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国2014年02月27日讯】题记：人世间长存的是亲情、友情、人情，没有什么力量能超过它。一个国民政府的将军，一个“翻身童工”，在长达三年的牢狱生活中，竟然结成父子之情。
1950年1月那天，是成都最冷的时节。西门外十二桥白幔飘飞，哀乐动地，哭天震野，42口黑色棺材一字排开，停放在初绽嫩芽的草地上。上千群众被聚集在这里，披麻带孝，肃立在空旷的田野中，为国民政府撤走时被杀的42人致哀。
不满16周岁的我，当时还是刚刚参加中囯共产党的革命工作的一名政治童工，哪知共党无义战。在公祭会上泪流满面，义愤填膺，还举著小拳头跟着主持人高声呐喊：“打倒国民党反动派！解放全中国！誓为死难烈士报仇！”
“负隅顽抗”的周迅予
下令坑埋这42人的是国民党军统局高层，执行这一指令的是刚从成都稽查处长晋升为警备司令的周迅予中将。他是四川泸州人，黄浦四期学员，早年参加共产党，甯汉分裂时脱党，此后追随校长蒋介石，并且成为戴笠的得力助手，抗日初期曾参予逮捕山东省主席韩复渠的行动。
在成都市十二桥“公祭”那天，周迅予正率领国民党数千官兵，西出灌县，溯岷江而上，向松藩、理县、茂汶一带深山老林进发。根据蒋介石的部署，周迅予要在那里开展反共游击战争，他的最新职务是川甘反共救国军总司令。
为了支援周迅予的反共游击战争，撤到台湾的蒋介石多次派飞机空投各种军用物资和生活用品，周迅予部队也因此成为中共川西行署执政当局的心腹大患。50年代大陆中国的国产故事片《猛河黎明》，就是以此事为背景拍摄而成的。1990年代的20集电视剧《雪震》，所讲述的也是这个历史事件，片中的方专员就是周迅予的化身。
1951年大局初定，川西行署公安厅长白天为化干戈为玉帛，想尽一切办法争取周迅予向“新”政权投降都没有成功。当时中共为瓦解前政权残余势力，以既往不咎的统战手段，“号召”国民政府的军、警、宪、特人员主动自首，并且专门为这些自首人员开办了政训班。曾任成都警察局八分局局长的政训班学员范伯驹为了立功赎罪，自告奋勇去山里劝降自己的老师周迅予。白厅长自然高兴，派出两位科长带上薄礼随行，并亲笔修书一封。
范伯驹爬山涉水，在茫茫原始森林中找了五天五夜，终于找到了周迅予。周迅予宰羊杀鸡摆下酒宴，招待自己的学生说：“伯驹，一路辛苦，饮酒不谈国事，只叙师生情谊。”
酒足饭饱之后，周迅予发问：“伯驹，此行有何公干？”
范伯驹欠身一笑：“老师，现在共产党天下已定，退守台湾的国民党被歼灭只是早晚之事。俗话说，识时务者为俊杰，请老师三思。”说著，从怀中取出白天厅长的亲笔书信。
周迅予展信阅过，笑笑说：“伯驹，我乃军人，服从是天职！是否投降要请示总裁。”
于是，他转头吩咐侍卫向台湾发报。不到十分钟，蒋介石电复：“范伯驹叛党叛国，罪不容诛，着令就地正法。”
周迅予把电报交给范伯驹，范伯驹一看双膝酥软，跪地求饶：“老师，你不能杀我呀，你下能杀我呀！我是为你好才来的啊！”
周迅予不动声色，把手一挥：“执行队给我拉出去。”
不一会儿山林中两声枪响，完成了范伯驹的劝降任务。
随行的两位科长吓得半死，呆坐在椅上不知所措。周迅予不失大将风度，平静地呷口茶说：“两军交战不斩来使，你们回去转告白厅长，我周迅予是军人，是有骨气的国民党军人，只能断头，不会投降。”言毕，向身边卫队说：“送两位先生下山，沿途不要为难他们。”
两位科长回到成都，向白厅长报告事情经过。白天气得破口大骂：“周迅予，你这个双手沾满人民鲜血的反革命分子，老子决不放过你！抓住你不剁成肉酱，也要碎尸万段。”
