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国2014年09月21日讯】李君（愿意讲经历，不愿公示名字，因此姑隐其名），广西籍，母丧，老父和小妹住在香港。1947年在天津某大学建筑系读书。
1949年政权交替时，受“反饥饿，反迫害”、“沉崇事件”以及诸多学运的宣传影响，认定共产党是中国的未来，虽然老父几次促归，他坚持留在天津继续学习，没有回香港。
××年毕业，分配北京建筑设计院工作。
1956年，周恩来作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后，为改善知识分子的生活条件，工科毕业生大部授以“工程师”职称，工资上调，李君心情愉快，更坚定了为“祖国服务”的信心。和家里通信时，总不免给小妹灌输爱国主义思想。
1957年整风时，李君按照党的号召，紧紧跟着党走，抱着一颗红心，积极给党提意见。正巧这时候，受他影响的小妹从香港投奔他来，要在祖国就学，将来也要“报效祖国”。当即安排住在他处，找了一个学校补习、复习功课，准备来日投考。
不料一个月后，形势突变，整风变成了“引蛇出洞”，哪管你什么爱国港澳同胞，立刻给扣了一顶“右派分子”帽子。
李君思想未免简单，他以为既是人民内部问题，无非批评教育，大不了降一点工资。后来发现情况越来越和自己的想法背道而驰。根据党的要求提了一点善意的意见，竟被反诬是反党反社会主义，性质变成了敌我矛盾，最终竟被送到北京半步桥第一监狱，工资更是一文不名。在监狱里，无时不惦记着那来北京投奔他的小妹，他没了工资，自然小妹的生活立马陷入了绝境，不消说，报效祖国的美梦自然也破灭了，没人照顾怎么办？……几天之后，得到单位的通知：已购火车票送她回港了。
嗣后，李君被送茶淀农场劳教。
大约是197？年，我们在安定门外偶然邂逅，他和一位有点残疾的女性结了婚被送回京。他也在作临时工，一身破烂蓝布衣服，脸色苍白，目光迟滞，嗫嗫嚅嚅讲不出什么话来，和刚到半步桥时的思想敏锐，仪表堂堂，开朗健谈判若两人。
回到北京，他才知道57年他被送半步桥后，小妹在这突然失去了生活依靠的灾难中，精神受了很大刺激。尽管后来设计院还算萌生了一点人性，给买了一张回香港的火车票，打发她回港，但对一个小姑娘来说，这刺激来得实在太大了，在车上，这意外的人生风暴、恐惧、绝望煎熬了她一个昼夜，似乎她觉得人间已经无路可走。车到香港，她下了火车，并没有回家，而是直奔教堂。一个小姑娘并不相信上帝，也不懂宗教，此时却认为只剩下宗教是唯一可以被她信任的所在。只有把心灵和肉体交付给“主”这惟一的路可走。她泪流满面，向教会表示她的决心，感动了教堂里的姆姆，得到教会的同意，当天就作了修女。李君在讲述小妹这段悲伤的结局时，自不免咽不成声。
1979年落实右派“改正”政策后，他申请回港被批准。后来，在一个建筑公司工作。北京的港澳中心施工时，他还作为港方工程师被派回北京监工。我们在北京又多次见面。他回港后，我们一直保持着联系。
如今，老父受这一子一女遭遇的刺激，早早去世，作修女的小妹，由于精神创伤，一直生活在抑郁中，也过早的离开了人间。妻子也离异了。在他84岁高龄时，孤独一人住在香港政府照顾老人带有救济性的公寓里，孤寂时就打来电话，似乎想聊天，却又讲不出多少话，总是说：“唉！老朋友，想起那一段凄惨的经历，那叫什么人生啊！唉！九死一生，活得真不容易呀！唉，唉，……”
我拿着电话听筒，自然也很感伤。是的，那叫什么人生？！我们是死里逃生才活到今天啊！
“往亊微痕”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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