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03/03/20140303152907144.jpg

【看中国2014年02月27日讯】编者按:本网站专栏作家、81岁的老作家铁流先生,9月13日在北京以“寻衅滋事”的罪名被中共警方带走并遭非法刑事拘留。1957年他曾被中共划为右派遭劳改关押,蒙冤受屈长达23年。他也是本网站《往事微痕》栏目的创始人与主要撰稿人之一,内容都是当事人在反右﹑文革等运动中亲历、亲见的事件。现将他此前投稿给本站的部份文章整理后陆续重新发表,以飨读者。

题记:人世间长存的是亲情、友情、人情,没有什么力量能超过它。一个国民政府的将军,一个“翻身童工”,在长达三年的牢狱生活中,竟然结成父子之情。

1950年1月那天,是成都最冷的时节。西门外十二桥白幔飘飞,哀乐动地,哭天震野,42口黑色棺材一字排开,停放在初绽嫩芽的草地上。上千群众被聚集在这里,披麻带孝,肃立在空旷的田野中,为国民政府撤走时被杀的42人致哀。

不满16周岁的我,当时还是刚刚参加中囯共产党的革命工作的一名政治童工,哪知共党无义战。在公祭会上泪流满面,义愤填膺,还举著小拳头跟着主持人高声呐喊:“打倒国民党反动派!解放全中国!誓为死难烈士报仇!”

2014/02/27/20140227210806288.jpg

“负隅顽抗”的周迅

下令坑埋这42人的是国民党军统局高层,执行这一指令的是刚从成都稽查处长晋升为警备司令的周迅予中将。他是四川泸州人,黄浦四期学员,早年参加共产党,甯汉分裂时脱党,此后追随校长蒋介石,并且成为戴笠的得力助手,抗日初期曾参予逮捕山东省主席韩复渠的行动。

在成都市十二桥“公祭”那天,周迅予正率领国民党数千官兵,西出灌县,溯岷江而上,向松藩、理县、茂汶一带深山老林进发。根据蒋介石的部署,周迅予要在那里开展反共游击战争,他的最新职务是川甘反共救国军总司令。

为了支援周迅予的反共游击战争,撤到台湾的蒋介石多次派飞机空投各种军用物资和生活用品,周迅予部队也因此成为中共川西行署执政当局的心腹大患。50年代大陆中国的国产故事片《猛河黎明》,就是以此事为背景拍摄而成的。1990年代的20集电视剧《雪震》,所讲述的也是这个历史事件,片中的方专员就是周迅予的化身。

1951年大局初定,川西行署公安厅长白天为化干戈为玉帛,想尽一切办法争取周迅予向“新”政权投降都没有成功。当时中共为瓦解前政权残余势力,以既往不咎的统战手段,“号召”国民政府的军、警、宪、特人员主动自首,并且专门为这些自首人员开办了政训班。曾任成都警察局八分局局长的政训班学员范伯驹为了立功赎罪,自告奋勇去山里劝降自己的老师周迅予。白厅长自然高兴,派出两位科长带上薄礼随行,并亲笔修书一封。

范伯驹爬山涉水,在茫茫原始森林中找了五天五夜,终于找到了周迅予。周迅予宰羊杀鸡摆下酒宴,招待自己的学生说:“伯驹,一路辛苦,饮酒不谈国事,只叙师生情谊。”

酒足饭饱之后,周迅予发问:“伯驹,此行有何公干?”

范伯驹欠身一笑:“老师,现在共产党天下已定,退守台湾的国民党被歼灭只是早晚之事。俗话说,识时务者为俊杰,请老师三思。”说著,从怀中取出白天厅长的亲笔书信。

周迅予展信阅过,笑笑说:“伯驹,我乃军人,服从是天职!是否投降要请示总裁。”

于是,他转头吩咐侍卫向台湾发报。不到十分钟,蒋介石电复:“范伯驹叛党叛国,罪不容诛,着令就地正法。”

周迅予把电报交给范伯驹,范伯驹一看双膝酥软,跪地求饶:“老师,你不能杀我呀,你下能杀我呀!我是为你好才来的啊!”

