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国2014年05月05日讯】过去十几天中，两起与城管有关的事件再次引起社会注目。浙江苍南城管被民众围殴，随后安徽合肥城管在公园内围殴一公务员及其家人。当公众再次讨论城管是否有执法权，针对暴力执法是否能够“以暴制暴”之时，有一个问题便浮出了水面，即城管不再是单纯的强势一方，苍南的民众已经基于对“城管”的认知共识采取了一致的集体行动——暴力回击。
由此，中国社会管理最基层触角——城管制度面临的四面楚歌，充分证明了过去多年中国社会管理能力的低下。这支上世纪90年代末实行归口管理后便统称为城管的队伍，无行政执法权却行使其职能，在胡锦涛时代的“和谐社会”政策之下趋于权力最大化，无限度模糊了社会管理和政治治理的边界，后果已经有目共睹。
持续有效的政治支配（political domination），需要若干不可或缺的物理条件，一般认为，使用或威胁使用暴力手段，建构或重新调整利益格局，关系尤为重大。不过，在既定的条件下，相对于需求的无限性，资源始终会面临获取和供给的极限问题，从权力到面包，概莫能外。因此，按照韦伯特别强调的说法，统治秩序的持续有效，还有一个条件也不可或缺，即政治支配的正当性，这个正当性并非单纯来自统治者本身的自我授受，同时也来自被统治者对其正当性的普遍信任，哪怕是最低限度的普遍信任，否则统治成本就有可能完全失控，共同体秩序的动态平衡将被彻底打破。“和谐社会”就可以看做一个就事论事的突出范例，城管不过是很细枝末节的表象之一。
在继续就事论事之前，我们不妨简要厘清一下“和谐”这个政策宣示概念，这也是政策制定者和实施者理应做却从未做过的功课。
“和谐”作为针对实然状态的描述性概念，是指向对既定客观事实的静态说明和解释，它的所指范围明确有限，其内涵没有任意延伸扩展的余地。但如果所指边界过于模糊，最终会导致一个使用中的夜壶被当做茶壶，后果很可能是无法容忍的。同理，对于舶来的法治（rule of law）概念，虽然看上去似乎已经家喻户晓，但如果所指边界含混不清，最终也很可能被随时误以为是另一种“依法治国”（rule by law），但这时的后果就要严重得多了。
与描述性概念相对应的规范性概念，则是提供约束性标准，与标准不符的元素，即可被刚性认定有违规范，因为它的要求是建构预期事实，比如朝鲜半岛“无核化”。
显然，如果有意无意地混淆了概念界限，概念本身就可能成为混沌搅拌器，即使在纯理论操作上，也必定会导致难以接受甚至灾难性的后果，更何况在实际操作、尤其是政治操作上。
但事实上，“和谐”就是被打造成这样一个搅拌器的。当然，政治语言的含糊其辞，历来就是任何政治形态下的常见现象，原因也大同小异。不过像“和谐社会”这个特定概念的含混程度及其政治后果，殊可谓匪夷所思。
2004年9月19日，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正式提出了“和谐社会”概念。按照胡锦涛的描述，实现社会和谐，建设美好社会，始终是人类孜孜以求的一个社会理想，也是包括中共在内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不懈追求的一个社会理想。不言而喻，他给出的不是一个已经存在的客观性既成事实，而是有待完成的主观性预期事实。
