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光琰
我走过了八十多个春夏秋冬，好多事情渐渐淡忘。对有些人与事的记忆，却是越久远越清晰。我想告诉人们，告诉下一代，中国一段不应该被忘记的历史，中国科学界一个不应被遗忘的科学家--萧光琰。
“外行”领导“内行”
1957年，在一片“外行”要领导“内行”的呼声中，我被从辽宁省委高教处调到科学院大连石油研究所（后改名为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简称“大化所”）任党委书记，同时兼副所长。这对我来讲，是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领域。
在一大群学富五车的高级知识分子的包围中，我近乎文盲。 “我行吗？”虽然当时只有三十六岁，是以天下为己任，又无所畏惧的年龄，可这种落差还是使我觉得自己很难胜任这个工作。
我没有专业知识，但是有常识。知道要搞好一个研究所，关键就是学术带头人。张大煜当时担任所长，主管科研，我觉得张大煜是一个很好的学术带头人，从心里尊重他，明确业务上的事情由张大煜来管，我只是尽量配合他做好科研工作，解决一些思想问题和人事纠纷。
那时候党政人员也常常参加一些决定学术方向的讨论会。例如搞哪种类型的催化剂，怎样寻找新的燃料？由于一些“外行”在场，科学家们常常要用非常通俗的语言解释他们的工作，当然从我们的表情也能判断“外行们”的理解水平。这种尴尬的局面让我很不舒服，试图改变。
我能不能也学学化学？那时候我不知道有个门捷列夫发现了元素周期表，不知道什么是有机化学，什么是无机化学。我找了研究员楼南权来给我补化学课。楼南权现为中国科学院院士，想想那时候他花那么多时间给一个小学生补课，也真是“大炮打蚊子”了。他用最通俗的语言，为我扫化学盲。我很难理解金刚钻和煤炭是由同种元素组成，而碳，氢，氧这三个基本元素，既可以组成糖、面粉、木头，也可以形成油。这些不懂让我感到自然科学的神奇和巨大的吸引力。
我学得越认真、吃力，就越佩服这些科技人员，也由此知道了自己这辈子甚至连化学的皮毛都搞不清楚。这种学习有限地为我增加了一些自然科学的常识，却让我常常想到，一个人能忘我地、充满兴趣地在显微镜下，在枯燥难解的数字间去追求一般人看不见、想不到的真理，不仅需要特殊的智慧，而且需要献身精神。所以那些无论如何搞不明白的理论没有让我觉得丢面子，倒是让我知道培养一个专业人才真不容易，我对科学家们肃然起敬，很希望尽己所能，为他们创造安定的工作环境。
我对科学家十分尊重的态度使我和他们建立了很好的关系，那时候的人没有什么强烈的物质愿望，最需要的也就是被尊重了。我交了不少知识分子朋友，萧光琰是其中之一。我们年龄相仿，经历完全不同。
萧光琰的过去
萧光琰1920年生于日本，后移居美国，读完大学，在芝加哥大学取得化学博士学位。
萧光琰当时在美国美孚石油公司工作，1949年此公司建成了世界上第一套固定床单铂催化重整装置，应用这种装置可生产芳烃和高辛烷值汽油。萧光琰参与此工作，掌握了一些当时很先进的技术知识。 1949年初期，热情浪漫的萧光琰想到为中国服务。
那时候萧光琰刚刚与甄素辉结婚。萧光琰曾和我说他父亲是汪精卫政府的一个部长，甄素辉的父亲给孙中山当过秘书。两人结婚后感情非常好，问题是甄素辉并没有回中国的打算。
萧光琰曾和夫人对此有过很多争论。甄素辉说：我连中文也不会讲，回中国干什么呢？现在是共产党当政，我们没有为共产党做过贡献，谁欢迎我们回去？萧光琰认为自己并不参与政治，能把美国最先进的技术带回国，就是贡献。至于在中国工作能否如愿，生活能否习惯，各种爱好如何满足，他没有细想。决心已定，谁也改变不了。
萧光琰说，如果你实在不想回中国，我就自己回去。有人说“好的婚姻是男人找到崇拜自己的女人，女人找到自己崇拜的男人”。萧光琰和甄素辉大概就是这种关系吧。在我的记忆中，甄素辉对萧光琰是崇拜的。甄素辉让步了。
1950年12月，这对夫妇满怀年轻人的激情，带着对中国的石油发展事业有用的资料和大批图书，回到了没有朋友，没有亲人的祖国。
来到天安门广场，他们看到巨大的毛泽东像悬挂在天安门城楼正中间，毛泽东万岁，共产党万岁的标语口号到处都是。美国是个强调个体和尊重个体的社会，各持各的观点，中共则是强调集体观念，全民一致，努力表达对共产党，对毛主席的感激和崇拜。对贫穷，对落后，他还有些思想准备，而这种政治气氛，对萧光琰来说有些生疏，有些隔膜。
他被分配到石油部(那时叫燃料部)。当时石油部还没有能力成立自己的研究所，就招聘一些科技人才，又送到有研究基础的地方代培。萧光琰是其中之一。他在北京做了短暂的停留，就到了东北科学研究所大连分所（现在的“大化所”）。石油部鉴定了他带回来的资料，认为对发展当时中国还很落后的石油工业有重大价值，他甚感欣慰。
当萧光琰和甄素辉翻开了在中国生活的第一页时，发现他们面对着一个全然陌生的世界。
萧光琰离开学校不久，还很留恋大学的文化生活，刚回国各方面的条件都不是太好。在优越的环境中长大的他，觉得人的生活中少了音乐、绘画、体育活动，岂不太枯燥了！甄素辉花了很多时间布置他们的小家，想买幅装饰画挂在墙上，可到处都在卖毛泽东像，她不明白政治人物怎么能挂在家里呢，美国没人把总统作为装饰挂在家里。
作为一个技术人员，萧光琰在中国受到在美国不曾有过的重视，生活待遇也相当不错。他曾对我说：在美国他是一个一般的技术人员，有工作的时候生活会非常好，房子、汽车随之而来，如果失业，马上会一无所有。在中国生活比较稳定，还可以参与一些技术决策。
当时对石油炼制采用什么催化剂有很多争论，有人主张用钼做催化剂，钼要比铂便宜，不用进口。从最终效果看，铂虽然贵，但催化效率高，收率高。最后还是按着萧光琰的方案，采用了铂重整技术。北京石油炼制所成立后，接着进行铂重整中间放大试验，也很成功，到六十年代，用这个技术建成了大型的工业生产装置，成为当时工业战线上“五朵金花”的新技术之一。我国的石油工业发展到今天，不应该忘记萧光琰的巨大贡献。
