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4月22日，200多名支持民主运动的学生坐在人民大会堂门外。
【看中国2014年05月23日讯】（看中国记者柳成荫编译报道）本文译自纽约书评网站发表的作者Jonathan Mirsky的文章“Tiananmen: How Wrong We Were”。
距今已有25年了，我曾亲历了成千上万的中国民众聚集在天安门广场谴责和抗议中共领导人的过程。人群中有人高喊：“李鹏辞职”！
不时也传来勇敢的声音：“邓小平和共产党下台！”之后的6月3日至4日的夜晚，解放军闯进了广场，撤除和清理了示威工人的帐篷，屠杀了手无寸铁的示威人群。数十年前，在同样的广场上，来自四面八方的中国民众也曾聚在这里，他们高兴地站在被编了号的地砖上，透过拥挤的人群，他们亲眼看到了站在天安门城楼的领导人，听到了他们的指示和口号。但是1989年的五月，学生和普通民众再次聚到了广场，为了共同的心愿，加入到示威请愿的队伍，这是历来中共最不能忍受的。
这些自发的请愿人来自全国各地，从内蒙到广州都有。那时在北京的熟人之间的问候：“你吃了饭吗？”被“你去示威了吗？”所代替。
警察和士兵不见了，而为中共工作的报社人员出现在广场上，他们高举着横幅：“我们再也不想撒谎”。在屠杀的前几天，几千名没带枪的士兵列队前往广场，被围观的老妇人责骂，他们羞愧地撤退了。一排坦克停放在城外的路边。当地的一位妇女还为他们提供了茶水。在之前的五月底，我们亲眼见到一些停在城外的坦克开走了，只留下整车的士兵，他们被阻挡在郊外，被周围的人群指责，最后他们也开车离开了。那时，我真的想到共产党完蛋了。当时我们这些在中国的外国观察家们和很多中国人本身，都这样认为。但是我们这些外国的新闻记者们想错了。（我那时是“观察者”的特约记者）因为我们不能预测后来发生的事。当时在广场的电视直播中，我也作过如此的评论“中国永远会不一样了”。我为杂志也写了几篇稿件，阐述了我的这些观点。在中国，从来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
当军队进入北京中心的那个夜晚，我站在天安门前的大理石桥上，正好在天安门城楼下，也就是紫禁城大门之外的毛像下，正好面对着广场。趁着夜色，武装部队沿着红色的城墙悄悄地潜入进了广场，顿时枪声大作。我旁边的青年人在夜色中惊慌地叫喊，我看到了子弹打在地砖上溅起的火花，紧接着旁边的青年人就倒在了栏栅下。他穿的T-恤刹时出现了触目的鲜血印，我心里一片空白。我转身想离去，却被一个武装警察揪住：“你他妈的外国记者”，他凶狠地说道。他打松了我的五颗牙齿，扭伤了我的左胳膊。一个警察头子向被打倒的人们开枪射杀，如果不是时代财经记者Robert Thompson勇敢地冲过来救我逃脱了，毫无疑问地，我也会被他们射杀。
六月四日清晨，我又转回到了天安门广场，正好看见士兵向一些中年人开枪，这些中年人也许是到广场来寻找他们一夜未归的儿女们，不辛的是，他们一出现在广场，即刻遭到射杀。之后，所有的尸体都被就地焚烧。我伏身藏在路过的草丛中，目睹了这一切。
从一部开来的救护车上下来一些从联合医院来的医生和护士，（那是我父亲在30年代曾工作过的地方）也被他们射杀倒下，鲜血染红了他们身穿的白大褂。第二天，我就逃离地飞回了伦敦。
自那晚到第二天清晨，几百人被屠杀，或是被坦克碾压。接着几天，这条主要通道四周的街区枪声不断，挂在大厦外的“声援学生”红色的，金色的横幅，被换上了“支持党”的口号。一条“不能在天安门广场嘻笑”的法令被推出。坦克碾压过的痕迹留在那条主要干道一年有余，周边的街上，建筑物上到处留有弹孔和弹痕，直到1990年亚运会之前，才被清理，修补。
1989年5月19日赵紫阳与温家宝到天安门广场看望学生。
六月四日后，很多中国公民立即被逮捕，上海有很多工人被处死，中共总书记赵紫阳被软禁直到16年后去世。因为他曾鼓励，同情和尊重过学生。当年五月19日，赵来到天安门广场，我当时就站在离他不远的地方，他向示威者道歉说：我们来得太迟，太迟。之后担任总理的温家宝就站在他的身后。
6.4事件后，中共完全失去了人民的信任，事件也揭露了中共政权的危机。Perry在网上解释说，中共用屠杀的方式解决天安门事件并不意外，这是个选择。后来的领导人也坚持认为这是正确的。我们从当时的报道中得知，1989年春天，中共最高领导人感到了实实在在的政权危机。示威群众不只是在北京，全国各个省会城市都爆发了示威游行。时任中共副主席的王震，总理李鹏，还有中共权力核心中的其他人，都知道6.4事件并没有解决社会的根本问题，中共只是暂时保住了政权。
每年的六月四日夜晚，你都能在天安门广场上听到很多瓶子相碰撞的声音，那是在提醒人们；“邓小平”（小瓶）在1989年的同一天，发动了那场血腥罪恶的镇压。
25周年6.4纪念日就要到了，很多被中共列入怀疑对象的人被监视，著名教授丁子霖找到了几百位勇敢的天安门死难者的母亲，她们的儿女在那晚牺牲了。如果人们遗忘了6.4，那不就表示为屠杀打开了未来之门吗？那时的青年人现在已是人到中年，他们的情况让我们想作出不同的表达，你们不想吗？
现在的中共政权是不是还会恐惧25年前同样的事发生？答案是肯定的。事实上，在1989年春天我说的：“中国将会不一样了”也许是错误的。现在的中国看起来更光鲜，但是社会情况是处处有危机，贪腐严重。现在的领导人更加感到恐惧。
一位聪明的，不屈不挠的中国网民在网上留言：勿忘五月35日（六月四日）。
我记得在1990年，我在北京遇到一位扫大街的阿姨，她正在铲地上的驴粪蛋，我问她北京是否变得更好些了？她回答说：“这个城市就像这些驴粪蛋，表面光鲜发亮，但里面还是屎。”
（译文有删节，点击看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