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9年5月22日，中国南方某地学生的抗议活动。
【看中国2014年06月07日讯】（看中国记者李木子编译报道）本文译自《大西洋月刊》6月4日文章“六四学生领袖谈天安门：‘集体回忆是会不能被扼杀’”（A Student Leader on Tiananmen: 'Collective Memories Can't Be Killed'），以下是译文：
1989年6月4日，20岁的中国最高学府生物系学生沈彤花了将近六个星期的时间组织了北京的抗议活动，见证了天安门大屠杀。他母亲的公寓位于天安门广场西侧的几英里的距离，当时他看到一名男子因失血过多而死在他家门口，一名站在他旁边的年轻女子因面部中枪当场死亡，成排的坦克碾过了一群想要逃离天安门广场的绝食者们。
血腥镇压之前，他曾与他的同伴们陶醉于改革可能性。在接受采访时他说：“89年之于中国，现在回过头去看，并不是一场悲剧，而是一场狂欢与庆祝。这是民众第一次在广泛抗议中非常坚定地坚守非暴力原则，是一场改革运动。”
如今，沈彤是一名住在纽约市的商人，他一种充满愧疚与希望的复杂心情回忆起那场抗议活动，认为中国的当代年轻人与他们那一代人有着相似性。
Lily Kuo：你是怎样看待每年的六四的？
沉彤：通常它是一个引起媒体关注的时刻。今年的六四又多了几分紧张，我认为这既令人鼓舞又让人悲伤。我们还能做多少？从大屠杀开始中国已经选择了这样一个不幸的路径。但是，令人鼓舞的是至少有一些西方媒体关注这件事情，并且在香港和台湾都有人选择不愿忘记六四的真相。
沈彤
LK ：今年的6月4日你会做什么？
ST：在今年的周年纪念日，我会选择一个人在大熊山上点一支蜡烛。有一种东西将与我同在，虽然不理性，但是我觉得在道义上为那些在大屠杀中受伤死去和后来承受痛苦的同胞们负责。
LK ：在这场抗议的消息如此被封锁和镇压的情况下，非暴力的原则和传统怎样才会被记住？
ST ：现在是1989年后的第25年，对于未来很多年来说 1989年春天的意义会进一步展露的。我们距离它还是近了点，不容易感受到它持久的影响力....六四将继续改变中国。无可否认的是六四是悲惨的经历，历史没有善待中国。
LK ：你是否担心人们会忘记？
ST ：多年来，我曾担心这个问题，于是我花了很多时间到各地的校园演讲，写中文的英文的文章，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让这份记忆活着，因为我很担心这种强大的系统性谎言会把这段历史遗产给淹没。但五年前我开始不再担心了。虽然我们不能讨论它，每个人对于这件事情都有不同的意见，但是这些集体回忆不会被抹去。我已经一次又一次的看到，不管是国内还是国外，那是看似冷漠的普通人转变为狂热寻求改变的人是非常快的。
LK：为什么天安门这段历史遗产对于今天如此重要？
ST：1989年六四大屠杀象征着整个现代史上的持续斗争，一个古老的文明、文化和政体的自我转型能够仅仅依靠军事、技术和经济发展吗，或者是可以采取平衡发展的方式，包括公民自由、民主体制这些更加人性化的做法呢？89建立了牢固和可见的非暴力原则。这样一个大规模的抗议不仅可以发生，而且是从内发生，不是外来的。它类似于我们之后的运动：东欧的橙色革命，中东的茉莉花等。
LK ：今天的年轻人与你们那一代相比较如何？
ST ：其实，他们是非常相似的。这五个流行的东西，托福考试、浪漫、麻将和拥有自我生活的时间、人在大学就开始做生意。政治问题在那时不普遍，并不是我这一代人头脑中思考的问题。这是胡耀邦的去世引发了人们的紧张和悲伤。 [自由派改革者胡耀邦于4月15日去世，被认为是促使1989年学生领导的抗议活动的开始。]
今天的一代人认为我们那代人是非常不同的，我们比较传统，比较关心国家的理想。但是我们并没有这样说，我们其实非常自负。人们在谈论今天的年轻人的态度是如何的无所谓。从这个意义上讲，20世纪80年代的年轻人们也是同样的态度。
LK ：你觉得在你的人生中还会看到像1989年那样的抗议运动吗？
ST ：历史会重演，但历史从来不会以同样的方式重演。当今中国社会的冲突和焦虑比20世纪80年代后期要大得多。我不关心是否会有重大的政治变革，这只是一个时间问题。我更关注的是怎样发生和会不会以和平的方式发生。不是以“你死，我活”的方式。
LK ：你怎么看待中国的未来？
ST ：我有点担心中国社会的愤怒、贫富悬殊和对社会的绝望。中国有八大家庭控制着国家25%的经济。
LK ：你谈到了中共政权的“北京共识”—共产党的政治和经济系统被一些人视为经济增长的另一种模式的假象。你能解释一下吗？
ST ：我们假设有这样事情叫北京共识，那就是皇帝的新衣。目前中国政权对于六四事件的版本是学生触犯了法律。另一种观点是生命的丧失和暴力的发生是不幸的，但是如果没有这些我们就不会有中国的经济奇迹。
但是当你想想中国的奇迹，有一个是非常容易遗忘的有趣时期：1989年的夏天到1992年经济发展停滞期。中共不仅彻底成功地使得公民自由窒息，而且使得经济发展也停止。所以邓小平不得不用他的个人魅力，在他南巡后不久发动民族主义，以政府为中心的爱国主义，以及宏观经济改革。而政府与精英人群在中国制定了这样的条约：“我们知道我们没有政治上的合法性，但使我们能够实现经济的合法性。让我们都迅速的富裕起来吧！”
LK ：那么你是否认为，如果没有对六四的镇压和政治合法性的丧失，中国就不会一直雄心勃勃地进行经济改革和发展？
ST ：相反地，在1989年的所有选项中，中国如果没有选择对六四进行镇压这种最差的选择，中国本会有很多[也将拥有更多]均衡发展。公民自由与个人尊严之间真的没有什么需要折衷的。事实上，那些通常是同时进行的。是北京共识让人觉得，公民自由与个人尊严之间不能兼得。
LK ：你最想念中国的什么？
ST ：七八年前我开始不再想要回去了。中国是一个有黑名单的警察国家，而我就在那个黑名单上。我以前真的很想念北京。但现在，如果我能回中国，我可能也不想回去了。我只是不能忍受为什么中国的历史这样的不幸，为什么中国不能得到更好的，成为人类的榜样？我最想念的是能够有机会在中国与中国人讨论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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