就在他刚刚回国九个月，认为自己会大有作为的时候，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1951年开始了大规模的思想改造运动，主要是针对“美国文化帝国主义”培养的高级知识分子，批判他们崇美、恐美的思想。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很多知识分子起到了社会良心的作用，很有声望。为了夺取政权，共产党注意保护和争取人才，在党的周围团结了一大批各类优秀的知识分子。夺取政权以后，他们有比较优厚的生活待遇，以便发挥他们的一技之长。但是不能让思想自由、爱提异议的知识分子翘尾巴，仗着自己懂点儿业务，就忽视共产党的领导。结果是大批德高望重的知识精英，科学家、艺术家、文学家站出来“脱裤子割尾巴”，当着全国人民的面集体自辱。对这一点，很多知识分子都没有思想准备，萧光琰刚刚回国九个月，对此就更是始料不及。
他迎来了人生的第一次打击
那时朝鲜战争已经开始，人们怀疑从美国回来的人成为很自然的事。运动初期，萧光琰隐约感到有些人不敢和他说话，无言中拒他于千里之外。运动深入以后，有人开始在会上质疑他回国的动机。人们当时最不理解的就是“你在美国生活条件那么好，为什么选择回中国？”他平时偶尔谈到自己在美国的工作或者生活情况，被当作崇洋媚外加以批判。
当时萧光琰刚三十出头，从小学到取得博士学位，血气方刚，没有韧性。有人记得有一次在会上，他听着根本听不懂的批判内容，面对着他根本无法理解的革命群众，产生了难以忍耐的愤怒，气得把眼镜都摔了，他这种对抗运动的态度，也让群众对他更有看法。他认为很多批判实在太无理，盼望有人出来澄清事实，可是没有。当时大家都在争先恐后地表达对共产党、对毛泽东的热爱。萧光琰想这也许是下面的人臆想出来的不实之词。遇到不合理的事，要据理力争，不能沉默。他要向上面讲清楚，于是人们经常看到他给领导写信，凡事都要求“有个说法”。他自己说话有理有据，也要求别人有科学态度。
当时的领导碰到这种情况经常是不了了之，不想明确回答，也无法明确回答。运动是他们领导的，他们的责任是激发群众的革命热情，当然向萧光琰没办法解释。
得不到“说法”，萧光琰无法忍受。在美国，得不到回应最简单的办法就是罢工或换地方。换工作不容易，于是他就自行“罢工”。有时候好几天都不去上班，在家闹情绪。那时候，人们对美国回来的博士还是两重态度，既觉得政治上比他高一截，心理上又有些敬畏。所以也没人管他，这又引起周围一些人对他更大的不满。
回国时他充满幻想，忽然间一切都破灭了。刚刚三十多岁，下半生就要在这种怀疑中度过。在这种气氛下，科研工作还能出任何成果吗？甄素辉能受得了吗？他变得忧心忡忡，焦躁不安，彻夜难眠。后来的运动中，没人阻止对萧光琰无中生有的批判和怀疑，而这种批判又让他没有任何退路。自己这样千辛万苦回到中国，得到的竟然是怀疑，这是他万万没有想到的。
萧光琰失去了做研究工作的心态，脑子也闪不出智慧的火花。常常书放在那里，看不进去。有人看到他经常呆坐的样子，就说：萧先生这样下去，可能会自杀。他有科研能力，但现实不要他出力；他有头脑，但必须按特定的方式思考。他只好努力让自己的穿戴、言行都符合大众口味。
有人说那时他曾有过自虐的行为，用自己的头撞暖气片，他用这样的方法惩罚自己，发泄自己极端抑郁的愤怒。为了安静下来，有时他吃很多安眠药。他情绪的波动，给甄素辉很大的压力。可她是一个极其贤惠的夫人，不管萧光琰怎样，她都理解。这对夫妻，真是相濡以沫。
运动过去，生活恢复了平静。一道深深的伤痕已经在这对夫妇心中留下。本来就没什么朋友，此时变得更加身孤影单，实验室里，萧光琰也更少言寡语了。
运动过去以后，所里的领导认识到思想改造运动对萧光琰的猜测是毫无根据的，使他受伤害不小，向他表示歉意。当时还专门派人做他的思想工作。萧光琰是个非常天真的人，马上不计前嫌，重振情绪，又开始努力工作。不久，他们的生活有了新的生机，女儿出生了，给她起名叫萧洛莲，小名就叫洛洛。
1956年初，北京石油炼制研究所正式成立，希望在大连代培了几年的萧光琰到北京工作。萧光琰感到很矛盾，他虽然在大连受到伤害，但仍然热爱那里。后来他去北京工作了一段时间，想体会一下那里的工作环境，最后觉得还是大连石油所搞基础科研比较多，更适合他，就决定留在大连。在美国，选择一个适合自己的工作，是再正常也没有的事了，如果有两个地方都要你，当然要反复进行比较。可当时人们要达到的思想境界是“我是革命的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安，放到天安门城楼上不骄傲，放到厕所里不悲观。”大家都在表示坚决服从分配，即使不服从也都找个说得出口的理由。萧光琰的做法显得很个别，他的犹豫被看成是患得患失，个人主义。而他自己则浑然不知周围人对他的看法，他认为选择到哪里工作，完全是个人行为，自己有选择的权利。
几经周折，他的人事关系正式转到大化所。
我和萧光琰成为朋友
大概萧光琰看到我不爱喊大口号，比较有人情味，认定我会成为他的朋友。看到我听学术讨论时满头雾水的样子，他没有瞧不起，反而主动用一些通俗语言给我讲解，让我了解什么是催化剂，为什么在各种化学反应中它那么重要。
我们比较熟悉了以后，萧光琰问我是否会打网球。我说我连网球拍子都没有摸过。萧光琰酷爱打网球，说起打网球都兴奋得很，他立刻鼓动我学网球。他说你一定会上瘾，我可以教你。我那时年轻，活跃，这既是消遣娱乐，又是一个和科学家交往的机会，就一口答应了。
受他感染，我也爱上了网球。网球场上龙腾虎跃，没有烦恼，没有伪饰造作，没有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只有输赢。出一身汗，头脑特别清楚。当时大连市正好有个得天独厚的网球场，离萧光琰家非常近，我们便经常相约周末打网球。网球这个媒介，促进了我们两个人及两家人的频繁来往。我们成了很好的朋友，不以利害相交，无拘无束，热爱生活。
应接不暇的新运动
1957年毛毛泽东发表了“要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这篇文章，大鸣大放开始了。人们开始给各级领导提意见。
萧光琰已经有了思想改造运动的教训，言行越来越谨慎。但是当他读了毛毛泽东的文章，还是觉得大大地给自己增长了底气，把这篇文章拿去给支部书记看，要证明一下过去人们对他的态度是不对的，没按毛泽东说的办，没有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