周迅予不动声色,把手一挥:“执行队给我拉出去。”

不一会儿山林中两声枪响,完成了范伯驹的劝降任务。

随行的两位科长吓得半死,呆坐在椅上不知所措。周迅予不失大将风度,平静地呷口茶说:“两军交战不斩来使,你们回去转告白厅长,我周迅予是军人,是有骨气的国民党军人,只能断头,不会投降。”言毕,向身边卫队说:“送两位先生下山,沿途不要为难他们。”

两位科长回到成都,向白厅长报告事情经过。白天气得破口大骂:“周迅予,你这个双手沾满人民鲜血的反革命分子,老子决不放过你!抓住你不剁成肉酱,也要碎尸万段。”

接着,公安厅为范伯驹举行追悼大会,并且特设军事法庭对周迅予进行缺席审判,当众宣布判决:“判处周迅予死刑,立即执行!”

孤军自难成事。两年后,周迅予部队被击溃,还剩下两三百人换成藏装,潜伏于森山老林之中,誓死不投降。到了1953年夏天,身为松、理、茂地区藏族头人的索观赢,到成都出席四川省人民代表会议,共党情报显示他知道周迅予的下落,便将他扣押,迫其交待。在软硬兼施和“又斗争又团结”的攻心战术下,索观赢说出了周迅予藏身之地。公安厅立即派出一支精干骑兵连夜前往,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一举生擒周迅予,同时就擒的还有国军军长傅炳勋。

山道崎岖,行走困难,为怕归程闪失,两人被捆在竹筏杆上,由几十名军人轮流扛擡。傅炳勋自幼练过武功,不愿受俘虏之辱,在过岷江索桥时运足全身力气挣脱索链,纵身跳入岷江。周迅予没有武功,被押解回成都囚于宁夏街市大监狱。他大义凛然抱定一死,每天背诵文天祥的《正气歌》。共产党不仅不杀还厚待于他,让他住在狱中一个大单间里,由两个狱吏专门看管,另派两名在押犯人侍候起居。一月后,又用小车载着他参观成都市容。

共产党的攻心战术果然有效,周迅予数月后逐渐失去斗志,最终向中共投降。他被转到省看守所。自此,成年累月伏案写交待材料。

四川省公安看守所

1957年,我因为以“晓枫”的笔名公开发表过“干预生活”的小说《给省团委的一封信》被划为“极右分子”,同年12月27日开除公职“劳动教养”。到了1963年春,我又因为涉嫌“中国马列主义者联盟右派反革命集团”一案,和周迅予同押在一个监舍。此时他还在写交待材料。记得那是个阴风怒号的日子。我负铐戴镣由四个武装军人从西北解押回成都,直接被送进梓憧巷省公安看守所。

我的本名叫黄泽荣,是地道的成都人,一度还是政工干部,却不知这儿有座监狱。因为临街处是座公馆,无武装也没门卫看守,只有进得门庭再拐一个弯才看见巍巍高墙、密密电网。穿过高墙一扇小门,才是监区办公室。

我在这里办完入监手续,领到“411”囚徒编号,随着手提一大串钥匙的狱吏,惶恐不安地进入监区。

监区分列三排,都是厚厚地砖嵌砌的平房,其牢固程度可防原子弹冲击波。第一排监区,关押的是从海中“爬”起来和从空中“掉”下来的国民党特工人员;第二排监区,关押的是国民党军级、省级以上的大员和重大案件的“反革命分子”;第三排监区,关押的是共产党内犯下政治错误的高干,当时关押在此的有中共宜宾地区负责人刘结挺、张西挺夫妇。监区和监区之间有近五十平米的草坪,光秃秃地没有树。此时正值放风时间,草坪上有两个犯人在溜哒散步,他们看着我,我看着他们。

须臾,一个身着藏族棉袍,头戴藏族毛帽,脚穿藏靴的小老头,双手端著马桶从墙头厕所处窜出来,笃笃笃小跑似地踩着草坪间那条石板路走进第二排监区。狱吏送我去的监室就是他所在的监室,监室为16号。