接着，公安厅为范伯驹举行追悼大会，并且特设军事法庭对周迅予进行缺席审判，当众宣布判决：“判处周迅予死刑，立即执行！”
孤军自难成事。两年后，周迅予部队被击溃，还剩下两三百人换成藏装，潜伏于森山老林之中,誓死不投降。到了1953年夏天，身为松、理、茂地区藏族头人的索观赢，到成都出席四川省人民代表会议，共党情报显示他知道周迅予的下落，便将他扣押，迫其交待。在软硬兼施和“又斗争又团结”的攻心战术下，索观赢说出了周迅予藏身之地。公安厅立即派出一支精干骑兵连夜前往，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一举生擒周迅予，同时就擒的还有国军军长傅炳勋。
山道崎岖，行走困难，为怕归程闪失，两人被捆在竹筏杆上，由几十名军人轮流扛擡。傅炳勋自幼练过武功，不愿受俘虏之辱，在过岷江索桥时运足全身力气挣脱索链，纵身跳入岷江。周迅予没有武功，被押解回成都囚于宁夏街市大监狱。他大义凛然抱定一死，每天背诵文天祥的《正气歌》。共产党不仅不杀还厚待于他，让他住在狱中一个大单间里，由两个狱吏专门看管，另派两名在押犯人侍候起居。一月后，又用小车载着他参观成都市容。
共产党的攻心战术果然有效，周迅予数月后逐渐失去斗志，最终向中共投降。他被转到省看守所。自此，成年累月伏案写交待材料。
四川省公安看守所
1957年，我因为以“晓枫”的笔名公开发表过“干预生活”的小说《给省团委的一封信》被划为“极右分子”，同年12月27日开除公职“劳动教养”。到了1963年春，我又因为涉嫌“中国马列主义者联盟右派反革命集团”一案，和周迅予同押在一个监舍。此时他还在写交待材料。记得那是个阴风怒号的日子。我负铐戴镣由四个武装军人从西北解押回成都，直接被送进梓憧巷省公安看守所。
我的本名叫黄泽荣，是地道的成都人，一度还是政工干部，却不知这儿有座监狱。因为临街处是座公馆，无武装也没门卫看守，只有进得门庭再拐一个弯才看见巍巍高墙、密密电网。穿过高墙一扇小门，才是监区办公室。
我在这里办完入监手续，领到“411”囚徒编号，随着手提一大串钥匙的狱吏，惶恐不安地进入监区。
监区分列三排，都是厚厚地砖嵌砌的平房，其牢固程度可防原子弹冲击波。第一排监区，关押的是从海中“爬”起来和从空中“掉”下来的国民党特工人员；第二排监区，关押的是国民党军级、省级以上的大员和重大案件的“反革命分子”；第三排监区，关押的是共产党内犯下政治错误的高干，当时关押在此的有中共宜宾地区负责人刘结挺、张西挺夫妇。监区和监区之间有近五十平米的草坪，光秃秃地没有树。此时正值放风时间，草坪上有两个犯人在溜哒散步，他们看着我，我看着他们。
须臾，一个身着藏族棉袍，头戴藏族毛帽，脚穿藏靴的小老头，双手端著马桶从墙头厕所处窜出来，笃笃笃小跑似地踩着草坪间那条石板路走进第二排监区。狱吏送我去的监室就是他所在的监室，监室为16号。
监室约有十二平方米，厚重的木门对着巷道，巷道进深约200公尺，黑黑的两面全是监室。监室门不相对，这边看不到那边。木门上有个30平方厘米的洞孔，称为风门，用来取饭取水。风门外有插梢，关上就成为一扉整门。监室里有两堵铁窗，前边那堵对着巷道，后边那堵对着草坪，窗高约40厘米，宽约25厘米，呈长条形，即使站在床板上也看不清外面。所谓床是木板钉成的通铺，有两排，高约五十厘米，靠门的那面窄一点没睡人，上面摆着碗筷脸盆；靠后窗通铺上住着三人，我去后增为四人。
