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德怀（网络图片）
2014年6月24日,中央军委纪律检查委员会原副书记、解放军总政治部纪律检查部原部长彭钢因病在北京逝世。连日来，媒体有不少缅怀她的文字。
彭钢是元帅彭德怀的侄女；1950年，彭德怀将两位弟弟的子女包括彭钢共6人，接到了北京。彭钢从此在伯父彭德怀的身边生活。笔者记忆犹新的是，彭钢在媒体上发表的那段叙述彭德怀捱批斗被部下用脚踩的文章。
文章说，1965年11月28日，伯伯(彭德怀)离开北京赴成都担任大三线副总指挥。伯伯到成都后，亲笔给她写过几封信，信中总是提到“情况尚可”，“不必挂念”，但她还是放心不下。春节期间，她还坐火车到成都去看望过他。假期不够用，她还请了事假，就说回湖南老家去看母亲和孩子。
不久，“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作为“庐山会议”定罪的彭黄反党集团的头号人物，伯伯在劫难逃。1966年12月，受江青、戚本禹等人指使，北京大专院校的造反派成立了“揪彭联络站”。他们南下成都，将伯伯秘密劫持回北京，关在北京西郊的一座军营里。伯伯完全失去了自由。
一天，彭钢接到一封由看管伯伯的警卫参谋秘密带出的伯伯的亲笔信。看到伯伯熟悉的字体，彭钢真是喜出望外，伯伯终于有下落了！她曾经对伯伯讲过：“不管您到哪里，我都要去看望您的。”现在伯伯就在北京，正在受难，彭钢怎能不去看他呢？然而，院墙高筑，不允许她与伯伯见面。她和弟弟送去的粮票、油票、衣物和生活日用品都由看管人员转交给他。
7月的一天，彭钢在中山公园南墙外看到海报，说是要在北京航空学院南操场召开10万人大会，批判“反革命黑帮分子”彭德怀和张闻天。她不忍心目睹伯伯挨批斗的场面，又实在放心不下。批斗会那天，她不顾天气炎热，骑车赶到北航会场。为了不让别人认出来，她戴了一个大口罩，挤在人群中。大会结束后，彭钢看到伯伯和张闻天被五花大绑，背上还插着写有“罪名”的长长的牌子，被造反派扔进卡车，开往市中心游斗时，心里就像刀绞一样。
自从在批斗会上见到伯伯，彭钢心里更加不安，惦念着伯伯的手稿，惦念着母亲和孩子。她和爱人商量好，向单位领导请假，一同回湖南老家看看。
“文革”中的彭家围子也和全国一样一片混乱。她家门口贴满了“打倒彭德怀”的大标语，家里常有红卫兵来破“四旧”。母亲最担心的就是伯伯的手稿，如果红卫兵占了屋子封了门，手稿就保不住了。伯伯的手稿随时处于危险之中。彭钢考虑再三，决定请堂弟彭康智暂时保存一段时间。康智爽快地答应下来。
回到北京后，彭钢的处境也很不好，厂里的造反派强令她交代问题，揭发彭德怀。一次，彭钢因拒绝写揭发材料，被几个造反派毒打一顿。回家后，她躺在床上，全身疼得很厉害。彭钢对爱人说：我要是被他们打死了，你要好好照顾三个孩子……。
在往后的日子里，伯伯的处境越是艰难，他的手稿在彭钢心中的分量就越重。不久，彭钢给弟弟彭康白买了一张火车票，让他回老家看看，若是情况不好就把手稿烧掉，不能再连累别人了。康白回去时，家乡的形势已趋平稳，母亲舍不得将伯伯的手稿烧掉。1969年，彭钢再次回老家，又把手稿带回北京，放在专门订做的樟木箱的夹层中。1976年唐山大地震期间，彭钢有半年多的时间住在防震棚里。她把伯伯的手稿放在军用挎包里，天天斜背在肩上，就连睡觉都挎在胳膊上。文革中曾在北京军区举行过批斗彭德怀的大会。在大会休息时，有一个人冲进关押彭德怀的小休息室，恶狠狠地将彭一拳打倒在地，而且真的踏上了一只脚，并且还叫喊道“彭德怀！你也有今天呐！”。
这个打人者就是彭德怀曾经的部下，将军李钟奇。
如果说彭钢的文章令人震撼，那么彭德怀的军医回顾那段往事的文章，就有些令人不寒而栗。这个军医叫杨汉勤，1939年6月生，1966年毕业于中山医科大学（现广州中山大学）医疗系。原广州军区广州总医院消化系主任医师兼门诊部主任。先后在武汉、北京及广州等地医院从事临床工作40余年，曾负责国家和军队各级领导人的具体医疗保健工作多年。在彭德怀生命的最后两个多月里，他一直是他的住院医生。