忽然间形势大变，《人民日报》发表《工人阶级说话了》。我们研究所相邻的大连工学院（今大连理工大学）和大连海运学院(今大连海事大学)等高等院校，频频向市委报捷，今天抓出几个右派，明天抓出几个右派，唯独我们所无声无息。我觉得研究人员提几条意见，根本不是什么恶意攻击，更没有要推翻共产党，怎么会是右派呢？周围的好心人不断警告我要赶紧跟上形势，我自己也能清楚地嗅到火药味。逼人的形势让我感到再不开始抓右派，自己就要成右派了。无奈之中，我召集党委会，讨论抓右派的问题。那时我到所里刚刚几个月，什么情况都不了解，经过几次党委会讨论，就决定了右派名单，有研究员彭绍逸等，我知道他们是被冤枉的，这是我一生做过的最大的违心事。以后在形势允许时，我尽自己所能尽快帮他们摘掉右派帽子，诚恳地向他们道歉。
右派的名单中没有萧光琰，他暗自庆幸自己没乱说话。当时抓右派是杀鸡给猴看，以一儆百。结果它也确实起到了这样的作用。
大跃进开始了
到处都是“为生产1070万吨钢而奋斗”的口号。当时我家院子和大连工学院化工楼的后院相通。大学生们用耐火砖在院子里盖了个小高炉，所谓的小高炉比农村的灶台大不了多少，连把铁化掉都不可能，更别说炼制成什么有用的东西了。
萧光琰来我家，看着前院的小高炉就问我：炼铁、炼钢不是工厂的事吗？要有专业知识，要有预算，要建厂，炼钢的温度很高，要有特殊设备，怎么能挖个坑就搞全民炼钢？还说：有一天回家，他发现院子门上的门闩没有了，进了家门问保姆，门闩怎么没有了？保姆说，来了一群学生，要找铁锅、铁铲子去炼铁，保姆说锅还要用来做饭呢，学生们就把门闩拆走了。
更可笑的是他家阿姨买了新枕头套，他累了一天，想放松一下，刚要躺下，一看枕头套上印着醒目的大字：“鼓足干劲，力争上游”。他说：这是枕头啊，是让人休息睡觉的，要是躺在枕头上都要鼓足干劲，那人也太紧张了！能不失眠吗？我听了也乐了，觉得往枕头上印口号固然可笑，可萧光琰也太认真了，你视而不见不就行了。
很快，大跃进的浪潮也波及到科学界。原来计划三年完成的任务，现在开始用一年、三个月、甚至几个星期来完成。于是接二连三地出“成果”，一有“成果”就敲锣打鼓，连夜到党委报喜。不过以我“外行”的水平，也真是判断不出什么属于真正的“科研成果”，可凭常识就知道三天两头出成果是违反科学规律的，又不能说你们让专家评论评论是不是成果再来报喜。多年经验告诉我，不能打击群众热情，那样就会犯政治错误。
不能直截了当地阻止，无形中就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群众争先恐后地报喜。有一个苏联专家找到我说：“白先生，我真不知道你们要把中国的科学事业引向何处去。”
萧光琰忍不住对我说：科研工作怎么能这么个搞法？这简直是儿戏嘛，什么叫成果？合成一个化合物的中间体也是成果？科研怎么可能三天两头出成果？科研工作是一个长期的探索过程，要在一个题目上长期下功夫，才有可能有真正成果。
反右运动以后，做事情根据政治需要，不讲科学成了我们的特点。有人是真不懂科学，有人懂，却不敢讲反面意见。每场运动，都有一些知识分子紧跟形势，推波助澜。好多著名科学家出来论证，为什么亩产可以万斤，为什么要消灭麻雀，为什么在毛笔帽上刻个洞，接上自来水，就发出能洗碗的自制超声波。组织上要掌握每个人说过什么，想过什么，行为如何，是否忠于共产党。每个人的政治待遇，工作中的升迁，都赖于这种评价，于是千人一腔，万人一面，趋炎附势成为潮流。
在中国生长的人，顺应潮流比较容易，可对萧光琰来讲真是很困难！他常常找我讲他的不理解。不过萧光琰还是在努力跟上形势。他带着石油所的年轻人，到大连石油七厂，找到当时的总工程师张迁芳，了解工厂对科研工作的需求，想找到既有理论意义又有使用价值的题目。
与众不同
在那样一个大讲艰苦朴素的年代，萧光琰总是衣冠整洁，头发吹得一丝不乱，戴着金丝眼镜，英气焕发。这使他与众不同。他把美国的工作习惯也搬到中国，工作时要高效严谨，但不认为每天八小时都要高度紧张，必须劳逸结合。他的休息不是悄悄抽只烟，躲到哪里待一会儿，暗自偷点儿懒，而是认真地订出咖啡休息时间，饮茶休息时间。他觉得这是为了养精蓄锐，或在轻松的环境里进行业务交流。可当时的中国，萧光琰的这些做法被认为是典型的资产阶级作风，让很多人看不惯。
萧光琰那时生活水准远远高于一般人。他夫妇俩待人真诚热情，家里招待客人，常常是一般人享受不到的橙汁、巧克力。当时对大多数人来讲能吃上水果已经是很奢侈了，萧光琰不仅经常吃水果，而且保留了一些他自己的习惯，有时还用酒精擦水果的皮进行消毒。这些事一经传开，群众中再加以渲染、夸张，就成了典型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
那时所里偏重应用科学。萧光琰觉得有些题目水平不高，便说有些题目根本就不是搞科研，是测试工作。他对别人工作这种过于直率的评价，也让一些科技人员感到不舒服。萧光琰说话有时充满书生气，有时非常幽默。在那个火药味很浓，大家都认真背口号的年代里，他常常被人误解。
他家阿姨老是蒸不好馒头，他就当成个科学问题来分析：有两个因素决定馒头是否能发好，一是温度，二是压力。都是用开水蒸馒头，可能温度没问题，那问题就出在压力上。于是他的解决办法是：在笼屉里放一个压力表，控制好压力，馒头肯定能蒸好。这其实是一个书生的玩笑，他从来也没让阿姨真在蒸笼里放压力表。但他说的这些话变成很多人的笑料。
那时都是半夜做豆腐，为了新鲜，一大清早卖豆腐的就开始敲梆子叫卖。萧光琰习惯晚上看书，常常睡得很晚，又经常失眠。每天一大早老是被敲梆子声吵醒，很懊恼，就开玩笑说，我真想把所有的豆腐都买下来，这样就不用再敲梆子了。他是用这种方法表示对大清早叫卖的不满，他绝对不可能真去买豆腐，可话一传出来，又成了批判他的把柄。
萧光琰喜欢跳舞。他大概觉得我这个年轻的“老干部”太土了，就不仅教我打网球，还希望我在其他方面也有所提高。他说：你应该好好学跳舞，跳舞时既可以听到优美的音乐，又可以活动身体。我那时很活跃，他一提到学跳舞，我也感兴趣。那时到周末，大连市的一些领导干部都会集中在中苏友谊宾馆，那里可以看电影，可以打乒乓球，跳舞，小小的礼堂里还有文艺节目。
萧光琰和他的夫人是一对绝妙的舞伴，每次到了舞厅，当他们夫妇一下场跳，很多人就会停下来看。那时候不管干部当中，还是归国知识分子中都有一些很会跳舞的，但是像萧光琰夫妇跳得这么好的却很少。据说当时高层的干部，跳舞已经很风行，但在中层干部中还刚刚开始。好多人都在追求着新的生活方式。萧光琰看到我跃跃欲试的样子，就说：你可以和我夫人学跳舞，没关系，她可以教你，只有女的才能教男的跳舞。因为男女的步伐不同。
萧光琰还说：你见面时或者告别时可以吻她，或者拥抱她。现在见多了，知道那不过是西方的礼节，可当时我认为很不可思议，从心里知道他和我们有着完全不同的文化。
