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回归”十七年，“一国两制”骗局一场。被诈骗的一方，隐约听见黑暗中一阵笑声，备感屈辱却无能为力。
【看中国2014年09月17日讯】香港“回归”十七年，“一国两制”骗局一场。被诈骗的一方，曾满心期待“民主回归”的美梦。这是一个失败的恋爱故事，盲目相信爱情的目盲者，被彻底剥夺与占有之后，隐约听见黑暗中一阵笑声，备感屈辱却无能为力。
香港是对抗“天朝殖民主义”的前哨，香港今日的困境，给台湾最大的启示是：“主权有无”至关紧要。占中温和路线的挫败，部分败在运动本身的策略规划，但更深刻的原因是，受困于牢牢钉住香港的“一国格局”。台湾虽然享有“事实主权”，但这样的主权状态正一点一滴流失。如果台湾的国家地位，也被困在“一国格局”，将重蹈香港的命运。
扼杀参选权的假普选
一周前，北京定调“中国式香港民主”，内容决绝：香港人获准在2017年“一人一票”选出特首，但没有公民提名权，没有参选权，候选人将由北京控制的“提名委员会”过半数决定；并扬言：这个“普选框架”（实际上是“筛选”方案）如果在香港立法会被泛民派否决，2017的特首选举将沿用2012年的选举办法，换言之，连“一人一票”都不给。
直到今年五月，各方对北京调性的评估仍有歧异。乐观一派认为北京会允许“泛民”中的温和派成为候选人；另一派则认为北京绝不会松手，不但如此，还继续在香港制造社会对立，让它有介入的借口。最悲观的人认为，香港以后不过是“可以上网的深圳”。如今，北京掀出底牌，已无需猜测与争论。
自从2013年初“和平占中”发起以来，温和占中派一直有两个默认。首先是行动方案：以占中为工具，逼中共谈判，只要形成足够的舆论压力与公民动员（主要透过“公民商讨”与“政改方案全民投票”），就会迫使中共退一步，与泛民政党进行谈判，而一旦中共做出若干实质退让，运动就可以宣告成功，便无须执行占中行动，温和派将取得公民抗命运动的领导权。占中主导者强调“公民抗命”的诚信，公开谈论这个行动方案。这个假设低估了北京决不退让的意志。
脆弱的运动结盟
另一个是关于政治结盟的默认。这个政治联盟包含三个区块：占中运动组织、泛民政党、与本土资产（中产）阶级。第一块，占中运动内部，大致结合了中生代与青年世代。前者不少曾参与过去三十年的民主运动，也有“民主回归派”，他们在1980年代中英谈判香港前途时，期待香港主权转移给中国的同时，能够催生香港的去殖民化与民主化。而青年世代则以2003年反《基本法》二十三条大游行以来，经过无数次社运与政运历练的青年学生干部为主。
第二块是泛民政党，泛民在立法会占有27席，掌握三分之一的否决权。但泛民政党内部矛盾不少，自从2010年“五区公投”失败之后民主党议员进入中联办谈判，产生的分裂效应至今仍在发酵。不少人担心，当“政改方案”送到立法会表决时，会发生泛民议员被“撬票”（跑票）的情况。
第三块是所谓“本土资产阶级”。从英国管治时期以来，香港的资产阶级一向都依附殖民体制而茁壮。邓小平当初承诺“马照跑、舞照跳”，意思是不更动香港的资本主义体制，主权转移之后维持与资产阶级的政治关系。然而，这些年，来自中国的国营资本与权贵资本大举进入香港，和本地资本发生利益挤压，批租土地等问题就是一例。而梁振英（被认为是中共地下党员）在2012年特首选举击败唐英年（本土资产阶级代表人）之后，梁振英站在中资这边，引起传统地产霸权四大家族不满，香港统治精英似乎出现分裂迹象。马克思主义托派出身的立法会议员长毛说：“梁是红色资本家在香港的代言人”。因此，一些人认为：“建制派不是铁板一块”；建制派内部的龃龉，似乎产生了一个“政治机会”，使本土资产阶级接受温和改革路线，成为对中方施压的杠杆。前政务司长陈方安生组织的“香港2020”，也被评估为属于支持温和改革的“中产阶级力量”。