四人各有囚号，我右边的是“958”，就是那个穿藏袍的小老头，不言不语坐在自个儿床头发楞，似有无限心事。我的左边的是“410”，一个身材瘦高，说话声音嘶哑，年约三十六七岁，打扮像个司机，蓝布棉装外套长卡叽工作服，他不喜欢在铺位上坐，老是不停地在监室内屁股大的空地上走去走来。在他铺位左面的是“338”，
一个年约五十多岁未老先衰的中年人，中等个儿，一张圆圆的白而浮肿的脸庞，乍看去像个馒头。他似乎怯冷畏寒，头上戴着压过眉心的黑呢鸭舌帽，身上穿着厚厚的棉衣裤，外面罩一件米黄色的风衣。他半躺在床上，不停地用竹棍剔著牙齿。
这里监规很严，不准讲外面事，不准打听案情，大家谨言慎行，成天默默相视而坐，纵然说话也只是些天气与吃饭的碎语，称谓一律叫囚号。
我是匹野马，闷闷地呆了几天快要憋死了。一天放风我跟在“410”身后，悄悄问：“你叫什么名字？为啥进来？”
他看了下左右前后，才低声回答：“我姓张，叫张兴富，张大千的侄儿，原是志愿军，54年转业回到省运输公司当调度。吃不饱肚子，饿得受不了，想朝香港跑，在深圳抓住，说我叛国投敌……”
“你承认了？”
“怎么能承认，承认了非毙了我不可。”他说：“到了这里要挺得住，让他关。你呢？”
“右派，在劳教队偷米，跑到西北流窜，混到一家煤窑挖煤，被他们清查了出来。”
他听后，注目看我一眼，沉思片刻说：“按你说的，这儿不会关你，肯定有什么大事情？听送饭的‘228’透露，最近这里送来好几个劳教右派，不知你的案子和他们有无关系？我们隔壁监舍那个带脚镣就是劳教右派。”
我立即打听：“他叫什么名字？犯的什么事？”
“谁知道，他一来就戴有脚镣，我们便叫他脚镣。”他说到这里故意提高声音，向远处兜圈的“338”喊：“338，今天打几盆水回去？”
“338”回答：“打三盆吧！”
草坪上有口手压的机井，专供囚徒放风打水回监室用于每天洗漱。他用嘴示意，叫我端上脸盆，他去压水，借此掩人耳目。
他一边压水一边说：“958和338都是上面派来监视我们的，他们每月比我们多一斤口粮。958这老头还好，338最坏，国民党的特务，经常打小报告，要注意提防他，吃了亏不划算。还有，你决不要相信他们那一套坦白从宽的鬼话，叫你坦白交待就说明他们根本没有掌握到你的情况。提讯了我十几次，每次我都咬定跑深圳是吃不饱，想都没想过要叛国投敌。气得他们拍桌子骂我顽固。老子就是顽固，不顽固就会取重（重判意思）。你听说过没有，坦白从宽，牢底坐穿；抗拒从严，回家过年？”
我会心一笑：“知道！”
“338”似乎发现了什么破绽，悄悄走过来，我立即拉大嗓门：“410，不要再压了，脸盆装不下了。”
他机警地转头向“338”嘿嘿一笑：“338，压这三盆水出了一身大汗，两瓢稀饭早没有了。你帮我们向政府反映一下，能不能增加点粮食？”
“338”不知是卖关子，严肃认真地回道：“粮食定量是国家政策，反映了也不会增加。最好的办法，尽快把问题交待清楚，判了刑去了劳改队就吃得饱了。”
“410”立即反唇相讥：“338，你从政训班关到现在，十多年了，为什么还没把问题交待清楚，还来向我卖狗皮膏药？”
“338”吃了个闭门羹，嗯嗯地回答不出来，悻悻地走开去。
我与“958”
第二上午“410”去提讯，“338”被狱吏叫出去问情况，监舍只剩下我和“958”。
他和往常一样坐在床头，用毛笔醮着墨认认真真写交待。那一手蝇头小楷，落在纸上很是好看，像书法家的字帖。我十分纳闷，伸过头去偷看。他发现后立即用手蒙住写在纸上的东西，惊呼地叫：“不能看，不能看，这是违反监规的。”
我纵声一笑：“958，这屋里只有我们两人，违不违犯就看你检举不检举？”