监室约有十二平方米,厚重的木门对着巷道,巷道进深约200公尺,黑黑的两面全是监室。监室门不相对,这边看不到那边。木门上有个30平方厘米的洞孔,称为风门,用来取饭取水。风门外有插梢,关上就成为一扉整门。监室里有两堵铁窗,前边那堵对着巷道,后边那堵对着草坪,窗高约40厘米,宽约25厘米,呈长条形,即使站在床板上也看不清外面。所谓床是木板钉成的通铺,有两排,高约五十厘米,靠门的那面窄一点没睡人,上面摆着碗筷脸盆;靠后窗通铺上住着三人,我去后增为四人。

四人各有囚号,我右边的是“958”,就是那个穿藏袍的小老头,不言不语坐在自个儿床头发楞,似有无限心事。我的左边的是“410”,一个身材瘦高,说话声音嘶哑,年约三十六七岁,打扮像个司机,蓝布棉装外套长卡叽工作服,他不喜欢在铺位上坐,老是不停地在监室内屁股大的空地上走去走来。在他铺位左面的是“338”,

一个年约五十多岁未老先衰的中年人,中等个儿,一张圆圆的白而浮肿的脸庞,乍看去像个馒头。他似乎怯冷畏寒,头上戴着压过眉心的黑呢鸭舌帽,身上穿着厚厚的棉衣裤,外面罩一件米黄色的风衣。他半躺在床上,不停地用竹棍剔著牙齿。

这里监规很严,不准讲外面事,不准打听案情,大家谨言慎行,成天默默相视而坐,纵然说话也只是些天气与吃饭的碎语,称谓一律叫囚号。

我是匹野马,闷闷地呆了几天快要憋死了。一天放风我跟在“410”身后,悄悄问:“你叫什么名字?为啥进来?”

他看了下左右前后,才低声回答:“我姓张,叫张兴富,张大千的侄儿,原是志愿军,54年转业回到省运输公司当调度。吃不饱肚子,饿得受不了,想朝香港跑,在深圳抓住,说我叛国投敌……”

“你承认了?”

“怎么能承认,承认了非毙了我不可。”他说:“到了这里要挺得住,让他关。你呢?”

“右派,在劳教队偷米,跑到西北流窜,混到一家煤窑挖煤,被他们清查了出来。”
他听后,注目看我一眼,沉思片刻说:“按你说的,这儿不会关你,肯定有什么大事情?听送饭的‘228’透露,最近这里送来好几个劳教右派,不知你的案子和他们有无关系?我们隔壁监舍那个带脚镣就是劳教右派。”
我立即打听:“他叫什么名字?犯的什么事?”

“谁知道,他一来就戴有脚镣,我们便叫他脚镣。”他说到这里故意提高声音,向远处兜圈的“338”喊:“338,今天打几盆水回去?”

“338”回答:“打三盆吧!”

草坪上有口手压的机井,专供囚徒放风打水回监室用于每天洗漱。他用嘴示意,叫我端上脸盆,他去压水,借此掩人耳目。

他一边压水一边说:“958和338都是上面派来监视我们的,他们每月比我们多一斤口粮。958这老头还好,338最坏,国民党的特务,经常打小报告,要注意提防他,吃了亏不划算。还有,你决不要相信他们那一套坦白从宽的鬼话,叫你坦白交待就说明他们根本没有掌握到你的情况。提讯了我十几次,每次我都咬定跑深圳是吃不饱,想都没想过要叛国投敌。气得他们拍桌子骂我顽固。老子就是顽固,不顽固就会取重(重判意思)。你听说过没有,坦白从宽,牢底坐穿;抗拒从严,回家过年?”

我会心一笑:“知道!”

“338”似乎发现了什么破绽,悄悄走过来,我立即拉大嗓门:“410,不要再压了,脸盆装不下了。”

他机警地转头向“338”嘿嘿一笑:“338,压这三盆水出了一身大汗,两瓢稀饭早没有了。你帮我们向政府反映一下,能不能增加点粮食?”

“338”不知是卖关子,严肃认真地回道:“粮食定量是国家政策,反映了也不会增加。最好的办法,尽快把问题交待清楚,判了刑去了劳改队就吃得饱了。”

“410”立即反唇相讥:“338,你从政训班关到现在,十多年了,为什么还没把问题交待清楚,还来向我卖狗皮膏药?”