他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不过是增加了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话内容，而他急切地把美国规范的实验室管理方法引入自？的实验室，则直接影响到他和周围一些科技人员的关系。他对下面的科技人员要求十分严格。
他曾说：有人做反应，连温度都不记录，这种试验将来不要说别人，就是自己都重复不了。如果不能把实验记录写好，就根本不要浪费这时间和试剂！失败了，找不出原因，成功了，重复不了，这不是完全在作无用功吗？
他要求任何试验必须有可重复性，有明确的误差范围。有个人处理试验结果时，在不同的坐标系里把一个数据的位置画错了，萧光琰马上发现，并立即指出，不讲情面。他说科研工作一定要严谨，有时很小的错误就会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
他和我说，有些人做实验像炒菜一样，大概地加点酸加点碱，没有严格的定量概念。他在实验室建立了很多“清规戒律”，常常在给每个人挑毛病。这个瓶子要用蒸馏水冲洗，那个反应加试剂后要充分搅拌。结果组里有的人看到他，有些紧张，因为他几乎是永远能发现操作不严格的问题。中国人讲情面，他的做法让很多人不适应。
萧光琰打算回中国时，曾在美国收集了很多他认为有用的工具书。他一直认为一个好的科技人员就是会利用图书馆的人。他经常去所里的图书馆，发现图书馆里的书虽然不少，但多已过时，而他带回来的书相对讲更新更有价值，所以他决定把这些书交给图书馆，也可以让更多的人享用到这些前沿知识。图书馆的人很高兴，就说你把书拿来吧，我们会折价给你一些钱。这完全是客气话，人家并没有认为接受图书还要给钱，当时有“中国特色”的表现应该是毅然决然地拒绝收钱，并表示贡献给国家是最大的快乐。可他径直说：你们看着办吧，象征性地给点就行。美国书非常贵，他当之无愧地接受了他认为是象征性的回报。
因为萧光琰捐献的书和资料很多，结果用他捐的书又建立了一个小小的图书馆。人们可以更经常、更容易地去翻阅那些图书资料，看到那么多人去翻阅他带来的书，萧光琰由衷地感到欣慰。他根本不知道别人对此事另有看法。
1958年，萧光琰所在的“催化过程研究室”要迁到兰州，那里的条件当然远不如大连。萧光琰根本不认为要“哪里艰苦哪安家”，而是“哪里科研条件好，哪里能搞我的催化剂，哪安家”，他要求留在大连。所里研究以后同意萧光琰留在大连。别人认为这是对他的照顾，他认为这是理所应当的。
有些科学家比较容易被公众接受，被社会认同。也有好多科学家有些特定的素质和癖好，他们对化学结构的识别迅速、敏锐，但对人事关系却迟钝、木讷。萧光琰属于后者。他拒绝所有的空话和大话，也不想和不喜欢的人一起假笑。
当时著名数学家陈景润也在我们大化所。有人回忆：“与陈景润同住在一个房间的转业干部，有一次大大咧咧拿他的一盒香烟抽。这件事把陈景润吓坏了，第二天他马上向团总支书记刘宗海汇报，并指出怎么可以不经本人同意，随便拿别人的香烟抽呢？这是一种不道德和偷窃行为，请求组织上对此事严肃处理。”可以想象，陈景润是不善于和人打交道的。
再受伤害
反右斗争、大跃进之后，新的一轮政治运动又开始了。叫“拔白旗，插红旗”。
反右斗争中萧光琰没被打成右派，这次运动中他成了靶子，因为他从没被信任过的回国动机，因为他严肃的工作态度，因为他无法改变的“资产阶级”生活习惯。他这些有懈可击的特点给每一个热爱共产党的人一个表现自己的机会。
大字报铺天盖地：批判他学阀作风，在研究工作中不能平等待人，主奴关系，要求苛刻，经常训斥助理人员；批判他养尊处优的生活方式，爱跳舞，喜欢音乐，醉心于贵族运动--网球。有的大字报写：你拿着高额工资，几年来没有任何成果，你执行的是挂羊头卖狗肉、唯有理论高的白旗路线。他接受捐书的钱是资产阶级思想的集中体现，很多人认为他是小气鬼，说这是典型的资产阶级的贪婪，甚至说他是奸商。
萧光琰气坏了，他找到我说：我哪里知道中国的规矩，不是等价，更不是盈利，而是象征性的收点钱，怎么就成了奸商？在美国好朋友之间，甚至父子一同去吃饭，都经常自己付自己的款……中国人卖破烂不是也收钱吗？怎么我给图书馆真正有价值的书都不可以收钱？你想我在美国买了书，运到中国，送到图书馆，而且都是工作急需的，这完全是象征性的收钱，比我真正应该得的少多了。再说，当时我也没说要钱，我怎么知道他们一方面要给我钱，一方面希望我说不要钱呢？他们觉得我不该拿钱就不要问我。要给我钱，我同意了，怎么就是资产阶级思想？于情于理都不通啊。我很理解萧光琰的心情，只能劝慰他想开些。我已经忘了和他具体的讲些什么，现在想来一定是些十分苍白无力的话。因为群众也没什么不对的，按当时党的教育，从来没有让不同思想行为的人互相宽容。
萧光琰迎来了新的一年。新年晚会上有一个节目是活报剧，使用侮辱性语言和动作，把萧光琰搞成小丑模样，把他说过的一些话，做过的一些事儿夸大并加以嘲笑。这种嘲弄和侮辱是任何人都难以承受的。他忍无可忍地说：我这样的人，如果人格被伤了，改造就慢了。可人们认为对资产阶级的侮辱和嘲笑是革命行动。
他有一个幸福的家
虽然各种运动不停，我和萧光琰仍然一起打球，两家仍然经常来往。各种批判和人身侮辱使他越来越无所适从，刚回国时的热情和自信渐渐消退。他和我讲他的委屈，有时甚至流下眼泪。可贵的是他仍然念念不忘他的催化剂，不厌其烦地给我讲他在科研上的思路，想让我共享他对催化剂开发和应用的设想。我从心里理解和同情他，可我只能谨慎地用我自己的方式尊重和保护他。
真正给萧光琰生活的力量和勇气的是他的家。他有一个和睦家庭。他自己爱好广泛，对夫人非常体贴。夫人甄素辉不仅长得漂亮，而且气质高雅，文静宽厚。他们的女儿小洛洛胖乎乎的，一头卷发，聪明天真，又极有教养。那时候萧光琰到我家，每次来都带着他的夫人和宝贝女儿洛洛。我的孩子比洛洛大几岁，他们在一起总是玩儿得很高兴。
他的夫人当时天天挤公共汽车到大连海运学院去教英文，可是她从不抱怨，完全是一副随遇而安的态度。在我家里，我和萧光琰谈话时，他夫人从来不插嘴，如果我有事情问甄素辉，她总是就事论事地回答（不太流利的中文），从不多说。她非常爱丈夫，坦然地接受着现实。回国十年了，萧光琰知道妻子承受委屈的能力远远超过自己，每次遇到不如意的事情，夫人都静静地让他倾吐，然后用女人的柔顺和坚韧来安慰解脱。
