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国2014年09月28日讯】冉按：这两天写一篇阎明《中国社会学史：一门学科与一个时代》一书的读后感《社会学家如何看透社会本质》（过一阵会刊于腾讯大家，敬请垂注），重翻旧文及资料，发现这篇七年前的文章。于是启而覆之，拿出来作为朋友们研读上个世纪五十年社会问题的一个资料。不少有名的社会学家对社会问题的看法，并没有像我们所想像的那般精深，这是令人深致遗憾的。2014年9月27日于成都
我曾经说过，四九年后被破坏得最多的就是人文社会科学，因为人文社会科学，不会只停留在技术层面——当然我不会否认自然科学的伟大作用，事实上尊重事实，求实务真的自然科学一样是专制制度的真正对手——会问世界是怎么回事，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我们人活着到底是为了什么，我们为什么不自由，我们要怎样才能有尊严并且过上体面的生活等看似“无用”的问题。而这些看似“无用”的问题，对于一个想剥夺他人利益、剥夺他人尊严和自由的政府，是最为犯忌的。尚未得鼎之初，中共利用著名学者、教育家陈垣先生的号召力于1948年5月11日给胡适先生写公开信，既是公开规劝和批评胡适先生，也是给众多的知识分子一份“不谓言之不预也”的警告，可惜许多知识分子看不懂这封信背后真实的“写作者”，以及它暗含的的惩戒意义和隐藏在纸面之外的杀气腾腾，就连储安平这样清醒务实的自由主义者也无由看清它的底细，令人感叹要看清一个组织的本质，是多么不容易的事。
这当然也不能怪这些知识分子，就连经过半个世纪的高压洗脑，自己身受许多不公后，许多知识分子都还没看清专制者的本质，何况彼时许多知识分子还沉浸在中共曾努力呼吁民主自由的幻觉当中（参见笑蜀兄所编的《历史的先声》，这是对共产党早年如何提倡民主自由，截至目前为止最好的文献）。只有胡适先生在分析了陈垣先生这封信后说，共产党来了他们没有说话的自由，就连不说话的自由也没有了。几十年的事实早已证明胡适先生的高明洞见。就连本世纪初学习“三个代表”，你也必须发言，必须统一思想，必须说千篇一律的假话，不说者便无以过关，这不是连不说话的自由都没有了，这是什么？
四九年后被破坏得最多的是人文社会科学，而人文社会科学中惨遭屠戮的便是法学、社会学、逻辑学、经济学等，至于文学史的讲授里大谈特谈人民性——聪明的钱锺书先生在《宋诗选注》里也是知道运用的——在史学中如何搞“影射史学”、“以论代史”，就更不在话下。八十年代以降，社会学、法学、经济学均有所恢复，费孝通先生这样在中共得鼎后快速转变，写出《大学的改造》以适应新政权的学者，终于敢说一点真话了——五七年提前说“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便被又一次扼住了——于是社会学有了一点新气象；经济学现在再也不是“政治经济学”这种“二尾子”学问的天下，要研究“政治经济学”也变成研究“制度经济学”去了；《南方周末》曾做过一期关于四九年前著名的东吴法学院、朝阳法学院的毕业生，在四九年后惨痛遭遇的报道，读后令人不胜唏嘘。
但其实四九年后破坏得最惨且至今未有完全恢复的，不是社会学、法学、经济学，而是培养人们缜密思维、看透可笑世相的逻辑学。现在经济学界、法学界、社会学界我们都能数出一、二个相对说来，比较有点份量的学者，而逻辑学者，我们除了知道金岳霖、沈有鼎、王浩以外，其他人一律消失在我们大众的视野之外。而这些人的成就，前两者是四九年前完成的，后者是在国外完成的，与四九年后的“大好形势”无涉。当我们看到“等额选举”、“我代表全国人民如何如何”、“全国人民又掀起某某高潮”等既有语病又有逻辑问题的语句横行于世时，我们就会看到逻辑学被破坏的现实恶果。而这些常犯的逻辑学错误，已成为许多人习焉不察的基本语式。许多人对这样违背逻辑学常识的语句说得非常起劲，并且为此洋洋自得，全然不知此种东西是逻辑学常识缺失的愚民结果。我一再呼吁大学里面任何一个系，都应该有一门公共选修课，那就是逻辑学。
我常常收到五十年代许多资料，看到其中的伤害与侮辱，真是令人痛心疾首。现将前几年我曾收到的一册《中国资产阶级社会学者、经济学者的著作、论文索引》（第一辑，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系资料室编，1959年1月印，16开，35页，印数518册）的目录抄录于后，以便诸位发现学问是如何被损害的，学者是如何被侮辱的。本来这样的索引是很便于人们做学问用的，但贯以“资产阶级”的标签，便不经研究、先入为主地打入另册了。这就是典型的取消学者的研究与思考、不允许其有怀疑精神的愚民行为。现将目录并作者简介抄录于次。其中的作者说明，我不知有没有误，但以我有限的阅读，了解到著名农学专家董时进先生当时在国外，根本不可能在上海财经学院任教授。
对于董时进先生，很多人遗忘了，只有谢泳兄等少数有心人尚记得（谢泳兄曾写过《董时进上书毛泽东》）。我的博客曾介绍过他在香港出版的一本批评中共土地改革的书《论共产党的土地改革》（早在1945年2月4日的《大公报》上，董先生就给共产党提过醒，名叫《为共产党进一个忠言》，但共产党哪里听得进去），他认为中共的土地改革完全是一种推倒既有而且还算好的秩序的胡来。现今非常严重的三农问题，何尝不是土改留下的惨痛后果！像这样的人要是在四九年后留下来，其惨可知。其实他早已于1950年定居美国。看着董先生著作及论文目录（还不包括他定居国外后的成就），我陷入深深的苦痛之中，现在有多少学者能做出这样的成就？兹抄录他的著作于后，以见一斑：《董时进论文及演辞》（文化社出版）、《粮食与人口》（商务印书馆1929）、《农村合作》（北平农业院1931年4月）、《河北省二万五千家乡村住户之调查》（1932）、《农业经济学》（北平文化学社）、《国防与农业》（商务印馆1947）、《农民与国家》（商务印书馆1948）、《论共产党的土地改革》（香港自由出版社195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