但是，与本土资本隐形结盟的关系，从头就不甚牢靠，因为中共手中掌握的筹码，可以轻易摧毁这个关系。本土资产阶级，态度始终暧昧而保留。被李嘉诚儿子李泽楷收购的《信报》，在九月初撤销支持占中的对冲基金经理人钱志健的专栏，难道不是在对北京发出归顺的信号？
上述占中行动方案的温和路线，一直备受“本土派”（以陈云和他的追随者为主）嘲讽；而不少社运分子也抱持质疑态度，基于运动团结一直没有公开化。但是北京宣布政改方案后，悲愤的气氛让年轻世代开始批评温和派“不行动”。
北京改写“一国两制”
对照占中主导者的“软弱”、“无力”，中方狠狠打了一场组织战，上演它预定的剧本，反制策略步步进逼，最终瓦解温和派的策略与斗志。第一招是“设定论述框架”。北京早早就划下特首参选人的资格底线，就是所谓“爱港爱国”、“与中央对抗的人不能担任特首”等等，通过它的媒体机器在中港两地不断宣示。今年六月，在占中秘书处执行“全民投票”前夕，北京公布了《一国两制白皮书》，改写“一国两制”定义：
香港特别行政区的高度自治权不是固有的，其唯一来源是中央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享有的高度自治权不是完全自治，也不是分权，而是中央授予的地方事务管理权。高度自治权的限度在于中央授予多少权力，香港特别行政区就享有多少权力，不存在“剩余权力”。…“一国”之内的“两制”并非等量齐观，国家的主体必须实行社会主义制度，是不会改变的。
这份“诏书”规定：香港的自治权是“中央”授与的，中央给多少，你才有多少，因为在“主权”收归祖国之后，双边关系属“一国”之内，中央是主，香港是从。主从关系不容挑战。
在《白皮书》阴影下，占中秘书处照常举办“政改方案全民投票”，将近八十万人参与，气势一振。“学联”与“学民思潮”并且在七一游行之后进行“占中预演”，展示青年世代的反抗决心与场控能力。
但“全民公投”与“占中预演”阻拦不了北京，甚至更合理化它的压制决心，它先让听命于北京的反制团体上街头“反占中”，紧接着按照人大常委会的预定时程，颁布“普选方案”，设定了三个“闸门”：（1）参选人须获提名委员会过半通过。（2）提名候选人二至三人。（3）提名委员会由一千两百人组成，维持四大界别比例。至此，北京完成了它在论述斗争上的部署，一步步将特首选举方案限缩在它可以掌控的范围。控制提名权，扼杀参选权，松绑没有实质意义的“一人一票”，这和中国内地已有的“差额选举”有何不同？
第二招是“控制媒体”。这一年多来香港的媒体环境极度恶劣。独立媒体与编辑遭受暴力威胁层出不穷；不听话的媒体被撤广告，有广大影响力的网络媒体“主场新闻”突然关闭，连网站都删除；参与占中运动的金融业经理被撤销报纸专栏；最新戏码是对付壹集团，港府搜索黎智英和李卓人（工党主席，也是占中要角）的住所，将黎给民主派的捐款打成“黑金政治”。
“反占中”吓唬中产阶级
第三招是策动“反占中”。近年来香港“爱字辈”团体如雨后春笋。群众战是中共的看家本领，各地同乡会、基督教右翼、家长组织都被动员起来，并且培育媒体出身的周融成为反占中组织带头人。八月中，就在各方“等待”人大常委会决定“普选框架”期间，爱字辈团体总动员，由周融等人组织的“帮港出声”持续动员，成立“保普选反占中大联盟”，普设街站收集签名，宣称达百万以上。梁振英、董建华等人也粉墨登场签名。八月十七日，“反占中”上街游行，人数虽远少于七一游行，但通过这个反制行动，“反占中”强制卡位，宣称它也有大量群众跟随，虽然这些群众有来自中国内地的“临记”（临时演员），许多是“派钱”来的（走路工），游行后五星旗随地丢弃。第二天，中国喉舌媒体纷纷以“反占中爱国爱港运动”做头版。这是“出口转内销”的洗脑宣传，中方媒体放言：“你有八十万人签名，我有十三亿人！”反占中的粗鄙丑陋，也是恫吓中产市民的战术。