她对萧光琰照顾得无微不至。当天气骤然变冷时，她会变出一件毛衣，而萧光琰就像听话的孩子，把毛衣穿上。你觉得他们之间非常和谐温馨。萧光琰对夫人的关爱无处不在。他会先走一步去给夫人开门，进了门如果夫人要脱外衣，他马上从后面把衣服拿好，出门前他会先一步把夫人的外衣撑开，帮夫人穿上。有西方“妇女先行”的君子风度。他和夫人说话也非常客气，从来没有中国男人对待“屋里的”那种命令式。我看到这些，觉得很新鲜，也很欣赏。
萧光琰和洛洛讨论功课，做游戏。洛洛很争气，从上学就是个品学兼优的好学生。那时候我家里养了一盆君子兰，正值盛开之际，洛洛的可爱激起了我的艺术灵感。我叫她坐在君子兰前面，要给她照相。萧光琰竟然认真地问六七岁的女儿，你说坐在花的旁边好还是坐在花的后面好？洛洛有自己的主意，坐在花的旁边，眼睛看着花，我给她照了一张我自己很满意的艺术照，可惜在动乱中丢失了。前几天，女儿打电话高兴地说，无意中，她发现了一张一寸的小照片，是我家三个小孩与洛洛的合影。洛洛举着小手，乐呵呵地招呼人。
有了这个给萧光琰安慰和幸福的家，不管外界的形势如何，他都努力保持积极的生活态度。不仅永远注重自己的仪表，家里也布置得极具艺术感。当外界的压力越来越大时，萧光琰所有的欢乐越来越寄托在自己温暖的小家里，寄托在孩子身上。接触过他的人，都知道他是一个好丈夫，是一个好父亲。他说有这么可爱的女儿，有这么漂亮温顺的妻子，还图什么呢？
两极对话
我和萧光琰的经历、背景完全不同，很多观点也不同，进行的常常是两极对话。其实这些不同，开阔了我的眼界，向他学了很多东西。
他常说：工作和娱乐之间要有个平衡，只会工作，不讲究一点娱乐和享受，也是人生的遗憾。人追求的不是工作的完美，而是人生的完美。他对别人批判他爱打球、爱跳舞大惑不解，他问我人如果不会休息和娱乐，工作有什么意义呢？工作不就是为了人们更好的休息和娱乐吗？
那个年代，很多科技人员都想入团、入党，一些研究人员非常注意搞好群众关系，争着做收拾卫生、打热水之类的事，群众的反映不错。可萧光琰不仅从来不做扫地清洁这些事，还说这应该是清洁工的事。
我对他说：为了给自己创造一个好的工作环境，你得入乡随俗，随大流，不能轻易得罪周围的人，对下属的科技人员的要求不能太高，更不能为了工作上的事发脾气。脾气倔强的人常常质地脆弱，愿望达不到还毁了自己。要有点儿遇水则柔，遇铁则钢的韧性。有人觉得你有博士架子，那你以后做事就注意点群众影响，比如多和工人打招呼，帮助清理卫生，和工人打成一片。他会很奇怪地问：为什么？
萧光琰的动手能力很强，为了试验，他能自己吹出各种试验用的精密玻璃仪器，还经常教工人一些吹玻璃的特殊技巧，老玻璃工都很佩服他。他说那是工作需要，我可以做。可我的工资比一般工人高很多，让我总和工人打成一片，去干工人的活，那不是浪费吗？人是有分工的。
中国文化叫人隐讳的保护自己，“病从口入，祸从口出”，“冤家宜解不易结”，“好汉不吃眼前亏”，“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这些道理却很难让从小生长在美国的萧光琰明白或接受。而他的很多观念，对我来讲也很生疏，很难解，有些我也是经过很长时间才理解。
成年累月，在强烈的政治氛围中，萧光琰已经逐渐失去了自我，他也认为自己应该接受改造了。那么多人都说共产党是对的，在这巨大的多数面前，他感到必须怀疑自己，否定自己，可他又觉得，怎么可能所有的人都一样，让一个人完全变成另一个人？如果没有能独立思考的个人，社会能发展吗？科学家即使已经尽量感受和运用自由的力量，思维也还是在种种习惯的束缚中，如果每天接受各种框框，必须往东想或往西想，能有突破吗？
“拔白旗”运动更拉开了他和周围人的距离。他不再轻易发表不同意见，改变了刚回国时，一有想不通的问题，就要打报告，要说清楚的态度。
现在想来，他经常对我诉说他对现实的不解和无奈，有些是很有道理的，他也希望从我这里得到更多的理解和支持。作为一个基层领导，我已经习惯了和共产党步调一致，对他的想法，不敢做深入思考，只是想让环境尽量减少对他的伤害，让他学会保护自己。可我们的私人友情无法改变大环境。我在承担一个基层领导的责任，要对自己的行为后果负责，从不敢和他说得太深。这种有所保留的交往虽然温热过他因不断的运动而灰冷的心，但却无法解除他的痛苦和迷茫，无法改变他的命运。有些时候，理解一个人就是创造一个人，可惜在那个时代自己也怕犯政治错误，有些事情即使知道他说得对，也不敢给予大胆支持，潜意识当中，也在适应环境保护自己。所以直到现在，作为一个被萧光琰真诚信任的朋友，我一直觉得很对不起他。
我被停职反省
即使我很谨慎，也没保住自己，更没保护好很多需要保护的知识分子。不久我自己也成了在共产党内被批判的对象。因为我的很多想法与那个时代不一致，同时也有很多非常个人化的因素。
大跃进运动之后，从轻工业部调来了大连市委新书记。他的夫人原来是国家石油局的副局长，调到石油研究所任党委副书记。我那时老是觉得自己水平不够，心想从石油局来的人，水平一定比我高，正好科学院党组书记张劲夫来石油所，我就主动提出让她担任党委书记，我担任党委副书记。科学院党委经过研究，同意了我的要求。
新书记工作努力，但正襟危坐，常用独得天下真理的样子去教训别人。知识分子不太吃这一套，所里的很多人有事不去找她汇报，而老是来找我谈。群众对她的不满，在她那里就转化成对我的不满。她给我的工作设置障碍，甚至不让我到北京去参加我应该出席的科学院的会议。
开始我还是很想迁就她，但是有太多的观点不一致，我对知识分子的爱护被认为立场站在“没有改造好的知识分子”一边。她是一个坚定的左派。
我们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大，市委只好派统战部的人来调查。统战部的人在石油所召集了会议，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奇怪的是竟然所有的人异口同声，认为责任在她，不在我，所有的人都为我说话。她继续呆在石油所已经毫无意义，只好把她调走。我又恢复了正书记的职务。后来她连续换了几次工作，都搞不好关系。我那时还不知道，她的走，其实已经为我自己种下了未来挨整的种子。
