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宰相王安石认为，汉字的音与形蕴含着万事万物之理，因此他花大量心血撰写了一部二十四卷本（一说二十卷）的《字说》。书中对字的不少解释如“五人为伍”“分贝为贫”“二户相合而为门（門）”“讼者，言之于公”等，以会意解字，与清人“因声求义”的方法暗合，对训诂学的发展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苏东坡与王安石
然而，王安石于形声字不能辨别，而一概用会意来逞其臆说。这种随心所欲、任意发挥的说字方法，与拆字如出一辙，宋人在野史笔记中，如罗大经的《鹤林王露》、徐慥的《漫笑录》、邵博的《邵氏闻见后录》等，对此均有记载，连《宋史•王安石传》也说这部书“多穿凿附会”。除此之外，王安石所注释的《诗经》《尚书》《周礼》等文化典籍，被称之为《新义》，他当政时，“一时学者，无敢不传习”。甚至主考官也专门用《字说》与《新义》作为标准来录取考生，连孔子的《春秋》也被废黜，不得列于学宫。可惜随着王安石变法的失败，连《字说》也成为禁书，没有留传后世。
然而，《字说》的一些残篇断章，却往往作为笑料，被后人记载下来。
王安石“笃”字的解释是“以竹鞭马”。果然有道理，你想，以竹为鞭，抽打在马背上，怎会不发出“笃”“笃”的响声呢？可是苏东坡却问他：“以竹鞭马为‘笃’，不知以竹鞭犬，有何可‘笑’？”原来，据清代大学者、著名文字学家朱骏声考证，古时候的“笑”字：竹字头，下面是一个“犬”字。北宋时期想必也是这样。对于苏东坡的质疑，王安石只能是哑口无言了。可是苏东坡并不罢休，又问王安石，我这个东坡的“坡”字，是什么意思呢？王安石满有把握地说：“坡者，土之皮也。”（明•冯梦龙《古今笑史•塞语部》）苏东坡笑嘻嘻地又问：“那么，‘滑’者，就应该是‘水之骨’啰？”
当时又有个饱学之士刘攽，也对《字说》牵强附会的解释很为不满，有一次问王安石：“牛的形体比鹿大得多，而鹿奔跑的速度又比牛快得多。可是，三头牛却凑成一个‘犇（奔）’字，三只鹿又凑成一个‘麤（粗）’字，意思完全相反，这是什么原因呢？”不消说，王安石同样答不出个子丑寅卯来。
还有一次，苏东坡大概不是当着王安石的面，而是与几个文友闲聊吧，调侃《字说》道：“鸠字以‘九’从鸟，也是有根据的。《诗经•曹风》中有篇《鸤鸠》，开篇就说：‘鸤鸠在桑，其子七兮。’既然有七个孩儿，再加上爹和娘，不是恰好九个么！”
的清末民初，广东新会出了个著名的外交家、法学家，名叫伍廷芳，他学贯中西、博古通今，是近代中国的第一位法学博士。辛亥革命爆发后，伍廷芳出任南京临时政府司法总长，并于南北和谈时作为南方代表，达到了逼迫清帝退位的目标。他还追随孙中山，出任护法军政府外交总长、财政总长、广东省长。伍廷芳虽然知识渊博，却不搞寻章摘句，更不愿一头扎进故纸堆里做考据的学问，而且，他最讨厌那些“呆头呆脑的诗人和好以文墨夸耀的文士”（陈此生《伍廷芳轶事》）。
偏偏他的下属、财政部的一位秘书，最喜欢研究小学。所谓“小学”，通常是指研究文字、音韵、训诂的传统语言文字学。你喜爱、你研究倒也罢了，只要不影响本职工作，你大可以喜爱，大可以研究。可是，这位秘书先生和人家谈天不到三句，就开始卖弄他的文字功夫：某某字是如此如此的来历，某某字是这般这般的意思，唠唠叨叨地说上一大堆，这就让人望而生厌了。
有一天，他又在喋喋不休时，伍廷芳笑眯眯地问：“你一股劲地钻研小学，究竟有什么意思呀？”秘书先生眉飞色舞地说：“咳哟，实在太有趣了。比如说母亲的‘母’字，外面那个框框本来是从‘女’字转化过来的。内里多加了两点，是女子的乳房。意思是，女子有了乳，能够哺育小孩子了，不就可以做母亲了么？”伍廷芳连连点头道：“哈哈，我知道了！怪不得这个父亲的‘父’字，上面是个‘八’字，下面的那个‘乂’字，由于指着四个方向，做生意的人就把它看作‘四’字。上下合拢起来，就是‘八四’。你想，一个男人，到了八十四岁，还不该做老子么！”那位秘书先生，被伍老先生用归谬法这么一调侃后，是什么表情，书上没写，估计总是少不了几分尴尬吧？至于他今后是否稍有改变，就不得而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