳击课。他经常“逃课”，而且这次也迟到了。他会不会终于愿意在新楼上装个“WhatsApp”的招牌？“我找不出要弄块招牌的理由。那是自我膨胀的表现，”他带着嘲笑的口吻说道，“我们都知道我们是在哪办公。”过了一会，他在圣何塞一栋普通的街边建筑旁停下，拿起运动包，走进一间灯光昏暗的健身房。一位小身材、嚼着口香糖的私人教练正站在一个轰鸣着说唱乐的大音箱旁等着他。“他喜欢卡内（Kanye，注：美国说唱歌手）的歌。”这位教练笑着说道。他高举着一对训练手靶，等着库姆挥拳——虽然出拳不快，但却力量十足。库姆每隔几分钟会坐下来歇一歇，取下手套，查阅阿克顿发来的工作信息。说到库姆打拳的风格，教练说他很专心。他不想像其他学生那样去学跆拳道，就喜欢用拳头。可以说，某个想要尽可能“直来直去”的信息服务也是如此。
没错，库姆说道。穿好鞋袜的他一脸通红。“我想要专心做一件事情，并且把它做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