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上所述，施罗德在一九九三年还不算中共的朋友。但这次对中华民国军售在中共尤其是时任中共大使梅兆荣的抵制下失败后，可能施罗德就开始不得不重视中共的势力，并折服于中共的强权。
九年后，时任总理的施罗德已经站在中华民国的对立面，开始游说欧盟解除“六四”屠杀后向中共暴政军售的禁令。
二零零七年十一月九日，德国《世界报》以《施罗德作反对默克尔的宣传》为题报道，“前总理让自己成为‘中国日报’的头版人物。有人让他在那里宣布，联邦政府的政策让他‘不幸福’。施罗德认为默克尔总理会见达赖喇嘛是个错误。北京的领导层为此兴奋。”英语版的人民日报透露施罗德还是西欧一家银行的顾问。其时施罗德被中共外交学院邀请去参加一个题为《中国和平发展与和谐世界》的研讨会。《世界报》记者无法找到他，但找到外交学院的名誉主席，前中共驻德大使卢秋田。卢秋田对记者表示，“施罗德的访问很成功，我们把他作为老朋友接待”。报道透露这是施罗德在零七年的第二次访问，月底他还会作为温州一家公司的嘉宾第三次到中国。此前这家公司以两百万美元请求克林顿为他们作广告没有成功。就是说，最迟二零零七年，前德国总理施罗德既沦为中共的宣传工具，又沦为商家的广告招牌。
二零零八年七月十七日，北京奥运前夕，施罗德在施密特任出版人之一的《时代》周报发表长文《我们为什么需要北京》，为中共违背奥运精神辩护。此文开篇为：“作为总理我每年都去一次中国。现在，自从我的任期结束以来，我每年三到四次在中国。”施罗德象施密特一样以为他到过十多次中国，就是中国专家了。可是，此文透露他不了解中国的历史，对共产极权缺乏了解，只见大陆的表面繁华和相信中共的宣传。
施罗德想当然地宣称，在应对“气候变化、能源安全、移民失控、反恐和不扩散大规模灭绝性武器”等挑战时都必须依靠中国才能解决，德国必须为世界接受中国努力和效力。他沿用的也都是中共的宣传，比如，出自花久志的作品，通过张丹红之口引发众怒，遭到痛斥的谬论，“这个国家在过去的三十年里，把近四亿人从极端穷困和饥饿中解放出来”。与此同时，施罗德也象张丹红一样攻击基民盟的价值观外交，甚至也沿用中共术语“反华”（antichinesisch）。
大陆是德国在欧洲之外，美国之后的第二大出口市场。施罗德好象担心德国会因捍卫普世价值而失去这个市场。施罗德当年借“以商促变”的说辞支持大陆加入世贸。从此中德之间摩擦点增加，摩擦面加大。施罗德对此避而不谈，却希望读者接受中共特色，并断言“中国在走向民主社会”。他还自吹自擂，一九九九年在他任上开始搞的法制对话和四年以后又开始的人权对话，虽然这两个对话都只起到帮中共抵挡舆论，混淆视听的作用！中共在二零零四年把人权写进了宪法，但人权还是一如既往地遭到践踏。奥运难民和世博难民都是在这之后产生。
施罗德自己不谴责中共暴政，反而诋毁以默克尔为首的德国人捍卫普世价值，还要读者主要是德国政府赞扬人权恶棍，声称“北京希望得到赞赏—我们应对这个国家表示尊重”。施罗德把中共和中国混为一谈，无视中共的独裁本性，即使中国采纳了德国的法律，但只要法院还接受中共的监控，具体的说是政法委的监控，就不可能有独立的司法，公正的社会，法律再好也无济于事。一句话，施罗德一厢情愿地为中共说好话，竭力宣扬“我们必须把中国作为一个平等的伙伴对待”，可是愿意象他一样与狼共舞的正常人不多。
文章末尾透露这篇长文的目的，是促使德国政府出席北京奥运的开幕式。他说，“我们德国人知道求得认同的愿望：一九七二年慕尼黑奥运让德国得以展示一个现代的，对世界开放的德国，目的是摈弃过去的阴影。二零零八年的奥运也不只是一个体育盛事，也是一个政治机遇。”
毫无疑问，施罗德很卖力，不过只能得到中共的犒赏，毕竟他的信誉不怎么样。他这篇长文中也回避言论自由这个最基本的问题，试图用中国老百姓的劳动果实，经济成就来掩盖中共剥夺人之为人的基本权利的事实。
德国人尤其是默克尔不傻，知道一九三六年的希特勒奥运的目的，没有如他所愿。结果施罗德只好自己前往北京给中共捧场，给中共当花瓶。（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