“338”吃了个闭门羹,嗯嗯地回答不出来,悻悻地走开去。

我与“958”

第二上午“410”去提讯,“338”被狱吏叫出去问情况,监舍只剩下我和“958”。

他和往常一样坐在床头,用毛笔醮着墨认认真真写交待。那一手蝇头小楷,落在纸上很是好看,像书法家的字帖。我十分纳闷,伸过头去偷看。他发现后立即用手蒙住写在纸上的东西,惊呼地叫:“不能看,不能看,这是违反监规的。”

我纵声一笑:“958,这屋里只有我们两人,违不违犯就看你检举不检举?”

他听我一说,放眼扫了下空空的屋子,确定只有我两人后才说:“411,我不是那种人,410最知道我。”说著放开手,“你要看就看嘛,都是些陈年老帐,不知写了几十遍还叫写,唉,关了十多年就写了十多年。”

“958”写的全是他经过的历史事件,诸如哪一年在哪个单位,做些什么事,上级、下级、同事是些什么人?再有,就是外面一搞政治运动,揪斗什么人,像胡风、阿垄、章伯均、罗隆基等,狱吏就要找他写这些人的材料,是否认识、有无交往、直接间接?他立即搜索枯肠,老老实实地写起来,至于这些材料有何作用,发挥了什么杀伤力?他自己并不知道。

410说,他们是活挡案。我则认为,他们是阶级斗争的炮弹,是共产党射杀自己人的炮弹。不论谁只要和他们的材料沾上边,不坐牢也是打倒的对像。所以中共不杀他们,对他们软硬兼施,一幅仁慈样,不过是为了斗争的需要。

我望着纸上那些与自己不相关的材料没有兴趣,转头久久地看着他,愈看愈觉得见过面一样,便道:“958,我好象认识你,不知在哪里见过?”

他问:“你是成都人?”

我点点头。

“那你认识我。”他说得十分肯定。

我想不上来,坐在床沿静静地端详:他五短身材,大头、大眼、大鼻梁,外加一双大脚板,虽年近六十,双目却炯炯有神,眉宇间有种军人的豪气,言谈举止却十分文雅,一招一式快捷利落。我初步判断:此人决非等闲之辈。

他见我不说话,笑着问:“认出来没有?”

我无语地摇摇头。

他起身向风门外看一眼,确定无人监听后,把声音压得极小声说:“411,我注意到你是个讲义气的男子汉。我告诉你,我叫周迅予!”

我哦了声,惊得一怔。他补充一句:“听说过吗?”

我道:“何止听说,我还追杀过你哩!”

于是,我向他讲起追捕他的往事:1950年初,县武工队曾奉命追击过他,追到灌县不见踪影,便撤了回去。1951年我在外西洞子口乡九里堤村搞土改,这儿原是匪窝窝,公安局侦察科长李志强一次来村里,拿出张半身照片叫我看。照片上是个大头、大鼻、大眼睛的军官,长相英俊,一身戎装。科长说:这人叫周迅予,成都稽查处处长,后升为警备司令部司令。1949年12月带着队伍从西边逃跑了,有人说去了松藩、理县、茂汶,有人又说他还潜伏在农村,现在整个川西地区都在搜捕他。你们如发现线索,要立即报告……

他听后笑了笑道:“我们到成了梁山弟兄,不打不相识哟!”

我们两只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接着,他向我讲了他如何拒不投降,处决范伯驹,以及后来被捕的经过。说得绘声绘色,扣人心弦,也就是我前面写的那段。

当夜,我在心潮起伏,两手不停地在胸壁上划动,划出了这首忘不掉的诗:“风雷激荡起苍黄,先生抱残走岷江。年少随军作鹰犬,踏遍青山自奔忙。奔忙未尽归墨瀚,捍卫金瓯笔作枪。焉知鸟尽弓藏日,将军学徒聚铁窗。”

“410”所说的戴脚镣的劳教右派就住在隔壁监室,难道此人与我有关系?