他听我一说，放眼扫了下空空的屋子，确定只有我两人后才说：“411，我不是那种人，410最知道我。”说著放开手，“你要看就看嘛，都是些陈年老帐，不知写了几十遍还叫写，唉，关了十多年就写了十多年。”
“958”写的全是他经过的历史事件，诸如哪一年在哪个单位，做些什么事，上级、下级、同事是些什么人？再有，就是外面一搞政治运动，揪斗什么人，像胡风、阿垄、章伯均、罗隆基等，狱吏就要找他写这些人的材料，是否认识、有无交往、直接间接？他立即搜索枯肠，老老实实地写起来，至于这些材料有何作用，发挥了什么杀伤力？他自己并不知道。
410说，他们是活挡案。我则认为，他们是阶级斗争的炮弹，是共产党射杀自己人的炮弹。不论谁只要和他们的材料沾上边，不坐牢也是打倒的对像。所以中共不杀他们，对他们软硬兼施,一幅仁慈样，不过是为了斗争的需要。
我望着纸上那些与自己不相关的材料没有兴趣，转头久久地看着他，愈看愈觉得见过面一样，便道：“958，我好象认识你，不知在哪里见过？”
他问：“你是成都人？”
我点点头。
“那你认识我。”他说得十分肯定。
我想不上来，坐在床沿静静地端详：他五短身材，大头、大眼、大鼻梁，外加一双大脚板，虽年近六十，双目却炯炯有神，眉宇间有种军人的豪气，言谈举止却十分文雅，一招一式快捷利落。我初步判断：此人决非等闲之辈。
他见我不说话，笑着问：“认出来没有？”
我无语地摇摇头。
他起身向风门外看一眼，确定无人监听后，把声音压得极小声说：“411，我注意到你是个讲义气的男子汉。我告诉你，我叫周迅予！”
我哦了声，惊得一怔。他补充一句：“听说过吗？”
我道：“何止听说，我还追杀过你哩！”
于是，我向他讲起追捕他的往事：1950年初，县武工队曾奉命追击过他，追到灌县不见踪影，便撤了回去。1951年我在外西洞子口乡九里堤村搞土改，这儿原是匪窝窝，公安局侦察科长李志强一次来村里，拿出张半身照片叫我看。照片上是个大头、大鼻、大眼睛的军官，长相英俊，一身戎装。科长说：这人叫周迅予，成都稽查处处长，后升为警备司令部司令。1949年12月带着队伍从西边逃跑了，有人说去了松藩、理县、茂汶，有人又说他还潜伏在农村，现在整个川西地区都在搜捕他。你们如发现线索，要立即报告……
他听后笑了笑道：“我们到成了梁山弟兄，不打不相识哟！”
我们两只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接着，他向我讲了他如何拒不投降，处决范伯驹，以及后来被捕的经过。说得绘声绘色，扣人心弦，也就是我前面写的那段。
当夜，我在心潮起伏，两手不停地在胸壁上划动，划出了这首忘不掉的诗：“风雷激荡起苍黄，先生抱残走岷江。年少随军作鹰犬，踏遍青山自奔忙。奔忙未尽归墨瀚，捍卫金瓯笔作枪。焉知鸟尽弓藏日，将军学徒聚铁窗。”
“410”所说的戴脚镣的劳教右派就住在隔壁监室，难道此人与我有关系？
我注意到，只要一放风，那个戴脚镣的人打从我们监室门前经过，狱吏便要关上监室风门，这样就更引起我的疑窦。有一天狱吏忘了插风门梢栓，我猛地扑过去推开，看到那戴脚镣的人竟是“415”筑路支队难友杨应森。
记得1961年夏，苏联共产党召开21次党代表大会，曾被共产国际开除的南斯拉夫总统铁托，又重回“国际共运”大家庭。南斯拉夫不叫共产党，叫“马列主义者联盟”。
