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国2014年02月21日讯】南方总是充满了各种可能与躁动。不顾一切的发展，全国各地的坏人。东莞糅纳一切，尤为极致。几十年来，这里底层人员聚集，官方治理能力低下，由此滋长极大的灰色空间。无论警察或者帮派，都在这种空间里获得了相应的利益。这些污垢与浮尘，并非某张宣传画所说的“包容”，某篇擦鞋稿的“敢性”所能概括。在这些华丽而虚无的辞藻下，总有诸多刻意回避的杂乱与幽暗。然而浮华万千梦幻闪现，所有人所有事，在这经济大潮带来的黑洞下，渺小如此，却又总能在各种语境里找到合理。
2004年的常平镇
在火车东站沿着常东路往西走，到南城路往左拐两百米，在东莞公安局常平分局特警大队一侧就能看到一大片宽阔低矮的厂房。在这里，高宝路、土塘第一工业路与不远处的一条北上铁轨平行。这一片座落着高宝塑胶电子厂、高盛电子厂、高宝化妆品公司，组成了高宝科技园。围绕着这些工厂，周边衍生出大片小超市、网吧、电话吧、饭馆、小旅馆以及桌球吧等配套。
在这里，摩托车时常飞驰而过，如果听到加大油门的轰鸣声夹杂着尖叫，不出所料就是有人的包被抢了。高宝塑胶电子厂一侧有一间小超市，小超市有一排用玻璃隔出来的电话亭。那时候手机还没现在普及，每天会有好几百人拖着大小行李，在电话亭里给家里报平安。电话亭外边，一群穿着工作服的工人正在买着拖鞋洗发水一类的生活用品。
抵达高宝塑胶电子厂已经是晚上8点多。从大门进来，右侧是数层亮着灯的厂房，机器低沉的运转声不绝于耳，厂房绵延几百米后就是工人宿舍。填表格时，人事部会将持假身份证人员特别划分。后来我才知道，工厂里大部分人，尤其是来自河南、湖南等地的人，使用的都是假身份证，这其中有因为年龄还不到16岁没获得身份证，也有证件遗失或有犯案记录等原因。我所在宿舍里就有个13岁的小孩拿着的是假证。12、13岁的孩童在流水线上一抓一大把，往前边一看，被普通身高挡住的看不见的，基本都是未成年人；二是有人犯了事或者觉得自己总会犯事的，就直接拿假证来护身。厂方对此现象深谙在心，但年龄未满或者没有身份证的人员太多，如果态度坚决，会影响工人数量。将持假身份证人员另外登记，是因为假证无法办理银行卡，这些人直接以现金领取薪水。
按照人事部分配，我的工作职位就是在流水线上给不断传送下来的电话话筒接线，打螺丝，再放回流水线上传送到下一岗位。一望无际的流水线承载着你将要按时按量完成的半成品，手脚不得松懈，否则你面前的货品会堆积成山，招来拉长一顿臭骂。大多数拉长是在普工位置做了七八年升上去的，因此能站在流水线普工的立场，但作为一个被指标要求的管理人员，来自农村的他们，管理方法只有父母棍棒教育的那一套。因此拉长对灵活勤快者较为关照，但对贪玩懒散，或者是动作较迟钝者，言语尽是人身攻击。对于大约占流水线1/4的童工，敲头踹肚的行为是常有发生的。在流水线上，若你要上厕所，需要和拉长递交申请，等拉长同意了，由其他装卸工顶上几分钟。但若是拉长对你各种不爽，上厕所申请会被延迟或者拒绝。粗暴的管理方式，使得工厂管理层与普工产生了强烈的对立。外加餐饮低劣，工作环境差，前途渺茫收入有限，对抗情绪每日都在积累。
在东莞打工的人员必定知道治安员这么个角色。东莞拥有各种没有门槛的工作机会，由此聚集成千上万农村青少年；然而东莞并没有泡沫剧中底层人能拥有的梦想。流水线上的工作繁复而无望，使得心志不坚者无法忍受。数百万的人们，总会通过各种方式产生联系，同乡会是最普遍的一种。各个群体相互联系、相互摩擦，在群体的保护下，打破守则，铤而走险。在工厂里两个普通员工的斗殴，随时都会滚雪球一般演变成两个地域的战争。人数膨胀鱼龙混杂，治安员正是社会管理能力无法跟上带来的产物。治安员遍布东莞每一个村组，行使职能与警察相差不大。区别在于他们并没有什么规则管束。他们常常坐在摩托车上，后座时常插着一根钢管。或者戴着墨镜，或者穿着迷彩服。呼啸而过，不可一世。