我注意到,只要一放风,那个戴脚镣的人打从我们监室门前经过,狱吏便要关上监室风门,这样就更引起我的疑窦。有一天狱吏忘了插风门梢栓,我猛地扑过去推开,看到那戴脚镣的人竟是“415”筑路支队难友杨应森。

记得1961年夏,苏联共产党召开21次党代表大会,曾被共产国际开除的南斯拉夫总统铁托,又重回“国际共运”大家庭。南斯拉夫不叫共产党,叫“马列主义者联盟”。

“联盟”的章程宽松,只要你承认“马克思列宁主义”就可以加入,不像中囯共产党又是什么“工人阶级先锋队”,又是什么“献身无产阶级事业”。他们不搞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据说老百姓生活过得还不错。于是,我们中不少人主张中国走南斯拉夫道路,应将共产党更名为“马列主义者联盟”。谁知几个月后,这些参加谈论的右派分子均成了“反革命分子”,一下抓了几百人。在大逮捕前夕,我因偷米事件外逃西北,四川省公厅视我为要犯,发出红色通缉令抓捕归案,押回成都囚禁于此,没想到因为此案竟掉了几个脑壳。我不但推开风门看个明白,还挥笔在纸上写下一首放情的诗“:初闻铁镣感心惊,不知负刑是何人?今日偷窗来窥看,方知故人杨应森。”

待放风回来,这首诗不见了,我立即明白是“338”拿去请功了。我便使出绿林手腕,不动声色把话挑明:“这监室里只有四个人,最好不要你报告我,我报告你,大家和平相处为好。都是犯人,案板上的猪,整去整来没有什么好处?要惹火了老子,一天写你十张检举,说你半夜做梦都在喊国民党万岁!不信政府不找你。”

这一招还真灵,“338”立即向我赔不是:“411你不要多心,我不报告也有人会报告的。”

“958”听后发表声明:“338,我们都是老犯,我可是个和事老,从不管闲事。你也知道,我报告写得再多,共产党也不会放我出去。”

“410”知我此举意思,便话中含刺说:“大家同一个监室,何必相互残杀。我和411都是从共产党肚子里爬出来的人,从不会做这些偷鸡摸狗的事,要做上面准相信。”
俗话说,“戳破的鬼再害不了人”。自此“338”主动和我们修好,说是上面叫他这样做,连我说梦话都要报告,今后决不再做这些事。还说他叫贾祥瑞,浙江绍兴人,原是国防部二厅一个处长,1949年随国民政府逃难广州、重庆、成都,1950年自首入政训班,参加过范伯驹的追悼会。

一次,他湖南老家的发妻送来一卷香烟,有多个牌子。我一看便道:“这是不少人送你爱人的香烟,她一根根积下的。”

他突然眼圈一红,几乎流下泪水说:“家里没收入,爱人拖着三个小孩,为生计不得不帮人洗衣纳鞋,已守了十多年活寡。”

我听后泫然泪下,当即口吟一诗相赠:“异乡飘泊无亲眷,已守空房十三年;育儿养女担风险,还蓄温暖送铁监;湘女多情爱却短,一线幻茫盼夫还!两军相斗民何苦?谁不切齿恨暴残!”

自此,我们成为好友。1966年泸州长庚宫改为西南警校,成都省看守所人犯也来此参加修建。我们再次相见,他还保留着那首诗。可悲的是,他没有等到1973年特赦国民党县团级以上人员便瘐死狱中。

经过这个小风波,“958”私下几次夸我聪明,会处理事,两颗心自然贴在一起了,他视我如子关怀备至。

由于“958”年岁大,过去的地位高,共产党又不断要他写材料,每月口粮不但多我们一斤,另外还有一斤酥油(“338”没有)。在那个年代的监狱,犯人生活极其困苦,月囚粮22斤,每天8两,没油没蔬菜,饿得吞口水,这一斤酥油的价值胜过黄金。他把酥油装在一个布套缠裹的玻璃瓶里,每天早晨吃稀饭时,小心翼翼地从床头取出来,解脱缠线,拉开布套,扭开瓶盖,用铁勺掏出一点点融入稀饭中,然后依次复原。我想如果没有这一斤酥油滋润他的生命,那付老骨头早敲鼓响了。他在“410”和“338”不注意的时候,常常飞快地给我一汤勺,使得我无法拒绝。

监狱每半月打一次牙祭,一次二两猪肉,用南瓜、红苕垫底,各人拿自己的碗送厨房去蒸。为了不至于弄错,碗上贴有一小纸条,写上囚号。“958”见我的碗小,装不上垫底的南瓜、红苕,主动把他每天早晨装稀饭的两个黑陶大碗借一个给我送到厨房。谁知那贴上囚号的纸条被蒸气冲掉了,拿回了一个略小于他的黑陶碗。

打牙祭是愉快事,他吃得却不开心,边吃边说他的大黑碗。饭后仍然放心不下:“411,黑陶大碗能不能找回来?明早打稀饭这个小碗可能装不下吧?”