1959年庐山会议，彭德怀被批判以后，共产党内开始了“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运动”，我成了在劫难逃的被批判对象。大跃进之后，市场物品紧缺，货架上往往是空的。我家阿姨到市场买不到菜，回家说：外面到处是标语，搞除四害，搞六无六净（已经不记得其定义），搞什么六无六净，大连市场的货架子上才是六无六净，什么都没有。我觉得阿姨形容得很形象，就在共产党党内的会上说了。
综观我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斗争不力，妥协退让，加上“六无六净”的“右倾言论”，市委领导就把我定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大连市委让我停职反省，每天在家写检查。当时整我的势头很大，我心里清楚这里的内在起因：得罪了市委书记夫人。虽然心中无愧，失去工作，停职在家写检查，也还是有很大精神压力。
在自己的不惑之年，无端挨整，使我对于“右派”、“白旗”被整的心态滋味，对萧光琰和其他在运动中挨整的人有了更多的理解。更加了解了在由上而下的政治漩涡里，人们对自己的命运是何等地无能为力！表面上每个人的批判都是从革命事业，共产党的利益出发，其实政治清算背后，掺杂了数不清的个人恩怨，好多人是利用把自己装扮得大公无私来悄悄地获得私利。
我被停职这段时间里，没再去打网球，和萧光琰在一段时间里就没有了多少联系。
又见光明
当我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报到省委以后，省里派人下来调查，发现实在是没有什么事实，下面的人都替我说话，所以就决定不给我戴帽子，只算是有“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大约在家里呆了半年以后，恢复了我的职务。这次停职反省，使本来个性不强的我变得更加谨慎。
我恢复工作以后，很珍惜工作机会，和张大煜所长的配合也愈加默契，一心想把研究所搞好。
张大煜长在中国，到德国留学四年，基本上接受的是中国文化。他工资很高，可十分节约。工作中他个性随和，能变通顺应，迂回解决问题，逆境也在他身上留下印记，却不会留下难以弥合的创伤。张大煜勤奋刻苦，对化学领域里的科学前沿非常熟悉，在研究方向和选题上很有前瞻性，广招人才，尊重人才，知人善任。除了研究学问以外，他没有很多其它的个人爱好，全部身心都投入到科研工作中。是个典型的中国式的优秀知识分子。大化所至今能在很多领域里保持领先的学术地位，张大煜功不可没，是一个经得起时代考验的科学奠基人。
当时张大煜有很多想法，他曾提出把“大连石油研究所”的名字改成“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从名字上就不再是完全搞实用科学，科学家们可以更放心大胆地选择自己感兴趣的题目，我给与全力支持。这在当时对科学家是一个很大的鼓舞。
那时我受科学家们的熏陶，产生了一个基本思想，就是科研工作一方面要有明确的学科方向，这样在基础理论上才能有突破，真正推动科学事业；另一方面，必须有结合实际的题目和项目，这样科技人员才会更直接地看到自己社会价值，产生更大的科研热情。
我和张大煜交流了这些想法，决定和一些技术骨干进行更深入的讨论。于是1962年大连化物所在青岛开了一次会议，解决大化所科学研究的大方向问题。这就是对大化所的未来有重大影响的“青岛会议”。这次会上，我们还明确提出要培养年轻人。在科学领域里，很多重大发现都出自年轻人。当时选了10个年轻科学家作为技术骨干和重点培养对象（他们中有六个后来当了科学院院士），提供了必要的人员和设备，让青年科学家放手干。同时确定了党政工作人员要为科研人员服务的指导思想。
那时从上到下还是提倡自我批评。所里进行了“解疙瘩”等拨乱反正的活动，对反右派，拔白旗，反右倾中的一些过火做法进行纠偏，运动中有些有过激言行的人还诚心诚意地向萧光琰赔礼道歉。我也很真诚地向在过去的运动中挨整的人道歉，当然包括萧光琰，希望他们不计较运动中的过火行动。萧光琰很兴奋。
萧光琰是个不掩饰自己情绪的人。当他感到作为一个人受到应有的尊重后，心情十分愉快。他又开始常常邀请一些年轻人到他的家里，用水果、点心和糖款待他们，和他们谈工作，谈学习。
他请年轻人教他夫人学中文，让他夫人教年轻人学英文。看到有的年轻人的英文不好，买来英文小字典送给他们，让他们多背多记一些单词。他认为做科研前提是掌握信息，要掌握信息必须学好英文。他努力用实际行动改变和周围的关系，有时是有意识的，有时则是无意识的。人总是会被潮流裹挟的，萧光琰在慢慢地改变自己，试着融入这个社会。
在这段时间里没有什么运动，萧光琰的失眠也奇迹般地好了。心情的舒畅使他恢复了科研热情，产生了很多创造性的思维，又开始专注地搞他的催化剂。当他读到很多生物酶的催化作用时，立即联想到化学催化剂，想到是否可以把一些生物酶用于体外的生物或化学反应。这个想法，使他很激动。当时在大化所没有搞生物催化剂的条件，当他知道青岛海洋生物研究所有可能进行这方面的工作时，就要求兼任那里的研究员，以满足他对催化剂事业的追求。
最近几十年，新的生物催化剂--各种酶--不断被发现，成为现代生物化学的重要领域。在日常生活中，酶也有了愈来愈广泛的应用，例如用蛋白酶或脂肪酶清理下水管道，大量的工业污水处理，等等。这证明萧光琰在六十年代初对未来的学科方向看得非常准，相当有预见性。
在这种宽松的环境中，萧光琰焕发出极大的科研热情和聪明才智，他努力工作，这期间完成了很多论文。他的工作成绩很快得到了肯定。不久他当了侨联的副主席。 1964年大化所成立了三室，他当了室主任。
1964年末，我离开大化所到北京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工作。那时候的通讯条件和现在没法比，此后，和萧光琰的直接来往就很少了，只是从到北京开会、办事的人那里听到些零星的情况。
文化大革命开始
1966年，文化大革命时中国人和人之间的相互伤害，走向极点。我很快就成了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每天挨斗。
我经常被拉出去游街。一次造反派把我拉到街上时，给我挂个大牌子，我们手里还拿着盆，拿着棍，一边敲一边跟着喊打倒自己。人群中的女儿看到了我，我心中嘀咕着回家怎么向他们解释。回家后夫人、孩子像迎接“英雄凯旋”一样，准备了好饭好菜，想用这种办法安慰我，我知道瞒也瞒不住干脆直话直说，“今天我被游街了，给我挂个大牌子，写着'打倒铁杆保皇派白介夫'，不过我一看，旁边那人挂的牌子上写的是'打倒钢杆保皇派×××'，心里想，还有比我硬的呢！”全家大笑起来。