“联盟”的章程宽松，只要你承认“马克思列宁主义”就可以加入，不像中囯共产党又是什么“工人阶级先锋队”，又是什么“献身无产阶级事业”。他们不搞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据说老百姓生活过得还不错。于是，我们中不少人主张中国走南斯拉夫道路，应将共产党更名为“马列主义者联盟”。谁知几个月后，这些参加谈论的右派分子均成了“反革命分子”，一下抓了几百人。在大逮捕前夕，我因偷米事件外逃西北，四川省公厅视我为要犯，发出红色通缉令抓捕归案，押回成都囚禁于此，没想到因为此案竟掉了几个脑壳。我不但推开风门看个明白，还挥笔在纸上写下一首放情的诗“：初闻铁镣感心惊，不知负刑是何人？今日偷窗来窥看，方知故人杨应森。”
待放风回来，这首诗不见了，我立即明白是“338”拿去请功了。我便使出绿林手腕，不动声色把话挑明：“这监室里只有四个人，最好不要你报告我，我报告你，大家和平相处为好。都是犯人，案板上的猪，整去整来没有什么好处？要惹火了老子，一天写你十张检举，说你半夜做梦都在喊国民党万岁！不信政府不找你。”
这一招还真灵，“338”立即向我赔不是：“411你不要多心，我不报告也有人会报告的。”
“958”听后发表声明：“338，我们都是老犯，我可是个和事老，从不管闲事。你也知道，我报告写得再多，共产党也不会放我出去。”
“410”知我此举意思，便话中含刺说：“大家同一个监室，何必相互残杀。我和411都是从共产党肚子里爬出来的人，从不会做这些偷鸡摸狗的事，要做上面准相信。”
俗话说，“戳破的鬼再害不了人”。自此“338”主动和我们修好，说是上面叫他这样做，连我说梦话都要报告，今后决不再做这些事。还说他叫贾祥瑞，浙江绍兴人，原是国防部二厅一个处长，1949年随国民政府逃难广州、重庆、成都，1950年自首入政训班，参加过范伯驹的追悼会。
一次，他湖南老家的发妻送来一卷香烟，有多个牌子。我一看便道：“这是不少人送你爱人的香烟，她一根根积下的。”
他突然眼圈一红，几乎流下泪水说：“家里没收入，爱人拖着三个小孩，为生计不得不帮人洗衣纳鞋，已守了十多年活寡。”
我听后泫然泪下，当即口吟一诗相赠：“异乡飘泊无亲眷，已守空房十三年；育儿养女担风险，还蓄温暖送铁监；湘女多情爱却短，一线幻茫盼夫还！两军相斗民何苦？谁不切齿恨暴残！”
自此，我们成为好友。1966年泸州长庚宫改为西南警校，成都省看守所人犯也来此参加修建。我们再次相见，他还保留着那首诗。可悲的是，他没有等到1973年特赦国民党县团级以上人员便瘐死狱中。
经过这个小风波，“958”私下几次夸我聪明，会处理事，两颗心自然贴在一起了，他视我如子关怀备至。
由于“958”年岁大，过去的地位高，共产党又不断要他写材料，每月口粮不但多我们一斤，另外还有一斤酥油（“338”没有）。在那个年代的监狱，犯人生活极其困苦，月囚粮22斤，每天8两，没油没蔬菜，饿得吞口水，这一斤酥油的价值胜过黄金。他把酥油装在一个布套缠裹的玻璃瓶里，每天早晨吃稀饭时，小心翼翼地从床头取出来，解脱缠线，拉开布套，扭开瓶盖，用铁勺掏出一点点融入稀饭中，然后依次复原。我想如果没有这一斤酥油滋润他的生命，那付老骨头早敲鼓响了。他在“410”和“338”不注意的时候，常常飞快地给我一汤勺，使得我无法拒绝。
监狱每半月打一次牙祭，一次二两猪肉，用南瓜、红苕垫底，各人拿自己的碗送厨房去蒸。为了不至于弄错，碗上贴有一小纸条，写上囚号。“958”见我的碗小，装不上垫底的南瓜、红苕，主动把他每天早晨装稀饭的两个黑陶大碗借一个给我送到厨房。谁知那贴上囚号的纸条被蒸气冲掉了，拿回了一个略小于他的黑陶碗。
打牙祭是愉快事，他吃得却不开心，边吃边说他的大黑碗。饭后仍然放心不下：“411，黑陶大碗能不能找回来？明早打稀饭这个小碗可能装不下吧？”