我笑着安慰他:“958,你放心吧!厨房228说了,明天保证给你找回来。”

他听我一说,略微松了口气:“找回来就好了,找回来就好了!唉,411,要是找不回来又咋办哩?那个大黑陶碗跟我四五年了,又大又深,最装得东西,要是掉了,每天装稀饭怎么办?现在这两个碗装不下呀!”

我继续宽他的心:“放心吧,958,会找得回来的。如果找不回来,我写信叫我姐姐买个更大的黑陶碗给你。”

他听后高兴起来:“对对对,写信给你姐姐,请她买一个,不,多买一个,你留个好用。”

晚上睡下,他又念起黑陶碗:“找不回来咱办?天天要装稀饭呀!411,当时你把条贴好就没这事了。唉,也不怪你,怪厨房的228,不负责。”

我只好又不停安慰:“958,放心吧,会找回来的。”

监狱睡觉时间长,晚七点上床,早晨五点就醒来。我挨着他睡,醒来时两人多半聊几句历史。这天醒来谈的又是碗:“411,这大黑陶碗找不回来怎么办?今天早晨稀饭可能装不下?你用个盅盅为我准备着,装不下的叫228倒在盅盅里。”

正说著,监区巷道铁门哗啦一声打开了,这是厨房送饭的信号。他猛的从床上跳起来:“411,快,稀饭来了!”

他心里想着大黑碗,忘了还在床上,一个大步窜下去,吧嗒一声跌在了地上。吓得我跳下床扶着他:“958,跌伤了没有?”

他不顾疼痛,声嘶力竭地叫喊:“411,别管我,快去打稀饭!”

一个国民党堂堂中将,当年指挥过千军万马,气吞万里如虎,谁知十几年后却会为著这一瓢稀饭,险些跌伤双腿。是什么原因使得他变得如此?我终于明白了汉代名将李广,在面对刀笔吏时宁肯死也不愿进监受审。好在第二天下午,厨房228送开水时送回了那个大黑陶碗,不然我真是罪莫大焉了!

周迅予的暮年晚景

一次我突发奇思,问道:“958,你当稽查处长和警备司令时有没有人请你吃饭?”
他先愣了下,尔后有点忏悔地说:“一天请吃饭的人太多,都由副官为我安排。我只记得有年阴历初二,一共走了十二家,但没有吃饱。”

我有点糊涂了:“席间菜不好是不?”

他笑了:“411,请我的都是大财东、大商家,那一家不是山珍海味、鱼翅燕窝一大桌。我都得去,都得给人面子。就像赶溜溜场一样,坐着车满城跑,这家夹一筷子,那家夹一筷子,有的家连筷子也不动,拱拱手,说声恭喜发财赶快就走了。”

官场原来如此,又辛苦又吃不饱。我道:“所以国民党要垮台,你们这些当官的都这样么?”

他对我的批评不但不反驳,还说:“我看共产党也会这样。”
我默然,不置可否。眼下所关心的22斤囚粮,这月是大是小?大月有20天是7两,小月有10天是7两,最高兴是28天的小月,可一年只有那一个月。

不几天预审员开始对我无休止地提讯,追查“马列主义者联盟”一事。我沉着应战,不是言东说西,就是推说不知道。每次归来,只要“338”不在场的时候,他总提醒我:“411,不要乱说啊!特别不要乱说别人哟,要有好汉做事好汉当的勇气。”
我说:“958,你放心,我当过审讯员,知道怎样应付他们。我是铁嘴,休想从我口中掏出什么。”

他听后放心地点点头:“这就对了,关键是挺得住,男子汉一定像个男子汉!”
天气渐渐热起来,转眼夏至。他见我没有单衣,主动对我说:“411,天热了,你一件单衣也没有怎么办?”