按理说，倘若只是将“和谐社会”当作一个遥远的社会理想，或者仅仅作为一个抽象的政治目标，虽然显得空洞无物，倒是还算无毒无害。但若将其具体化为操作层面的政治目标，这意味着，就普通政治学的必然逻辑来说，即便那是个至善论的乌托邦，也迟早有可能变异为至恶的利维坦。事实上，这种变异从一开始就迅速发生了，“和谐”化身为一系列操作指针大举入侵各个领域，以致“和谐司法”、“和谐执法”、“和谐征税”、“和谐拆违”等概念层出不穷，甚至还出现了“和谐世界”、“和谐海洋”、“和谐外交”之类的梦呓般怪词。
决策短期化
无疑，“和谐”本身不具备任何规范性操作标准。在操作层面上，几乎没有什么明确具体的标准可以将当下的和谐与未来的和谐、表层结构的和谐与深层结构的和谐区分开来。因此，如果两者发生冲突，相对于未来的深层和谐经营，当下的表层和谐操作必定会获得压倒性优势，原因很简单，前者常常是可望不可即，后者却总是显得触手可掬，并且成本相对比较低廉。如果决策者有机会粉饰太平，谁又会愿意殚精竭虑谋求长治久安？
顺理成章，“和谐社会”一旦具体化为操作层面的政治目标，决策短期化也就不可避免了。同时，它作为一项政治宣言，也为决策短期化提供了最具权威性的政治托词，并且天然地迎合了——也最大限度地释放了——决策者追逐部门私利、行业私利、机构私利乃至个人私利的本能欲求，进而诱导甚至迫使决策的整个代理执行系统，以“和谐”为遮羞布或保护伞，滥用野蛮无序的行政推进手段追求“和谐”，那个有名的“不折腾”随即就成了胡折腾，按照孙立平教授的精辟说法，这是通过“授权作恶”实现的，而有目共睹的结果就是——恐怕也只能是——以“和谐”摧毁和谐。
法治危机
法律原本是阻止决策短期化的最后一道堤坝，也理应是最坚固的堤坝。但在“和谐”洪流的冲击下，这道堤坝迅速变得岌岌可危。所谓“和谐司法”或“和谐执法”，其实就是“和稀泥”。通过诱使甚至迫使受害人或债权人当冤大头来解决纠纷，或通过“桌下交易”来摆平上访者或闹事者，只图一时一事的息事宁人，表面上“和谐”了，更大的危机却潜伏下来。
社会治理需要一个敦促人们弃恶从善的激励机制。违法者要受惩，欠债的要还钱，杀人的要偿命。但在“和谐”的语境下，一切都走了形，法律的激励机制被彻底扭曲，机会主义诉讼和机会主义上访数量猛增，良民受损，刁民获益，社会风气迅速恶化；司法公信力及执法公信力被严重侵蚀，终至于近乎荡然无存；整个官僚系统的懒惰、懈怠和随意践踏既有规则，都以“和谐”的名义被正当化了。
外交笑柄
如果只是关起门来构建“和谐社会”，倒也罢了，毕竟家丑不至于外扬。但“和谐”还走出国门，从“和谐社会”延伸到“和谐世界”，还有“和谐海洋”，实则成为国际外交史上罕见的大笑话。
众所周知，国际社会至今仍是个无政府社会，说到底还是实力至上，外交无非是结交朋友，对抗敌人；其基本的逻辑，就是一个国家的魄力和实力相匹配。当然，外交政策应该有些恰当的包装，占领道德高地或隐藏攻击性姿态也是必不可少。但这种包装不能太离谱，否则就成了一厢情愿，骗得了自己，骗不了别人。那些几百年来就以履行世界责任为己任的外交大国，听到“和谐世界”、“和谐海洋”或“和谐外交”之类的目标宣言，想必都会迅速做出一个判断：“你可以侮辱我们的人格，但不能侮辱我们的智商”。胡温十年最终导致中国几乎沦为国际弃儿，就是一个明证。
是非泯灭
“和谐”操作的极端吊诡之处就在于，它以含糊其词的是非尺度摧毁了许多清晰明确的善恶标准，众议汹汹的南京彭宇案就是著名一例，不仅如此，该案极为广泛、深入、持久的负面示范效应，也实属罕见。