另一次斗争会上，造反派给我带了顶常见的很高很尖的纸帽子。不知谁想出来新花样，给我旁边那个挨斗的人戴了顶老戏里县官戴的帽子。两边有两个大耳朵，斗他时一按他的头，两个大耳朵就跟着一煽一煽的，我看着觉得很可笑，虽然在挨斗，心情并不坏。这时候，突然有个造反派党委副书记，年纪比我还大，上台狠狠煽了我两巴掌，以表现他的革命精神。那时有很多这样的人。
人有群胆没有孤胆。那时候被打倒的人很多，心里不太紧张。在挨斗时，周围很多人，特别是所里的工人对我仍然特别好。一次斗争会上，造反派把我按到地上跪下。这时一个外号叫唐二愣的工人，对着造反派大叫了一声：“别让他跪着，他跪着也比你们站着高。”我当时心里真是感动。唐二愣马上也进了专政队，他出身好，什么也不怕，造反派拿他一点办法也没有。
不久，造反派让我收拾东西，我知道以后就不许我回家了。那时候周围已经有不少人自杀，包括我的好朋友王志华（科学院的副秘书长）。记得当群众敲锣打鼓开除我党籍的时候，我很自信地对家人说，如果我被开除，那百分之九十的人都得被开除。我长期做人的工作，知道怎样在尽量不伤害别人的情况下保护自己，本身性格也比较平和，不很激烈，总是相信这种情况会改变。这些因素都使我对文化大革命的猛烈冲击有较强的耐受力，即使这样，有时候我也觉得很难熬，很理解人为什么会想到自杀。
我被关在专政队时，常常会想到过去在一起的同事都怎么样了？我常常想到萧光琰，很为他担心。萧光琰的历史背景不能给他任何保护，他的思想行为和当时的社会有如此之多的格格不入，他性情急躁，有人说他像个玻璃制品，透明，坚硬，很容易破碎。他夫人中国话都讲不流利，他们一家怎么度过这场灾难？他们挺得住吗？
我被放出来不久，就听说了萧光琰的遭遇。我这么不爱激动的人，却久久地，久久地不能平静下来。
走向深渊
根据我对萧光琰的了解，和他周围人陆陆续续的述说，他生活的最后片断，在我面前一幕一幕地闪现。
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萧光琰像当时中国无数的臭老九一样，成了被打倒的对象。他家也像我家一样，挤进其他几家人。住进来的人要共用厨房、厕所。这对很习惯保护隐私的萧光琰来讲，是太不习惯了，突然，你的一举一动都在别人的监视之下。
他和他夫人本来就不太会做饭，这时候几家人挤在一个厨房，常常没有空间轮上他们做饭。在外面挨了批斗回家，只能喝口水，吃几块饼干。周围的人都有高度的革命警惕性和自我保护意识，对他们一家人都唯恐避之不及，谁也不敢理他们，冷眼和歧视包围着他们。
“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以及过去那些对他生活作风、工作作风的批判已经太不够分量了。文化大革命形成了一个最专制同时也是最自由的空间，只要你出身好，或暂时属于“革命群众”，那你就可以发挥自己最丰富的想像力去臆测别人的心理，去给别人扣帽子。所里的大字报又再次推断萧光琰回中国是想当特务。
尽管萧光琰想努力适应中国的环境，到头来还只能当个反面教员。他回中国以后除了给哥哥写写信，从没和其他在国外的人来往过，他心里清楚自己不是特务。至于其它问题，其实大多是学术问题，因为接受了一套美国实验室和公司的管理方法，在中国不适用，因此得罪了一些人。自己原本不参与政治，与人无争，与世无争，哪里有能力去反共产党。
文革开始时，萧光琰还能承受。起码他每天还能回家。洛洛生在中国，文革开始时她只有十四岁，当时学校里开始把同学分成“黑五类，红五类”，她当然属于“黑五类”，压力很大。因此也清楚地感到爸爸的心理压力，
萧光琰一家一直在互相安慰，互相支持，盼望情况起变化。一年过去了，两年过去了，他们全家都挺住了。可形势愈加恶化。工宣队又进驻了大化所。萧光琰意识到，自己遇到比以往更大的危机。
工宣队有个人老是戴着八角帽，大家都叫他“八角帽”，是大连电磁场的工人。态度很凶狠，动辄就动手打人。 1968年10月5日，工宣队派人把萧光琰抓进“牛棚”，与其他牛鬼蛇神集中在一起。同时，抄了萧光琰的家。抄走了他家一切值钱的财物，其中包括甄素辉父亲给她留下的家传的戒指（有人说是孙中山送给她家的）。
在中国这个环境中，萧光琰特殊的经历，使他比一般人更依赖他的家，突然进了专政队，离开了夫人，离开了女儿，他感到失去了一切。前面一片黑暗。
人们在努力证明他是特务，不管有没有根据。工宣队希望工作有成绩，能抓出美国特务，在当时多荣耀啊。于是萧光琰被搞成有背景、有组织的特务机构的成员。人们不去追究这特务是真是假。当时所谓？打击一小撮，保护一大片。 ”其实是“打击一小撮，吓倒一大片。 ”大多数群众是顺应潮流的，也形成一种可怕的力量。
“八角帽”的功劳越来越大。在他眼里，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怎么“教育”都不过分，他们没有什么功劳，却过着比工人好得多的生活。他们用当地人发“博士”的谐音给萧光琰起了个外号叫“白屎”。从萧光琰的交代里得不到更多的特务活动信息，为了扩大战果，有人开始动武，特别是“八角帽”，认为这样才可能让他彻底交待问题。每天拳打脚踢，甚至用“三角带”这种特制的刑具来鞭打。严厉的、无休止的“审讯”周而复始：你在美国挣那么多钱，生活那么好，为什么回到中国？你能把美国的资料弄到中国来，一定也能把中国的资料弄到美国去，你为美帝国主义搞了多少情报？
萧光琰不断地写检查，写揭发材料，回答他永远找不到答案的问题。他写出来的东西不能让工宣队满意，他们需要的是有轰动效果的揭发材料。他们逼他一遍遍地写。
四顾无援，遍体鳞伤的他，在经历了世道人心，生死荣辱之后，心如死灰。刚归国的时候受到怀疑，五年，十年还在怀疑，回国服务快二十年了，还在怀疑。他面对着一个他无法理解、也无法理解他的世界。
1968年12月6日，工宣队的“八角帽”又对萧光琰进行体罚。他精神特别坏，喃喃自语：“共产党的政策是给出路的……”在这段时间里，他一定反复想过自己的出路，寻找过生存下去的理由。可是，他看不到出路。他不想连累家人，不想辜负甄素辉的感情，更不想对不起孩子。最好的办法就是什么也不留下，让他们更容易划清界限。这几乎是文革中自杀的人的共同特点，要么不留遗嘱，要么留遗嘱把自己大骂一顿，为的是不牵连家人。