我道:“没有就打光咚咚。”

他笑了笑:“成什么话,我给你缝一件怎样?”

我惊了:“你会缝衣服?”

他道:“关了十多年什么不会?”

我迟疑一下:“哪里有布哩?”

他早成竹在胸说:“把你身上穿的棉衣拆了不就是布。”

“那冬天怎么办?”

未及开口,“338”代我作了回答:“还怕没棉衣么?公家会发的。”

于是,我脱下棉衣交给他,他立即戴着老花镜拆线。我作他下手,把拆下的每一根棉线缠在纸卷上,又准备把那些半条的棉线扔去。他立即制止:“411,不能扔,缝衣服时会全用上。”

大约花了两天时间才把棉衣线拆完,然后将棉花分开收放,再后把拆下的布料摊平放在床板上,用他每天装开水喝的玻璃瓶作熨斗,烫平布料。他井然有序,丝丝入扣,俨然像个地地道道裁缝。

闲谈中,我忽然想起十二桥事,由不得问:“958,那活埋的42个人到底是怎么回事?”

他停住手中活儿,老花镜片后一双炯炯有神的眼晴,一点也不回避道:“两军交战你死我活,很正常嘛!共产党杀国民党,国民党杀共产党,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

接着,他毫不介意地道:“你知不知道东北的长春战役?共产党几十万部队围住我们大半年,城里老百姓没点粮食吃,向城外跑,共产党不让老百姓跑,拿着枪把他们赶回来,目的是要我们部队投降。我们咋会投降,做鬼也要当英雄!一直坚持打。每天校长(他一直称蒋介石先生为校长)派飞机给我们空投粮食。老百姓就惨了,只能抱着肚皮饿。你知不知道,饿死了多少人?他比了三个指头:活活饿死了三十多万老百姓呀!……”

我哦了声,说革命是为了解放天下受苦人,到底哪一个受苦人得到解放了呢?土地改革消灭地主,把没收来的土地分给农民,可如今农民谁个拥有土地?城市打倒了资本家,而今哪座工厂和商店又是工人的呢?打着红色旗帜,喊著动听的口号,其实是为著那把龙椅。

他见我沉默不语,笑着问:“411,我说得不对吗?”

我道:“958,你说得很对,我念首诗给你听:岁月烟波大江东,多少豪杰济世穷!春花一闪千层浪,人民几曾幸福中?”

他听后沉思片刻:“你写的?写得不错,只是平仄有点不对称,要是平仄对称,就是首很好的七言绝句了,故只能算打油。”

我嘿嘿一笑:“我就是黄打油。”

他说:“重情不重工整的诗也不错,只要坚持不懈地写下去,就能写出好诗。不过这些诗只能留在腹中,不能留在纸上,要不他们会说你思想反动。”

点头认可他的看法。于是,我们的交往又增加了一个新的内容:言诗。

监狱逢星期日吃两顿,定量标准不变,免去早上稀粥。一次上午9点,一次下午4点,中间相距6个小时。上年岁的人经不住饿,每到周日他便将上午那顿饭分两次吃,留下一半放在瓦罐中,用毛巾裹上捂在被盖里保温,待中午12点后再吃。

那天天气特别好,阳光从铁窗里射进监室,光线明亮,日暖风清。吃罢早饭,“338”照例卧床酣睡,“410”仍在监室里屁股大一块空地上走去走来。

“958”坐在床头为我缝制单衣,我陪他把棉花搓成条,再从棉条中撚出丝丝细线,然后把撚好的细线放在被盖上面,用时由我去抽取。戴着老花镜片的他飞针走线,认真地做着活儿,使我感动至极。这场景不禁想起孟郊的诗:“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我幼失慈母,少年零落,刚步入青年即沦落囚徒。一生爱少恨多,没想到此时此刻,一个陌生的老人却给予我无限的慈爱,能不动情?竟然忘记这儿是冷酷囹圄,关猪仔的地方,成了我生命中不幸之大幸啊!

他一针针地缝,一线线地织,缝下的、织下的,是人间的爱,一种伟大的人性之爱!很难相信他曾经是两手沾满鲜血的刽子手?更难相信他是十二桥活埋42条生命的执行人!