在这方面，最有创造性的表现之一，则是有官方力量招募、培植、动员、操纵大规模网络水军，特别是2008年以来，有组织地投入一切“舆论”活动，蓄意制造信息混乱，大力诱导观念冲突， 以粗鄙乃至下流的“左”“右”对敲双簧手法，日益加深社会撕裂程度，推动暗箱政治主导下的社会动荡感和危机感不断加剧，直至近乎公开地刺激和制造极端事件。这些早已广为人知的常规政治动作，先不论主导力量的主观意图是什么，与“和谐”根本南辕北辙却是一望而知的。
类似这种具有全局性影响的是非混淆黑白颠倒，已经充分渗透在几乎所有的现实生活领域中，可以说俯拾即是。
毋庸赘言，“和谐社会”的政治后果是有独特解析价值的，并非含糊其辞挂在“制度”名下就能把责任对付过去，尽管有人绞尽脑汁想这么干。决策的短期化必然会埋下新的社会政治危机祸根，它所解决的问题远远不如它制造的问题既深且广，如果说它还解决过什么问题的话。2003年底国家信访局曾给出一个数字，称7月以来的信访量创下了改革开放以来的新高，约为1000万人次。到2012年底，这个数字膨胀为6000万人次左右。这种事态理所当然可以被看做30多年来空前的人权和政治危机。
由是，大规模的“维稳”便应劫而生。
“和谐”与“维稳”相伴而生，成为十年“和谐社会”最荒诞的政治景观，实际上，维稳本身就证明了和谐政策的彻底破产。广为流行的“被和谐”一说，正是对和谐社会的最大讽刺。
从事实上说，“和谐社会”作为一个被偷换了功能的概念，不妨一言以蔽之，是个没有目标的目标，但又是个严格排他的目标，因而注定了就是一个自我毁灭的目标，尽管它的初衷可能要毁灭的肯定不是始作俑者本身，而是别人。
另一方面，从客观上说，“和谐”目标更严重的后果还在于，它直接导致了统治合法性与正当性的无止境流失，迫使整个统治阶层面临着共同的颠覆性危机。为了避免危机酿成实际的灾难，统治阶层内部如果有政治势力要求尝试不同的政策选择，那也完全不足为奇，“和谐”与“维稳”的矛盾奇观应该就是最突出的表象。
问题在于，面对进攻性的“和谐”的操作后果，防守性的“维稳”对策就不可能主动消防，只能是被动灭火，多元利害冲突明摆着犬牙交错，不仅成本浩大，且治标不治本。此即众所周知的“越和谐越不谐”、“越维稳越不稳”。
我们今天所能看到的是，尽管“和谐社会”的险恶局面仍然可控，但不仅代价极为惊人，也给未来造成了一个灾难性的隐患：和平变革本身及其与暴力革命之间关系的巨大不确定性。
十年“和谐”根本没有指向建构或重构政治游戏规则，而是打破或企图打破一切规则，这为“文革”卷土重来提供了直接的动力支持。
在这种情况下，似乎突如其来的所谓”中国梦”，初看上去就着实莫名其妙。不过一年多来的政治过程表明，这倒恰恰成了“和谐社会”的解毒剂，尽管是以空对空，却不是以毒攻毒，避免了隐性政治厮杀诱发可能的政治崩盘。更重要的是，同样显得空洞无物的中国梦，不可能退化为操作层面的施政目标。“国家治理现代化”和“让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的施政宣言及其政策推进，则一并在形式和实际上否定了“和谐社会”的政治操作，进而严重威胁到“和谐社会”荫庇下各种面目的寄生势力的政治存在，有效遏制了整个行政机器空前歇斯底里的自利最大化冲动。
更为突出的是，“和谐外交”的无厘头操作方针基本上已被彻底抛弃，与欧洲议会及其领导人的高调交往即可视为标志性事件。这种谋求理性化秩序规则的明确取向，不能不说是一个重大变化，至于前程究竟是凶是吉，当然取决于各种实际政治力量的复杂博弈。
胡温末期那种貌似迫在眉睫但十分可疑的“革命”气氛，想必还都记忆犹新吧？毕竟，“和谐社会”直接扔给了当代世界一个头号烂摊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