我当时在东莞所写的文章稿子，都是下班时间在纸张上完成，晚上再到附近的网吧录入电子版。2004年4月30号晚，我在网吧交了钱准备通宵上网。在电脑前录入不到800字时，网吧忽被一群身穿黑色工作服的治安员包围。所有上网的人悉数被带走，稍有反抗随即被拳打脚踢。我第一反应是，应该是查暂住证的，并故意从后门逃走。结果被治安员大步追上，朝背后狠狠踹了两脚，爬起来后被拖着头发塞到了漆黑无光的货车车厢里。期间他们横扫了工业区周边所有的网吧，继续将人一个个塞了进来。
货车是全封闭车厢的五十铃汽车，两个车门在外反锁以后，任凭你再用力也无法推开。车厢里一丝亮光不得，只闻到周边焦急的喘息。有人刚出世道，紧张害怕而敲打车厢铁皮；有人在此打工数年，对这一套都有了解，言语淡定。我自幼听说广东有很多小作坊地下工厂，只要是没暂住证就都会被抓去干活，没个一年半载是出不来的。因为在几年前我的一个堂叔就在此失踪了，所以我有些许紧张，想着若被扔到地下工厂，该怎么逃走。黑暗里一个三十来岁的人对我说，别紧张，没事的，估计就是罚点钱而已。
后来货车开始爬坡，来到了一个小土墩上面，车尾朝着一个铁栅栏大门停了下来。我们从车尾下来，通过铁栅栏的小门一个个进到一个杂物凌乱摆放的院子里。这时一辆面包车在货车旁边停了下来，里边出来的是某一个网吧的老板，他进了院子旁边的办公室，不一会出来，在他网吧上网的人就可以跟着走了，这也使得日后更多的人只去他的网吧上网。最后被带过来的人只剩下37个，所有携带物品均被缴纳，包括我的手稿本子。凌晨2点，我们被塞进了一个7平米的小房子，用一根铁链缠绕锁住。
7平米的小房子装37个人。要只是如此，倒是幸运的。那房子是铁条焊制，外加一层铁皮封闭，旁边就是治保所的办公室。房里只要声音大一点，就会有人前来踹打铁门，以作警示。小房子里最难受的是熏臭的气味。由于随时都有人关进来，不少人直接在里面大小方便，站着的时候除了气味刺鼻难闻，还得忍受疯狂穿梭的蚊虫。转来转去的几只大苍蝇，外加无数的蚊子，嘤嘤的叫声带来浑身鸡皮疙瘩，并且全身上下叮咬。5月初广东天气已经变热，穿着以短袖为主。所以你必须不断走动以驱赶叮在身上的蚊子。另外就算能忍受蚊子的骚扰，要找地方睡觉也是不可能的，地板都是潮湿的泥巴，里面除了一个生锈潮湿的铁框架，没任何放松舒展物什。
一群人就这样局促不安的地等着，在窗外天边泛鱼肚白的时候，一个柳州的小伙子再也无法忍受这种等待，开始用力敲打铁门。不出两分钟一个头发栗黄的治安员冲过来伸手抓住他的脑袋用力朝铁门撞了几下。面对黄毛治安员的大声呵斥，柳州小伙子一边擦着额头上流下来的血，一边软弱的回答想上厕所而已，其实他当时是想质问为什么将我们抓到这里来。然而在他们不高兴的时候，你连获得说法的机会都没有，更莫谈尊严所为何物。
天亮以后，值班的治安员开始刷牙洗脸吃饭，音箱里放着《断点》之类的歌，但没有将人放出来的意思。到了9点，其他治安员陆续上班。一个胖子将人放到院子里，人们大多开始问为什么抓我们进来，得到的回答是，“因为你们过了晚上12点还在上网”。这就是终极答复，没有任何后续解释。如果你质疑，得到的是拳头与棍棒。随后要求每个人交罚款200元便可自行离去。其中10人交了钱，另外有7、8人称没带足够的钱，先把身份证押在这里回去拿钱来赎回。
不过他们身份证大多是假的。一张假证当年在东莞也就20、30块，押着不拿，于他们而言并没太多损失。然后剩下的人开始被指挥着干活，因为院子里几颗树刚刚被砍倒下来，几个人将堆积在院子里的木头劈开，堆叠整齐。另外一部分打扫卫生，拖地，洗涮厕所。