我笑着安慰他：“958，你放心吧！厨房228说了，明天保证给你找回来。”
他听我一说，略微松了口气：“找回来就好了，找回来就好了！唉，411，要是找不回来又咋办哩？那个大黑陶碗跟我四五年了，又大又深，最装得东西，要是掉了，每天装稀饭怎么办？现在这两个碗装不下呀！”
我继续宽他的心：“放心吧，958，会找得回来的。如果找不回来，我写信叫我姐姐买个更大的黑陶碗给你。”
他听后高兴起来：“对对对，写信给你姐姐，请她买一个，不，多买一个，你留个好用。”
晚上睡下，他又念起黑陶碗：“找不回来咱办？天天要装稀饭呀！411，当时你把条贴好就没这事了。唉，也不怪你，怪厨房的228，不负责。”
我只好又不停安慰：“958，放心吧，会找回来的。”
监狱睡觉时间长，晚七点上床，早晨五点就醒来。我挨着他睡，醒来时两人多半聊几句历史。这天醒来谈的又是碗：“411，这大黑陶碗找不回来怎么办？今天早晨稀饭可能装不下？你用个盅盅为我准备着，装不下的叫228倒在盅盅里。”
正说著，监区巷道铁门哗啦一声打开了，这是厨房送饭的信号。他猛的从床上跳起来：“411，快，稀饭来了！”
他心里想着大黑碗，忘了还在床上，一个大步窜下去，吧嗒一声跌在了地上。吓得我跳下床扶着他：“958，跌伤了没有？”
他不顾疼痛，声嘶力竭地叫喊：“411，别管我，快去打稀饭！”
一个国民党堂堂中将，当年指挥过千军万马，气吞万里如虎，谁知十几年后却会为著这一瓢稀饭，险些跌伤双腿。是什么原因使得他变得如此？我终于明白了汉代名将李广，在面对刀笔吏时宁肯死也不愿进监受审。好在第二天下午，厨房228送开水时送回了那个大黑陶碗，不然我真是罪莫大焉了！
周迅予的暮年晚景
一次我突发奇思，问道：“958，你当稽查处长和警备司令时有没有人请你吃饭？”
他先愣了下，尔后有点忏悔地说：“一天请吃饭的人太多，都由副官为我安排。我只记得有年阴历初二，一共走了十二家，但没有吃饱。”
我有点糊涂了：“席间菜不好是不？”
他笑了：“411，请我的都是大财东、大商家，那一家不是山珍海味、鱼翅燕窝一大桌。我都得去，都得给人面子。就像赶溜溜场一样，坐着车满城跑，这家夹一筷子，那家夹一筷子，有的家连筷子也不动，拱拱手，说声恭喜发财赶快就走了。”
官场原来如此，又辛苦又吃不饱。我道：“所以国民党要垮台，你们这些当官的都这样么？”
他对我的批评不但不反驳，还说：“我看共产党也会这样。”
我默然，不置可否。眼下所关心的22斤囚粮，这月是大是小？大月有20天是7两，小月有10天是7两，最高兴是28天的小月，可一年只有那一个月。
不几天预审员开始对我无休止地提讯，追查“马列主义者联盟”一事。我沉着应战，不是言东说西，就是推说不知道。每次归来，只要“338”不在场的时候，他总提醒我：“411，不要乱说啊！特别不要乱说别人哟，要有好汉做事好汉当的勇气。”
我说：“958，你放心，我当过审讯员，知道怎样应付他们。我是铁嘴，休想从我口中掏出什么。”
他听后放心地点点头：“这就对了，关键是挺得住，男子汉一定像个男子汉！”
天气渐渐热起来，转眼夏至。他见我没有单衣，主动对我说：“411，天热了，你一件单衣也没有怎么办？”
我道：“没有就打光咚咚。”
他笑了笑：“成什么话，我给你缝一件怎样？”
我惊了：“你会缝衣服？”
他道：“关了十多年什么不会？”
我迟疑一下：“哪里有布哩？”
他早成竹在胸说：“把你身上穿的棉衣拆了不就是布。”
“那冬天怎么办？”
未及开口，“338”代我作了回答：“还怕没棉衣么？公家会发的。”
