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归来》宣传照。（网络图片）
【看中国2014年08月17日讯】张艺谋导演，巩俐和陈道明主演的改编自严歌苓小说《陆犯焉识》尾部的电影《归来》自从今年6月上映后，好评如潮。另外人们也都知道，在中国一部电影能公开上映，必然是经过中共政权（具体的是中宣部）严格审查的，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呀！
不料电影上映不几天，中宣部名下“建党网”刊出一篇署名刘浩峰的“批判”文章：“以揭露的名义宣染着恶摧毁主流价值”。此文大力批判《归来》好比前苏联1987年播放的电影《悔悟》，是吹响摧垮中共意识形态的集结号。称《归来》的投资，策划与录制，背后存在强大的西方势力在扶植。于是，他又把矛头指向中宣部的有关部门：“这一点不知道那位毛羽副局长懂不懂得。中宣部的相关部门如果连这点鉴赏能力都达不到，岂不证明《归来》正是西方吹响吹垮中共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开始。”（看来毛羽的乌纱帽危险了，刘浩峰不仅要将他取而代之，甚至盯着中宣部长的宝座哩！）
我自己在上世纪5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在前苏联学习，亲身体验过斯大林时代末期和赫鲁晓夫时代的改革，感受到斯大林时代的那种僵化，专制和暴戾的统治是必须改变的，肖洛霍夫的短篇小说《一个人的遭遇》（后来也被拍成电影了）就曾引起苏联社会的巨大反响。后来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时，我又因为参加黑龙江省和前苏联远东之间的边境贸易而共10次前往前苏联，足迹遍及前苏联（后为俄罗斯），西伯利亚，莫斯科和乌克兰。我虽然没有看到1987年出炉的前苏联影片《悔悟》，但是我却亲自体会到前苏联的那种社会退化（从赫鲁晓夫时代的“全面建设共产主义”，退化到勃列日涅夫的“发达的社会主义”，到安德罗波夫和基里钦科的“发展中的社会主义”）。我在离开苏联30年后故地重游对它的印象是经济停滞，宾馆里的食品供应还不如我上世纪50年代作学生时。社会秩序很不好：一次在火车上，我有两个行李包被一个年轻人组成的犯罪团伙公开抢走了。1991年我在海参威一个前苏联同学家里与他一起迎新年，这是时宣布了苏联解体。我亲眼看见前苏联老百姓对苏联的解体的反应是不冷不热，好像什么也没有发生（更谈不上出现“男儿”了）。我在俄罗斯漫游中，不断听到人们诉说生活的困苦，但是没有遇见一个人说应该回到斯大林或勃列日涅夫的时代去。也很少有人追忆苏维埃帝国的辉煌。这样的制度生命力已经耗尽了。即使没有电影《悔悟》，它也存在不下去了。
那么刘浩峰的“整体驾驳”是什么呢？这就是“整体的驾驳局部的，公平正义驾驳效益的，宏观调控驾驳市场配置的，仁义的驾驳法治的。圣贤集权驾驳民主选举----那就是科学共产主义！”这一下暴露了刘浩峰的真实意图：“仁义的驾驳法治的”，那就是要人治不要法治。至于“圣贤集权驾驳民主选举”，那就更是原形毕露了！现在中共权贵能算得是“圣贤”吗？不要民主选举才是真的。
那么这个刘浩峰何许人也？至少已知他1975年出生。那时文化大革命快结束了。他连开裆裤都没有来得及穿。据说他还是什么“中华文化复兴第三任主席，天道绘画开山鼻祖”等等。其实这种躲避历史淘汰的作法在中国的历史上不是什么新玩艺儿。清朝末年张之洞搞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就是最早的这种尝试。但是早被辛亥革命冲得一干二净了。邓小平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过是变相的这种“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而已。现在似乎连这个玩艺儿也没有人信了，又搞出这么一些莫名其妙，花里鼓哨的玩艺儿。看来中共是急了，最近不仅中宣部，而且中组部也搞出什么“政治纪律”，要文化人和社科方面的工作者“扛传统大旗反西方”。可笑之极！
中共一方面重用刘浩峰，张英伟这一类文化无赖。另一方面张艺谋，巩俐和陈道明，人们都知道他们不是什么“异议人士”。他们是纯粹的演艺界人士。搞艺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正确反映时代。但是中共政权连这样的文艺工作者都容不下。这说明中共的一党专政制度的生命力已经耗尽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