完了以后已经是下午3点，那会已经饿得浑身发软了，一夜未睡，我在想着接下去会有什么境遇。期间有人陆续交200元罚款离去，最后剩下几人死撑着。有人是身上的确没钱，有人是有钱不愿给。还有人有另外想法，就是等着200块的价钱降下来再给。到了下午5点，50块钱就可以走了。随后走得只剩下3人，我依然坚持不愿掏钱，在那干耗着。最后饿得快瘫倒在地，担心继续关押小房子，只好交钱作罢。
临走的时我要求拿回我写稿的本子，被刚睡醒的黄发治安员指着骂你还找什么找，小心我等会继续把你关进去。在我一再坚持以后，胖子治安员让我进去搜寻，却不见任何踪影。大概是早晨清理房子，被当做垃圾扔走了。
我走出院子大门，忽然觉得像走出监狱一般。然而东莞对于大多数工人来说，却像一个更大的监狱。毋庸置疑，这是一种没有尊严的生活。东莞早期被这个国家拿来做试验。为了获取经济上的发展，工人的利益是不被顾及的。粗暴的治理更使得工厂以外的领域成为野蛮丛林。低廉的收入，繁复机械的劳动，漂泊他乡，在社会上得不到尊重。
多年以后，一场影响深远的用工荒袭击了东莞。工厂开始购买更先进的机器，开始提高工资待遇，增加娱乐设施，不久之前强烈抵触的新劳动法逐步施行。政府开始放下身段帮着企业全国招聘，开始帮着处理养老转移等各种问题。然而除了工资从2004年的800~1000元涨到了3000~3500元，其他一切并没有改变。很多症结早已形成，积重难返，也依然还是个野蛮的丛林。
在这些人的概念里，并不认为自己是正儿八经的“工人”，而是略带嘲谑的“打工仔”。他们并不愿意当打工仔，只是他们没有更多机会，除非突破了底线，伤害他人或是伤害自己。在东莞，无论飞车盗贼还是“小姐”，于他们自己而言，不过是自己选择的某种不寻常的生活方式。
“下海”的小姐
陶琪（化名）刚从乡下来东莞打工时，在厚街镇一家餐厅当服务员。那时候她20岁不到。在餐厅工作一段时间以后，她认识了当时的男朋友梁坚（化名）。
梁坚能说会道，自称在工厂当业务员。时常会和她表达想要在东莞扎根的想法，并且他会跟着强调，扎根东莞需要房子和车。可在他看来，现实很坚硬，以他自己的收入，买房子的可能性为零。
在这样的语境熏陶下，梁坚最终提出要陶琪去当小姐的要求。一开始陶琪极为反对，梁坚则多次以分手作为要挟。陶琪家里来自农村，两个弟弟在读大学。那时候是2009年，在餐厅当服务员，每个月不过1500多的收入，家里难以支撑。而当小姐，一个月能有3万左右的收入。综合这些因素，陶琪最后选择了进入这行。在后来，她发现梁坚是一个专业从事拉皮条行当的，手上有着四五个像她这样的“小姐女友”，便偷偷的离开了厚街，前往虎门的酒店会所当小姐。
在东莞，大多数小姐的故事，都离不开一个拉皮条的男友。这些“男友”们活跃在东莞镇区各个地方，发现相貌不错的女子，会通过各种手段与其接近，最后发展为情侣。再在合适时候提出让女子去当小姐的要求。即使如此，大多数小姐入行还是自愿的，这种“皮条男友”充当的不过是一个牵线的角色。
当然，也有一些机缘巧合，主动入行的。20岁的时候，周静（化名）在虎门一家酒店当服务员，在酒店上班长了以后，知道在酒店桑拿会所当小姐来钱很快，便“下海”去当了小姐。
在陶琪记忆里，一开始接客时心里异常难受，每天都要接客10—15人左右。每次见客时都非常紧张，担心这客人是个变态或者大腹便便的。但另一方面，她又希望多接一些客人，多赚一些钱。相对而言，周静则洒脱很多。刚入行时，小姐需要培训一个月，比如训练“含香蕉”，按摩力度等。在接客期间，无论客人提出多无理或者“变态”的要求，大多都不能拒绝，否则如果客人投诉，她们将会受到严厉的处罚。