就在这段期间，媒体出现一个关键词：“袋住先”，先接受北京的筛选候选人方案，至少有“一人一票”，否则普选遥遥无期。北京若成功吓阻“占中温和派”，下一步就可以集中火力对付“占中行动派”。到此，中共的舆论斗争成功转移视线，将本来是“真假普选”的论争，转化成“香港动乱或袋住先”的选择。这个战略的核心就是中性化（neutralize）“中产阶级”的角色，使之怕乱，怕失去生活现状，不敢上街抗命。中共的多重战术一步步消耗占中的气势。
“一国”的牢笼
最近，“今日香港，明日台湾”的说法甚嚣尘上。台湾和香港虽然都遭受中国统战与渗透，但存在一个根本差别，就是，台湾仍据有事实上的主权。北京既将香港主权纳入囊中，岂有不直接统治之理？人大落闸后，一个中国法学教授写道：
一国之内，不执行中央全国性法令，不接受最高法院辖制，不向中央政府纳税，这样的高度自治，全世界有第二家吗？支持香港直接普选的，考虑过这个吗？中央不能干预香港司法，不能干涉议会，如再对行政首长无运作空间，香港不就是邦联吗？香港这么干，全国各省也有权这么干，中国不解体了？
这里的关键词是“一国之内”，中共恐惧香港施行民主带给中国“示范作用”。如果香港可以真普选，中国人民受到鼓舞，挺身要求普选，中共如何保住一党专政？因此，它便须牢牢握住香港特首的提名权。
台湾要担心人民的参政权是否正在流失？尽管我们仍有相对自由的选举，但上到总统选举，下到村里长，中共皆全面介入。候选人是否依恃北京的“祝福”，以获得“候选资格”？北京这样便绕开了台湾的事实主权，而达到控制政治议程的目的。马英九政府阻碍台湾人民行使公民投票权，也应置于此视野才看得清楚。
政改框架“落闸”，粉碎了“真普选”的一丝寄望，占中圈子情绪沸腾，年轻世代愤慨非常，不满“占中温和派”的谨言慎行，不想再“等”，罢课在即。“占中行动派”若掌控主导权，可能导致公民抗命运动的裂痕，这将是中方所乐见的局面，因为北京先挫败了温和派的谈判希望，之后就可以专心对付行动派。但另一个可能是，由年轻人全面主导的占中行动，激发更广阔的运动团结，造成巨大的社会压力，迫使中共做出让步。
不愿静待中共阉割
目前为止，这场“占中”对“反占中”的拉锯，北京似乎掌控了节奏。但中方仍无法掌握的是，香港青年世代的行动爆发力，有多强大？有多么不可预测？在台湾，学生占领立法院之前，普遍弥漫着悲观氛围，但太阳花爆发，改变了政治格局，并打乱国共合作的议程。香港年轻运动世代已练兵十年，储备了丰富的历练与行动力。
学联秘书长周永康说：未来香港不会再有年轻人相信“一国两制”、“高度自治”、“港人治港”，未来不会再提“民主回归”，提出来的必定是“命运自决”，香港人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要怎么走下去。
序言书店老板李达宁说：如果占中三子坚持自废占中武功，搅一个假日中环嘉年华，然后宣布占中成功了事，从此静待中共阉割，则可没有好待遇了。到时有志贯彻占中运动的朋友就应该群雄尽出，抢过占中大旗，用尽方法汇聚民气，好好与中共在中环干一场。这不正是三十年来姗姗来迟的香港民主运动吗？
“自决权”，在此之前仍是空中阁楼，却因为中共直接统治的企图，召唤了香港人的自决意识。针对中国政权的“解殖”、“政治主体性”，也被提升到日常论述的视野。年轻世代不愿复制前辈的命运，空等三十年“民主回归”而终致幻灭；他们不甘苦候，不愿浪掷三十年的青春束手迎接“2046”的到来。
（吴介民：中研院社会所副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