1973年5月，杨汉勤接到解放军总政治部的调令，从武汉军区总医院调到北京解放军总医院（301医院）。
1974年9月上旬，院领导安排杨汉勤到该院南楼14病室工作。14病室是当时南楼设在外科楼的唯一一个高干病区，坐落在外科楼的四层西南角，主要收治部队副军职干部和少数当时所谓有问题的军队及地方领导。那时，杨汉勤是住院医师，分管六七个病人，其中5床的那个病人叫“145号”。经科室领导介绍，“145号”就是庐山上“跌下马来”的彭德怀。因彭德怀在政法干校时的代号为“5号”，来医院住的是14病室，故被中央专案组定为“145号”。
彭德怀，那个身经百战、战功显赫的元帅？毛泽东曾赋诗“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赞颂过他，此时却成了专政对象。接受如此特殊而又神秘的任务，杨汉勤心里不免一阵紧张。然而，无条件地执行命令是军人的天职，不能推辞。
科室领导及专案组人员反复对杨汉勤强调：你是一名医生，任务就是治疗病人。对彭德怀的治疗，该怎么治就怎么治，该用什么药就用什么药，有问题按级请示报告；医护人员进屋查房，不得擅自和他谈话，不应回答与诊疗无关的事情；除有关医务人员及专案组人员外，任何人不得进入该病房；5床的房间里有看守人员24小时昼夜值班，非医疗需要，不让他出病房；要注意保密。
接班后，杨汉勤认真地听了交班医生的介绍，又仔细地复习彭德怀住院以来的病历，得知他的详细病情：彭德怀是因便血十余天，且越来越严重，上厕所都起不来，于1973年4月12日晚8时许，被监护人员搀扶着走进南楼14病室的。初诊为直肠癌。4月18日，医院正式通知中央专案组，“145号”必须尽快手术，否则有生命危险。4月26日，医院为彭德怀做直肠癌手术，术中发现癌症已转移，随即切除肿瘤，并在左下腹造人工肛门。
杨汉勤第一次进“145号”的病房，是和病区正、副主任一起查房时进去的。彭德怀半坐半卧在病床上，他那稀疏枯白的短发，那倔强的消瘦的铁青的方形脸庞，那深沉有力且蕴含着几分忧郁的眼睛，那宽厚的总是紧闭着的微微向下弯曲的嘴唇，那高高突起的喉结，呆滞而忧郁的神情，似已病入膏肓。他身上穿的是一套破旧的黑棉袄、黑棉裤。显得平平常常，普普通通，丝毫看不出曾是一位指挥千军万马的人。杨汉勤也没有想到，这位叱咤风云的元帅已经走到了生命的最后两个多月。
彭德怀的病房是病区西边的最后一间，这间十余平方米的病房里，门窗紧闭着。靠近床尾伫立着一位面无表情地紧盯着他的军人，一个班的战士一天24小时三班倒地看守着他。房间里除了几本《毛泽东选集》及几张过时的《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外，显得空旷阴冷。
为了限制他的活动，他想写字，不给笔，他想听广播，没有收音机，屋内更显得冷清和死寂。也许看到杨汉勤是新来的医生，他指着床头病历卡片对说：“我不叫这个‘145号’，我是庐山上那个彭德怀！”
没有人敢搭腔。他就自顾自愤愤不平地说下去：“我在庐山会议上没有错，我错在哪里呀？我写信给主席，符合原则，我是根据国内情况和即将召开的庐山会议的内容而写的，是给主席作参考的，为什么竟说成意见书呢？说我怀有什么阴谋，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有目的……都不对。但我是有准备的，准备什么呢？准备开除党籍，准备和老婆离婚，准备杀头！”“我从来不怕死，我可以毁灭自己，但决不出卖自己”。说完了便仰天长叹。
此后，杨汉勤时时刻刻感到肩上的责任和压力，一直战战兢兢，如履薄冰。
此时，手术后1年零5个月的彭德怀，癌症已扩散到肩部、肺部及脑部，身体每况愈下，受尽病痛折磨，很痛苦。医务人员想尽办法，减轻他的痛苦，但只要病痛有所缓解，他就会不停地说下去：“如果我的罪大于功，就干脆把我处决了，或让我解甲归田，回家当农民吧！这里我实在待不下去了！”
“我彭德怀有错，可也有功，功一面，错一面，总可以吧？但不能说我革命一面，反革命一面，那样说，我不服！”