在一个月的培训期结束以后，这些小姐会按身材、样貌、服务等分为不同级数与价位。分别为500元、600元、700元、800元、1000元等。周静属于700元价位的，在她看来这和在酒店当服务员叠被子洗床单差不多，但收入却是能让自己看得到未来生活希望的，“要是在酒店当服务员，别说买房子，一辈子都买不起一个小厕所。”在家里问起她工作的时候，她基本都是说在酒店里做经理工作。如果家人有质疑，她就会随便找个理由搪塞过去。在周静认识的小姐里边，也有不少家里人清楚她们从事的职业。因为她们认为这是不光彩的事情，只好装聋作哑。
周静入行时认识的男朋友李翔（化名），是她的一个客人。这个人来自江西，其貌不扬，长得黝黑黝黑的。他每次来酒店的桑拿会所光顾，都会专门点周静。各种熟识以后，他们便成了男女朋友。
事实上在东莞，大多数去追求小姐当女朋友的，要么是拉皮条的，要么是想靠此“发家致富”的。李翔便是后者，在他们的想法里，拿女子的身体当武器，是拥有资本立足社会最快的捷径。在周静当了两年小姐以后，李翔拿着她积累下的40多万开了个服装公司，并买了一台宝马汽车。而买车月供1.8万，由周静每月支付。然而像李翔这样的“小姐男友”，时常在达到目的以后，迅速和她们分手。李翔在宝马车供到差不多的时候，便和周静提出了分手。
当小姐这一行的，都会在25岁之后谋新的出路。将自己身世洗白，回家相亲嫁人是其中一种，更多的是会去学一点东西，尽力跳出小姐这圈子，离开当小姐时的地方。陶琪正在学一些美容美妆之类的营生，准备开一家美容相关的店面，这也是大多当小姐的出路。然而由于社会关系单一，也很少会从客人这里发展社交。因此她们时常都是跳不出小姐的圈子。
“下海”是小姐行当里形容入行常用的词，当然，也包括重新回到这行当里。由于大多数小姐没有经营经验，以往积累下来的钱很快就会亏完，然后再次下海。做了四年小姐，26岁的周静因为不如20来岁新入行的小姐抢手。在短暂的经商失败以后，她再次回到了这行当，但由于年龄问题，周静最后选择了去长安镇的酒店会所当“妈咪”，也就是帮小姐们拉客的“客户经理”。
当了妈咪以后，一个月能拿到十几万，有时候也才8万。“但是压力非常大，各路神仙要打点好，也得动的应对各种突发事件，比如扫黄等等。”周静说，酒店的会所只是提供一个地方给妈咪们来做，每个月需要上交一部分钱给酒店，这包括了酒店给派出所等机构打点的费用。
年后的扫黄声势浩大，但其蝴蝶效应还没有出现。在陶琪、周静等人看来，对她们来说影响不是很大。基本上东莞的小姐都回家过年没有回来。在值班的小姐不多。并且她们事先已经接到通知，有做好充分准备。在酒店会所里接客的小姐，在扫黄时期不会前往酒店。不少客户经理手上有熟客，以往的服务场所，则从酒店转向了出租屋。
在一位虎门这行业里长期经营的“客户部长”看来，虎门新世界酒店被点名扫黄以及查封，是显然的“后台不够硬”，“我们早就接到通知了，但他们依然不明就里。他们去年才开始营业，属于后起之秀，其他从业酒店因为竞争等原因，也会想办法通过警方关系对其打压，因此新世界酒店第一个被拿来开刀，也不出奇。”
在虎门不同地段的从业酒店、桑拿会所都会有各分管地段的人照看，这类人基本上是虎门派出所所长分管，以及不少村干部参与。在虎门宜家花园以及龙眼工业区附近，则是偏向低端定位的小姐。这些都直接由村里的治安队分管收保护费。治安队分管下面就是一个“拉皮条”的负责人，负责人一般手上有几十个小姐，年龄在16-23岁左右。
多年前有位受访人员去武汉出差，住武汉水果湖的锦江之星酒店。在看到门缝飞进来的一张张印着“90后女大学生”，“空姐白领兼职”字样，随后进行联系。二十分钟后，有人开始敲门。