12月11日晨，当专政队员喝令“牛鬼蛇神”起床时，萧光琰终于不必再起来，面对这个丑恶的世界了。验尸结果：服过量安眠药--巴比妥自杀。他走了，带着满身的伤痕。他刚刚四十八岁。
这是“八角帽”没有想到的，也是工宣队的头头没有想到的。他们不知道灵魂高贵的人往往脆弱。据说工宣队也感到紧张，他们加紧搜查了每个被专政的人，防止再有“畏罪自杀”的。可见他们知道把人逼上绝路是错误的。但工宣队同时宣布这是阶级敌人走投无路时的选择，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伟大胜利。工宣队的人贴出了“特大喜讯”晓喻全科学院，决定“乘胜前进，深挖一切阶级敌人”。
他们确实取得了伟大成果。由大连化学物理所，大连海运学院，大连运输公司、大连妇产医院组成了联合专案组，并命名编号，把以萧光琰为中心的(三○一)特务集团案列为重点大案，进行紧张的内查外调，株连所及达十一个单位二十六人，其中包括和萧光琰交换过热带鱼的老理发员，以至给萧博士打过针的护士。当然，他们说这是“清队的重大收获”，“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但可惜的是，任你怎样政策攻心，棍棒启口，硬是搞不到一点像样的证据。所以，“三○一”一案实质上毫无结果，以至不了了之。可恶的是，“专政队”的暴徒及其幕后指使人的功劳却不减。大连化学物理所已经得到上级的重视，不久，他们就成为毛远新亲自抓的典型，作为“工人阶级占领科研部门”的活样板，把他们的'经验'赫然发表在《人民日报》上。
九泉相会
在萧光琰已经长眠不醒时，甄素辉正在营城子农场劳动改造。当天下午大化所工宣队的人把她叫到大化所。严肃地宣布：“反革命特务分子萧光琰畏罪自杀，他的问题是敌我性质的。你要继续交待。”
甄素辉异常安静。她甚至失去了女人痛哭的本能。她看着丈夫的遗体，提出了任何人都没法拒绝的要求：准许她请两天假，回家照料多日不见的孩子，她的请求被批准。她当天就回家了。自从他们夫妇俩被关起来，十四岁的洛洛就开始孤身一人，无人照料。
甄素辉天性柔弱，却善解人意，在萧光琰心情恶劣时，她总是轻声细语地给他安慰。她外圆内方，有自己生活的原则，做人的原则。萧光琰多次挨批判，甄素辉永远站在他身边。可是萧光琰悄悄地走了，没留下一句话。出于母亲的本能，甄素辉不能不想，如果她随萧光琰走，洛洛怎么办？洛洛没有成熟到能像成人一样为自己负责，又不是幼稚的不懂事的小孩子，我想甄素辉一定和女儿进行过一场世界上最艰难的谈话，进行了外人无法判断的生死抉择。洛洛曾把自己的一张照片留给了同学，小小的孩子在照片背面工工整整地写着：永久的纪念。看来她对一切是有准备的。
甄素辉和洛洛一起包了饺子，一起吃了饺子。几天后，当人们发现她们的尸体时，母女俩紧紧地相拥，凄然地告别了这个世界。
多少年来洛洛可爱的样子一直在我面前晃动，无法忘却的可爱、弱小与无辜！刚刚十六岁，正值对未来充满美好幻想的花样年华。我也一直想为什么甄素辉能作出这样的选择？唯一的解释是她心中充满太深切的爱与太彻底的绝望！
我不能说萧光琰是一个没有弱点的人，但我可以说，我自己，我周围的很多人，愧对萧光琰的赤子之心，愧对萧光琰对我们国家、和对我们的信任。他曾怀着怎样的热情踏上这片土地，又怀着怎样的绝望无声离去？历尽凄风苦雨之后，他的一家竟选择了这样的方法驶进人生避风的港湾，这成为我心中永远的痛。
愧对萧光琰的亲人
文化大革命结束不久，萧光琰的哥哥萧光灏从美国回到中国，他要求和我见面。我当时很奇怪，他为什么要见我呢？萧光琰去世时，我离开大化所已经三年多了。我的印象中，他的哥哥应该比我大几岁，但看上去挺年轻。他一下失去几个亲人，却仍不失其温和善良。见到他，我除了寒暄，竟一句话也讲不出来，心中涌起的全部是难过和惭愧。
萧光灏话还没开始，已是老泪纵横。
他说他很后悔，那时候萧光琰多次写信想见见他，来中国也可以，到香港见面也可以，他对中国的一些情况也有所闻，但自己的工作放不下，一直没回来。总以为都还年轻，将来见面的机会很多。实在没想到此生不能再见。每当想到这里，他就觉得没有尽到当哥哥的责任，萧光琰一定是有难处才多次写信想见他。可萧光琰在信里从没讲过他的真实处境。他怪罪自己为什么就没早一点儿想到呢。文化大革命一开始，美国也有报道，那时能设想萧光琰的处境，可已经无法联系，现在来了，可是太晚了！什么也不能为他做了。
萧光灏说他很早以前就从光琰的信中知道，我和萧光琰关系很好，给了他很多关照和帮助，他这次来一个是想看看弟弟、妹妹生活过的环境，看看他们走过的街道，他们工作过的地方，做点生者还能为他们做的事；另外就是想来看看萧光琰的朋友，也表示一点谢意。他说萧光琰在回中国这段时间里，除了家庭之外，总还尝到了一些人间温暖。
不是指责，不是声讨和愤怒，而是感谢，这是我万万没想到的。作为一个基层领导，其实很多批判打击萧光琰的运动都是我领导的。虽然有很多都是不得已而为之，但这毕竟有一份我的责任。听到这里我实在有些听不下去了。我很想说“对不起”。
我不记得当时我都对他说了些什么，可我记得自己历经劫难，刚刚在走上坡路，还心有余悸。当时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心中有再多的不满也不敢否定文化大革命，不敢否定任何一次政治运动。我不想去说空话大话，也不敢说出自己真正想说的话，那种惶惑和尴尬的心境至今记忆犹新。听说他来中国还有一件事，就是想找到当时孙中山送的那个戒指，对他来讲，这个戒指有太多的纪念意义。后来调查，这个戒指被当时抄萧光琰家的人卖了，最后也没有找到。
我已经八十多岁，一直坚持打网球，挥拍之间，我常常想到萧光琰，想到他说要练好基本功，想到我们曾经的友谊。到现在我也打听不到萧光琰一家的骨灰在哪里。这样一个和睦的家，以这样惨烈的形式写下了这样的悲剧，是我们民族的不幸。
不能从苦难中汲取教训的民族，一定是没有前途的民族。
注：我年事已高，记忆会有很多的不准确和疏漏，可自己已经没有精力去找人核实。若有当事人了解更详细、准确的情况，我希望本文有机会得到补充和修改。文章大概成稿后，让女儿去大连，找当年与萧光琰共事的人核实和补充了一些情况，他们是陈庆道、李文钊、刘宗海、陈怡萱。另外关力、刘秋荣、杨海平对本文进行了一些文字修改，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本文略有删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