于是，我脱下棉衣交给他，他立即戴着老花镜拆线。我作他下手，把拆下的每一根棉线缠在纸卷上，又准备把那些半条的棉线扔去。他立即制止：“411，不能扔，缝衣服时会全用上。”
大约花了两天时间才把棉衣线拆完，然后将棉花分开收放，再后把拆下的布料摊平放在床板上，用他每天装开水喝的玻璃瓶作熨斗，烫平布料。他井然有序，丝丝入扣，俨然像个地地道道裁缝。
闲谈中，我忽然想起十二桥事，由不得问：“958，那活埋的42个人到底是怎么回事？”
他停住手中活儿，老花镜片后一双炯炯有神的眼晴，一点也不回避道：“两军交战你死我活，很正常嘛！共产党杀国民党，国民党杀共产党，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
接着，他毫不介意地道：“你知不知道东北的长春战役？共产党几十万部队围住我们大半年，城里老百姓没点粮食吃，向城外跑，共产党不让老百姓跑，拿着枪把他们赶回来，目的是要我们部队投降。我们咋会投降，做鬼也要当英雄！一直坚持打。每天校长（他一直称蒋介石先生为校长）派飞机给我们空投粮食。老百姓就惨了，只能抱着肚皮饿。你知不知道，饿死了多少人？他比了三个指头：活活饿死了三十多万老百姓呀！……”
我哦了声，说革命是为了解放天下受苦人，到底哪一个受苦人得到解放了呢？土地改革消灭地主，把没收来的土地分给农民，可如今农民谁个拥有土地？城市打倒了资本家，而今哪座工厂和商店又是工人的呢？打着红色旗帜，喊著动听的口号，其实是为著那把龙椅。
他见我沉默不语，笑着问：“411，我说得不对吗？”
我道：“958，你说得很对，我念首诗给你听：岁月烟波大江东，多少豪杰济世穷！春花一闪千层浪，人民几曾幸福中？”
他听后沉思片刻：“你写的？写得不错，只是平仄有点不对称，要是平仄对称，就是首很好的七言绝句了，故只能算打油。”
我嘿嘿一笑：“我就是黄打油。”
他说：“重情不重工整的诗也不错，只要坚持不懈地写下去，就能写出好诗。不过这些诗只能留在腹中，不能留在纸上，要不他们会说你思想反动。”
点头认可他的看法。于是，我们的交往又增加了一个新的内容：言诗。
监狱逢星期日吃两顿，定量标准不变，免去早上稀粥。一次上午9点，一次下午4点，中间相距6个小时。上年岁的人经不住饿，每到周日他便将上午那顿饭分两次吃，留下一半放在瓦罐中，用毛巾裹上捂在被盖里保温，待中午12点后再吃。
那天天气特别好，阳光从铁窗里射进监室，光线明亮，日暖风清。吃罢早饭，“338”照例卧床酣睡，“410”仍在监室里屁股大一块空地上走去走来。
“958”坐在床头为我缝制单衣，我陪他把棉花搓成条，再从棉条中撚出丝丝细线，然后把撚好的细线放在被盖上面，用时由我去抽取。戴着老花镜片的他飞针走线，认真地做着活儿，使我感动至极。这场景不禁想起孟郊的诗：“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我幼失慈母，少年零落，刚步入青年即沦落囚徒。一生爱少恨多，没想到此时此刻，一个陌生的老人却给予我无限的慈爱，能不动情？竟然忘记这儿是冷酷囹圄，关猪仔的地方，成了我生命中不幸之大幸啊！
他一针针地缝，一线线地织，缝下的、织下的，是人间的爱，一种伟大的人性之爱！很难相信他曾经是两手沾满鲜血的刽子手？更难相信他是十二桥活埋42条生命的执行人！
单衣快缝制好了，还差最后几针。他缝累了，仰起头，取下老花眼镜，举起干瘦手掌，轻轻柔著疲惫的眼睛向我吩咐：“411，你上床给找条线来，这几针就完了。”