他开门看见两个浓妆抹艳的妇女，还没反应过来，藏在女人身后的大汉便强推门进房。缴纳预先说好的500元费用以后，大汉说，除了500元给小姐的钱，这片区有专人负责安全问题，要另交保护费650元。大汉语气强硬，作为一个外地过来出差人员，面对此等本地大汉，他唯有低头交了这冤枉钱。
相对于内地行业的混乱，东莞无论高端消费的小姐，或是各地普遍存在的站街女，在东莞都呈现了极为规范的现象。个中原因，除了政府大环境的纵容，还有警察获得收益后给酒店的操作提供了足够空间。这使得整个小姐产业直接与巨大市场接轨，规范化与标准化也随之而来。
从广州或者深圳，坐上动车前往常平镇。在抵达常平动车站前10分钟，先发短信告知客户经理，到站后会有专车前来接送。这是东莞酒店小姐消费的配套服务。
坐上一辆前来接送的日产天籁。途中司机话语不多，不时接到客户经理们预约接客人的电话。“白天一般一天有十七八趟，一趟平均有2、3人。晚上比较多，一趟基本坐满5个客，每晚10趟。”司机说，像他这样与酒店合作的车，有6、7辆。每天600人左右。基本来自广州、深圳以及香港。
酒店在论坛上用的名字自然是假的。在酒店稍坐片刻，就开始所谓的T台选秀，一批批带着号牌的小姐轮番走秀，如果没有看中的，再换一批。价格600元到900元不等，相貌方面，第一批基本都是最差的，往后的倒也还好。选中以后，小姐领客进房。
“这是服务的项目，你看一下，有哪些不做的要确认一下，不然投诉了我会被扣钱的。”小姐说。
失路之人
2010年11月一个傍晚，我从广州仓促赶往东莞东坑镇，和一大群从广西梧州下来的族人一起跟踪寻人。我有一个二姑在东坑，有天晚上她在闹市侧边的小路走着的时候，碰到一个人喊她。声音用力却又压制，像是为了让目标人听见，却又要避开其他人。她转身观望，直至再度听到喊叫声时才发现黑暗中坐在地上的一个男子。
恍惚间她没法想起这男子究竟是谁。只见此人头发及肩，蓬乱而黏腻；右肩早已不知所踪，只剩肩头有一个浑圆的肉包；并且双脚自膝盖处被截断，正如两根干瘦的树桠；男子坐着的是一个搁着木板带着轮子的小推车，车子前头由一根铁链牵引。
“我是三弟。”那男子焦急而又低声的说。
这个三弟，正是我的一个堂叔，自幼在乡下一齐长大。长大以后，我们前往外地读书，他则在初中毕业时去了东莞茶山镇的工厂打工。在2000年夏天的时候，东莞那边通知了他失踪的消息。随后他父亲及族人前往东莞各地找寻，均无任何消息。他失踪当天正是工厂发工资的时候，当天其女友和他约会，却一直等不到人，传呼机也没有任何回复。随后一周再也没有了他的影踪。失踪的几年时间里，家人不时前往东莞找寻，却一直杳无音讯。在东莞治理环境下，失踪个打工仔，不过如蝼蚁。而他的母亲，我喊做二叔婆，整日以泪洗面失声痛哭，最后却不得不当做他已经意外死亡了。
“你不是死了么。”一下被面前事情撞击到，二姑有点口不择言。这时附近停留的一辆残旧中巴车正由两名手脚正常男子不断的将类似于堂叔这种残缺者搬卸到地上。我二姑接着问，你怎么被弄成这样了。
“你走进一点，快，要时不时的往这碗里放一两块零钱。”堂叔紧张的往七八米处中巴车处张望。他说，当初他在路上被人打晕了，往后因为剧痛醒来数次又再晕过去。醒来双脚和右手都没了，在一个完全没有光线的房子里，呆了有快一年的时间。“后来手脚被截断的伤口都愈合了，就得被带到上街讨钱，满东莞到处转，有时在中巴里边睡，有时候被带往另外一个房子。应该也有十年多了，除了第一年那房子没记号，每次有鸡肉吃的时候，我就在房子墙上划一道，总共9道。”
