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国2014年06月06日讯】叶剑英养女戴晴是1989年天安门学潮的亲历者，“六四”发生时，她是《光明日报》资深记者、社会活动家。六四镇压后她曾被中共当局投入监狱近一年。戴晴根据自己的经历及25年间的采访、调查和研究撰写的《备忘“六四”》一文。这篇长文梗概地叙述了“六四”期间发生的重要事件，披露了那个震惊世界的大屠杀发生前，当时的中共高层内部运作的一些鲜为人知的内幕。
今年6月4日，《纽约时报》整理发表了《备忘“六四”》这篇长文。戴晴在文章中回顾了1989年的“6.4屠杀”发生前两个月与发生后，当时在中共中央“一言九鼎”的元老邓小平在中国是否启动政治改革，以及如何定性学生运动这个重大问题上态度的截然转变。
据文章回忆，六四大屠杀发生前，4月15日，当时已被逼从中共总书记位置上退下来的胡耀邦含冤离世的那天，戴晴本人曾经亲历了一场准高层会见：陪伴台湾《天下》杂志总策划殷允芃(Diane Yin)，拜望负责对台工作的官员汪锋。
当时的汪锋按照他事先准备的谈话意图——通过台湾享有盛誉的严肃传媒，向世界传达中共即将迈出的实质性政治改革步伐，向殷允芃说：“小平同志最近考虑，把‘四个坚持’从《宪法》里拿出，放进《党章》。”
而此前一、两个月，当年“四个坚持”的起草者胡乔木就已经摸到“小平同志的意思”，且在他那个层次上传悄悄话：“四项基本原则站不住，迟早要从《宪法》上拿下来”。
所谓“四个坚持”即是中共宣传的：“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戴晴认为，作为当时在中共中央“一言九鼎”的元老，邓小平如果有意把这“四个坚持”从《宪法》上拿下来，这就意味著作为政治体制改革重要内容的党政分开有了制度上的依据。
然而，不到两个月，中共动用野战部队血腥屠杀在天安门广场请愿的手无寸铁的学生与平民。之后在6月9日这天，84岁的邓小平以中共中央军委主席的身份，在具有皇家象征的怀仁堂大殿，接见首都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邓小平这时说：“‘动乱’这两个字恰如其分的……他们是要颠覆我们的国家、颠覆我们的党。”他声称，“‘反革命暴乱’的性质，就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和‘四个坚持’的对立。”
邓在怀仁堂大殿凛然宣布——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任何时候都没有让过步！
戴晴质疑道：“难道胡乔木、汪锋在传谣？从4月15日到6月9日，尚不足两月啊！”
文章回忆，胡耀邦去世的消息传出后，“满怀一腔郁愤的学生们，打起横幅、走上街头，希望越过党的系统的层层管制，把他们的感受告诉百姓，告诉当政者。从内容和形态上看，学生们的诉求都已经越过正求学的年轻人的激愤，而跨到政党与国家政治变革的层面。”
当时接任中共总书记的赵紫阳罕见地对异议持包容的态度，他以尽可能开明的姿态对待社会诉求，他希望中共当局能够“冷静、理智、克制、秩序，在民主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
对于当时（直到25年之后之今天）民间最为痛恨的腐败与权力寻租，赵不仅曾致信中央，建议从自己家人查起，还建议中共政治局常委“取消特供、取消专机、专列和蜂拥警卫”；并立意从最根本处下手：建议全国人大常委尽快讨论，制定反贪污、反官倒、反特权的具体法律。
赵的这个姿态触及到了邓的改革底线。
文章写道：“邓的改革有底线，一是不能触动老一辈革命家和他们子女的利益，二是马克思毛泽东的旗帜不能倒。所以只准许搞经济改革，政改不动。用旧的政体保护特权，用马克思毛泽东旗帜以示合法。这是邓的局限性，为腐败设立了温床”。
邓小平决定动手了，“不止为驱散人群、收回广场，他还想要别的”。
4月25日，在身为中共总书记的赵紫阳不在的情况下，中共政治局常委会在邓小平的家里召开了。邓小平以“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这场动乱”定调：“这不是一般的学潮，而是一场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的政治动乱，要采取坚决、果断的措施平定下去，不然会出更大的乱子。不要怕什么国际舆论什么经济制裁。共产党人从来是什么都不怕。”（见《李鹏六四日记》）
4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俗称“4・26社论”），正式把春夏之交这场借悼念胡耀邦而起的“反腐败”“反官倒”运动定性为“动乱”——镇压开场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