我高兴得像个猴孙，一步跳上床，用力抓起被盖，忽听他手拍床沿，大呼大叫：“天哟，411，我的饭呀！411，我的饭呀！”
我立即住手，好在未把饭罐拖翻，宽慰他道：“958，还好，饭没有倒出来，怪我大冒。”
“怪你什么哟，没倒出饭就好。”他说：“我的针哩？我的针哩？”
原来他一拍床沿，把针拍掉了。东摸西看，费了好一阵工夫也未找上针。他急了说：“411，你眼睛好，快来帮我找找针。”
一根比头发略粗的针，这一拍竟不知去向。我从床上找到地下，地下找到床上，抱走被盖，掀开草席，爬著找，跪着找，站着找，蹲著找，就是找不着。我无可奈何道：“958，找不着呀，怎么办，你换一根行吗？”
“411呀！”他的声音好像在哭：“这是监狱又不是家里，哪有换的哟？这根针还是932走时留下的，跟着我三年多的时间了，只要一查房我就紧张得不得了，不是藏在马桶下，就是沈在水罐里，生怕他们搜去。你怎么知道哟，411，要补衣服，没针的时候我只好用筷子磨，要磨几个月才磨得像根针呀。没有针好不方便啊！你再找找，一定要找到，你的衣服还没缝完哟，不能就这样穿上嘛。”
他说得凄切，动情，闻之不忍。我不知一根针在监狱里是如此宝贵稀罕，正如男人不知女人生孩子的痛苦一样。为了不使他失望伤心，我不停作保证：“958，你别急、别急，我保证找上。”
为了找上这根针，我和他折腾了整整三个多小时，地下床上，床上地下，卷草席，抖铺草，最后终于找上了这根失落的针。当我把这根失而复得的针交还他时，他高兴得快流出了眼泪，不停地说：“谢天谢地，谢天谢地，找到了！找到了！”
第二天我穿上他缝制好的单衣，骤感一身凉爽，馨肺透脾，好不快活。他笑着，戴上老花眼镜细细地看了半天，右瞧左瞅，前观后赡，十分歉意说：“要是下次再缝，一定比这件缝得好。”
我乐呵呵地笑着，像个小孩，不停地感谢：“很好很好，谢你了958！我永远会记住你。”
不久，“马盟”一案落幕，难友杨应森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我作为“陪场”人离开了第二排监区第16号监室，自此再也没有见着周迅予。18年后的1980年岁末，我被“改正”回到成都日报社，曾以记者身份打探他的下落，狱吏告诉我1975年他特赦，安排在外西马家花园养老。我去马家花园打探，说他三年前就去世了……
尾声
16年后的1991年，我在北京发起组织“中华国产精品推展活动”，并出任该活动的常务副秘书长，推展活动组委会名誉会长是前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主任郭林样上将，之前曾是西南行政公署公安厅厅长，1950至1953年负责云贵川三省的“平叛”清剿工作。为了留下这段历史，中央电视台影视制作中心以他当年在川西北指挥剿匪为题材，拍摄了二十节连续电视剧《雪震》。郭是剧中的剿匪司令，周是国民党的方专员。当我谈起这段往事，郭林祥笑了。他说，那周迅予很狡猾，死不投降，又有蒋介石空投支援，藏人窝藏，在大山里和我们兜圈子，剿了几年也抓不住，死了不少战士，是个对手。又说，当年你要是在我手下，谁敢划你是“右派”？我道，那是一劫啊，毛亲自发动的运动哟。他点点头沉思半刻，无不动情地说：运动运动，运动太多了，连你这样出身成份这么好，又是小娃娃的都放不过。可惜了，浪费了你几十年时间……
“往亊微痕”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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