在堂叔的记忆里，每次有鸡肉吃的时候，就是过年的时候。其他时间基本是馒头包子。然后每天有固定任务，如果讨不到额定给的钱，会被管理他们的马仔们抽打，并且不给饭吃。在整个叙述的过程里，我的二姑成了典型被感受牵引的动物，根本没想到要下什么利于解救的信息。比如房子的位置，出没的区域。由于不断的掉眼泪，中巴车那两名男子发现了异常，迅速过来质问什么状况。
“我只是看着他可怜，给他点钱用。”二姑回答俩男子。但男子明显极度敏感，其中一个挡着中巴车牌，一个迅速把卸下来的残缺乞丐扔回中巴里，开车离开。
此后几天，我们都在东莞各个镇区之间疲于奔命，跟踪盯梢那些在商场出没的残疾乞丐，以及一些样貌相近的中巴车。基本所有残疾乞丐都有专门的帮派人员管理，每到高峰期便由中巴搭乘，在闹市附近一个地点卸下，再由数名人员分别用小拖车拉到闹市路边行乞。随着人流变化，残疾乞丐也不时会被调整位置。基本上每5、6名乞丐由两个人在附近看管，不时会带包子给这些人进食。到了一定时候，如果残疾乞丐仍然没讨到什么钱，看管者会不发放包子，并上前指责给予压力。类似于这类“丐帮”，在东莞有数十帮派，基本以周口与驻马店人负责。有专门率领小孩的，有断手断脚的，也有些专门配备音响话筒的。自堂叔失踪至后来被我二姑发现，便达10年之久。光天化日之下，有组织的在闹市活动如此之久，可见其背后关系的深厚。
东莞“扫黄地图”的作者王秀勇，是一个腿脚不便的人，曾经混迹在东莞丐帮，并较为熟悉“周口帮”。在王秀勇的描述里，“周口帮”与各镇警方关系极为紧密。很多片区负责警员都会定期收取一定费用。东莞各个镇区人口稠密，灰色盈利空间大，各个帮派林立。在经过多年发展以后，不少帮派开枝散叶，组织庞大，到了警方一时半会难以撼动的地步。为了管理片区表面处于稳定状态，警方和不少帮派达成默契。警方给予空间，帮派则管好手下众人，不得闹出太大乱子。帮派定时进贡，大家相安无事。
我们前几天一直没有找到目标车辆。或者因为我二姑与堂叔的交谈，使得他们起疑。直到四五天以后，那辆在东坑出没的中巴才冒出踪迹。不出意料，这辆中巴牌号是套牌报废车。经过数次跟踪失败后，我们终于摸清了中巴部分卸人线路，但并没发现卸下来的残疾乞丐里有我堂叔。他们有时候往深圳方向的东莞各镇区安排乞讨，每个镇两三个，有时候又朝靠近东莞市区的厚街一带布点。在某些节日展会，如桥头镇荷花节，又将大拨乞丐运往此地。最后在晚上十点左右，他们将开始收摊，回到中巴里。中巴里嘈杂闹腾，到了凌晨一点左右，中巴车停在了东坑镇政府对面的广场，直到次日凌晨六点开始出发布点。
据王秀勇表述，他曾遭到这些丐帮人员的拘禁与殴打，因此一直怀恨在心。王秀勇曾表示这些丐帮的落脚点他极为熟悉，但不愿言说，要求必须他有参与其中指出地点所在。可惜随后王秀勇因为各种问题回了山东。我们也设想了各种救人可能，堂叔的家人首先反对的是报警。在他们看来，当初刚失踪时候，警方态度敷衍。失踪以后上十年时间，这个丐帮活跃在东莞各个地头，一个套牌中巴还每天停在政府对面广场，这个中丐帮与警方牵连深厚，可想而知。因此为了保证堂叔安全，在没确切看到其本人之前，他们不愿选择报警。几个当警察的朋友亦支持此推断。但无论何种设想，首先前提就得堂叔在那辆墨色玻璃的中巴里，否则会打草惊蛇。
这些帮派具有极为严密的组织应变能力，时常在中巴这流动点上休息调整，若遇到某些变化，快速的闪匿回偏郊野外的聚点。由于他们根基在镇区，所以这些帮派较少进入东莞市区。在经过数次跟踪以后，我们确定堂叔并不在中巴内。大概因为那晚发生的事，他们已将此人单独囚禁于某个地方。然而在后来2011年的元旦，各个节假日，经过一次次跟踪追寻，终难以再觅堂叔踪影，他的父亲在与我爷爷聊起此事，抽着烟说，或者他命就是如此，大家都认了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