单衣快缝制好了,还差最后几针。他缝累了,仰起头,取下老花眼镜,举起干瘦手掌,轻轻柔著疲惫的眼睛向我吩咐:“411,你上床给找条线来,这几针就完了。”


我高兴得像个猴孙,一步跳上床,用力抓起被盖,忽听他手拍床沿,大呼大叫:“天哟,411,我的饭呀!411,我的饭呀!”

我立即住手,好在未把饭罐拖翻,宽慰他道:“958,还好,饭没有倒出来,怪我大冒。”

“怪你什么哟,没倒出饭就好。”他说:“我的针哩?我的针哩?”

原来他一拍床沿,把针拍掉了。东摸西看,费了好一阵工夫也未找上针。他急了说:“411,你眼睛好,快来帮我找找针。”

一根比头发略粗的针,这一拍竟不知去向。我从床上找到地下,地下找到床上,抱走被盖,掀开草席,爬著找,跪着找,站着找,蹲著找,就是找不着。我无可奈何道:“958,找不着呀,怎么办,你换一根行吗?”

“411呀!”他的声音好像在哭:“这是监狱又不是家里,哪有换的哟?这根针还是932走时留下的,跟着我三年多的时间了,只要一查房我就紧张得不得了,不是藏在马桶下,就是沈在水罐里,生怕他们搜去。你怎么知道哟,411,要补衣服,没针的时候我只好用筷子磨,要磨几个月才磨得像根针呀。没有针好不方便啊!你再找找,一定要找到,你的衣服还没缝完哟,不能就这样穿上嘛。”

他说得凄切,动情,闻之不忍。我不知一根针在监狱里是如此宝贵稀罕,正如男人不知女人生孩子的痛苦一样。为了不使他失望伤心,我不停作保证:“958,你别急、别急,我保证找上。”

为了找上这根针,我和他折腾了整整三个多小时,地下床上,床上地下,卷草席,抖铺草,最后终于找上了这根失落的针。当我把这根失而复得的针交还他时,他高兴得快流出了眼泪,不停地说:“谢天谢地,谢天谢地,找到了!找到了!”
第二天我穿上他缝制好的单衣,骤感一身凉爽,馨肺透脾,好不快活。他笑着,戴上老花眼镜细细地看了半天,右瞧左瞅,前观后赡,十分歉意说:“要是下次再缝,一定比这件缝得好。”

我乐呵呵地笑着,像个小孩,不停地感谢:“很好很好,谢你了958!我永远会记住你。”

不久,“马盟”一案落幕,难友杨应森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我作为“陪场”人离开了第二排监区第16号监室,自此再也没有见着周迅予。18年后的1980年岁末,我被“改正”回到成都日报社,曾以记者身份打探他的下落,狱吏告诉我1975年他特赦,安排在外西马家花园养老。我去马家花园打探,说他三年前就去世了……

尾声

16年后的1991年,我在北京发起组织“中华国产精品推展活动”,并出任该活动的常务副秘书长,推展活动组委会名誉会长是前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主任郭林样上将,之前曾是西南行政公署公安厅厅长,1950至1953年负责云贵川三省的“平叛”清剿工作。为了留下这段历史,中央电视台影视制作中心以他当年在川西北指挥剿匪为题材,拍摄了二十节连续电视剧《雪震》。郭是剧中的剿匪司令,周是国民党的方专员。当我谈起这段往事,郭林祥笑了。他说,那周迅予很狡猾,死不投降,又有蒋介石空投支援,藏人窝藏,在大山里和我们兜圈子,剿了几年也抓不住,死了不少战士,是个对手。又说,当年你要是在我手下,谁敢划你是“右派”?我道,那是一劫啊,毛亲自发动的运动哟。他点点头沉思半刻,无不动情地说:运动运动,运动太多了,连你这样出身成份这么好,又是小娃娃的都放不过。可惜了,浪费了你几十年时间……

2014/02/09/20140209212914247.jpg

“往亊微痕”供稿

“往亊微痕”更多故事请看﹕
http://www.secretchina.com/taxonomy/17798

铁流更多故事请看﹕
http://www.secretchina.com/taxonomy/177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