杨汉勤负责的病人里，也有其他受到冲击的老帅，但别人都比较安静，只有彭德怀的病房里，常常响起他的吼声。他不愿答应医生查房时的询问，对如何给他治疗，用什么药，从不提出疑问及要求。他有时双眉紧锁，沉默无言。夜深时，我们曾听到他梦中大喊，接着，便是很长一阵无休止的咳嗽。他如鲠在喉，不吐不快，但很多时候却又欲哭无泪，欲喊无声。他的声音哽咽了，太阳穴边曲张的血管搏动着，眼睛湿润，两道混浊的泪水流过微显浮肿的脸颊，两手不能自抑地簌簌颤抖。他渴望向自己的亲人倾诉衷肠，却说不出一句话。他受尽病痛折磨，经常痛苦呻吟，但医生查房时，他很少诉说身体状况，总是怒不可遏，滔滔不绝地说与病情无关的事情。冤屈长期得不到申诉，他孤立无援，束手无策。……
他穿着破旧的黑薄棉衣，脚上蹬着棉布鞋，连袜子也未穿，脚趾从鞋前沿的破洞里露出来；他面色铁青，呆呆地坐在椅子上，双手插在袖筒里，浑身瑟瑟颤抖，目光呆滞而无奈。
这种万念俱灰的样子，给杨汉勤留下深刻印象。
他显然力不从心，知道命运根本不掌握在自己手上。因而时常怒火中烧，不停地和看守士兵大声争吵：“我要憋死了！我不在这里坐以待毙！快放我出去吧！”
有一次，他暴跳如雷，对着士兵吼叫：“我要见毛泽东，不然你们也把我拉出去枪决好了！好让全世界人民去评说我究竟是好人还是坏人”。可士兵冲他摇摇头，显得无能为力。他纵然千呼万唤，纵然大发雷霆，中南海是绝对听不到的。
彭德怀体内的癌肿已侵犯到全身多个部位，肩膀肿得厉害，痛得不能动弹。他那宽阔微驼的嵴背，仿佛又被重荷压驼了许多。他已疲惫不堪，比平时更显得苍老了。经医院及科室有关人员研究，拟给他进行“放射”治疗，并报专案组及他唯一的一个亲人、大侄女彭梅魁同意后着手实施。这时他已心力交瘁，筋疲力尽，情绪低落。
在最后的日子里，他的情绪变得更加起伏不定。时而消沉烦躁，时而呆呆地凝视思索，时而扼腕长叹暗自垂泪，时而又破口大骂。当杨汉勤询问他病情时，他常常答非所问，只顾诉说自己的心事；看守战士干涉他时，他也根本不加理会。比如，杨汉勤问：“你感觉怎么样？”“有什么不舒服的地方？”“你要坚持放疗。肩膀和腰部的疼痛减轻些了吧？”他回答说：“我顶得住。肩是压不垮的，腰杆子是直的。为什么迟迟不给我定案？我彭德怀有什么罪？我这样死，死不瞑目！”
医务人员推着他，通过人来人往、昏暗阴冷的地下通道，去接受“放疗”。他身穿黑棉袄，脚蹬圆口布鞋，头上戴着鸭舌帽，一个大口罩几乎遮盖了整个脸。他已经步履维艰，只能坐在轮椅上，更加显得老态龙钟，没有人能认得出这就是曾经横刀立马的彭大将军。
彭德怀因癌症转移，周身疼痛，尤其肩膀肿痛难忍，痛苦不堪，以致他在床上拼命挣扎。有时，他痛得用牙咬破被子、床单，将它扔在地上。护士只能不厌其烦地为他更换床单、更衣及擦澡。给他输液，他把针拔掉。
当看守士兵阻止时，他骂得更凶，喊着：“我不用毛泽东的药！”
他已经预感到自己的生命将不久于人世。给他喂食物，他打落在地，喊着：“我不吃毛泽东的饭！”他烦躁不安，脉搏加快，呼吸急促，口唇发绀。医务人员竭尽全力抢救，不分昼夜地观察着他的各项生命指征。他终因全身多器官衰竭，而逐渐进入半昏迷状态。
11月4日，医院征得专案组及他侄女的同意，给他做气管切开术，以维持最后的生命。此后，他完全不能说话了。
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的头脑依然是清醒的。无人的时候，他常常侧过头去，眼泪默默地流淌在枕头上。
他那瘀肿的布满着血丝的眼睛，从早到晚总是睁开着，浑浊的眸子里仿佛有一团火在燃烧。时常能听到咕噜的声音，仿佛是从他胸腔里发出的撕裂声，从气管套筒里传出。
1974年11月29日15时35分，这颗跳动了76年的顽强的心脏，停止了跳动。在那个数九寒天的苦涩岁月，没有任何人为他送行。护士像对待每一位逝者一样，常规地为他做最后一次擦洗、更衣等料理，一条洁白的床单严严实实地遮盖着遗体。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