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中国共产党建政以后，美国之音就成为“敌台”。然而许多中国人却对这个“敌台”情有独钟。今天，仍然有众多中国听众和观众还在通过美国之音获得外部世界的消息。我们讲述的是一个关于美国之音和中国听众、观众跨越半个多世纪的故事。
引子
魏京生：“那个时候开始，悄悄地在家里头，收音机打开慢慢找找找，找着了。”
吴弘达：“共产党、解放军占领上海，我爸爸每天，声音很小，听着那个电台。”
献给1942年以来美国之音的听众观众
魏京生：“很快地被我妈给发现了。不许听了，坚决不许听！”
吴弘达：“不许乱讲啊，不许跟别人讲啊，讲了要杀头的。”
龚小夏：“坐牢，一定是坐牢。”
吴弘达：“后来我知道偷听的是美国之音。”
龚小夏：“跟着就是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唱扬基歌）……。”
“不一样的说法”
1971年9月的一天，正在中国解放军中服役的魏京生从美国之音的广播中听到了一则令他震惊的消息。
魏京生：“首先提到中国有一架专机，在外蒙古坠毁了。这肯定坐的大人物啊，能坐专机的有谁啊？不就仨人嘛，主席、林彪、总理。”
【魏京生：
1978年北京西单“民主墙”运动主要参与者
1979年和1993年两度以“反革命罪”被判刑，坐牢18年
1997年流亡美国】
魏京生：“周总理一看好像报纸上还登着呢，还每天……，咱们中国的这个特点就是大家从报纸上看谁消失了谁出现。周总理还在，林彪没出现，猜到了，林彪。”
当时在江西的邓朴方也从“敌台”中听到了林彪坠机的消息。他立刻把这件事告诉了他的父亲——当时因为政治上落难，正在江西新建县拖拉机配件厂“劳动”的邓小平。邓小平的女儿邓榕后来在回忆父亲的书中写道：父亲还是和往常一样沉默不语。
陈一谘：“我印象最深的那次就是中国发生林彪事件的时候，美国之音里报导，说中国出现异常事件，说59年庐山会议的时候呢，中国境内的飞机只有不到一个礼拜停飞，现在有半个月飞机都始终停飞，一定发生了非常大的事件。所以第二天呢，我们就派一个朋友就回去了，等到两天之后他回来就告诉我们说，林彪摔死了。”
中国作家钟阿城当年是在云南建设兵团的北京知青。他在《听敌台》这篇文章中写道：“1971年的林彪事件，几乎是当天从境外广播中听到的。这是七十年代的重要事件。毛泽东的神话顷刻崩溃。从1966年‘八一八’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挥手开始，不，从刘少奇提出‘毛泽东思想’开始，至此，催眠终止。”
中国政治学学者、被中国官方指称为“六四黑手”的陈子明这样写道：“70年代，美国之音成为中国青年获取新知的一个重要途径。林彪事件后收听‘敌台’在中国变得普及化，因为人们感到从官方渠道得不到真实的信息。”
魏京生：“我们在部队的时候有个反革命小组织，就是林彪事件之后，大家觉得特奇怪，很多人都觉得这个共产党这不对劲儿啊，怎么能弄亲密战友啊，又是接班人的，怎么就给弄下去了？于是我们这些原来的老反革命，就在部队里开始串联，很快的形成一些小团体。当时这种老乡串老乡的团体啊，大家一议论说美国之音又说了什么了，你要不知道啊，你觉得特丢人。知道了以后，都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信息来源。这是一种言论自由的补充，大家就想听不同渠道来的不同的声音。”
1966年，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中国的政治、社会和信息控制进一步走向极端。也许是物极必反，政治空气窒息让许多年轻人开始寻求其它声音来取得平衡。
魏京生：“我想66年的年底吧，11月份的时候，从那个时候，底下就有人传，哎，有一电台，美国之音，那里头说的跟报纸上说的不一样。
你比如说，老毛把刘少奇啊弄起来了以后，哎，美国之音就有一些完全不同的说法。说老毛搞‘文革’的目的不是什么‘文化革命’，他是为了权力斗争，要把政治对手搞掉。哎，我们听着就很新鲜啊，跟现实也很符合啊，你看很多人的老爹，一个一个怎么跟着都完蛋了？而且说刘少奇他到底有什么事啊？这种事真的假的啊？有不同的声音以后，人们就开始产生想法。”
夜深人静偷偷听
1968年12月，毛泽东发起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南京五中的高三学生任毅成了他们中的一员。
任毅（南京知青）：“我下农村的时候，我们班有个很好的同学。他是我们班上48个人中唯一两个没有下农村的。他是因为残疾，是驼背，他没有下农村。但是这个同学他有个特好的技能，就是装备半导体。他给我们几个比较要好的同学每人装了一部。那个年代装一部半导体要十多块钱。十多块钱是天文数字的。他竟然给我们每个同学装一部半导体。那个半导体有特殊的功能，专听美国之音。”
陈一谘原是北京大学学生。1965年，他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三万字的长信，批评共产党和国家的不民主，被打成反革命。
陈一谘（前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所长）：“69年就到了农村，因为我自己原来学物理嘛，我就做了一个八管收音机，哎，结果就能听到美国之音。结果我们就非常高兴。70年年初开始我们就每天晚上都听美国之音。”
高洪明（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北京知青）：“那天晚上你看我拿了那个收音机，躺在被窝里头，想听，但是别人没睡着啊，不敢听啊。憋得我都有点上不来气啊，都有点脑门子出汗。我慢慢拨 、拨。”
龚小夏：“我第一次真正听到美国之音的声音是1971年，还是林彪事件以前。”
【龚小夏
1974年卷入“李一哲”反革命集团案，坐牢一年
1987年获得哈佛大学社会学系博士】
龚小夏：“我弟弟比我小一岁，是收音机爱好者。他从十二三岁开始就在装收音机。我当时只有一个耳机。这个耳机是一个耳朵塞在那儿，而且晚上我记得特别清楚，要拿手按着，半夜三更的时候才能听到。那时候第一次听到美国之音，杂音非常多。可是每次听到，它能给你一些非常新鲜的东西。”
一位美国之音的听众来信说：“在那黑暗的年代里，我把短波收音机用黑布包起来，放到床底下，只有在晚上夜深人静的时候才敢拿出来，戴着耳机偷偷地听。”
这也是那个特殊时代给中国人留下的集体记忆。
“宁可不吃饭也要听这个”
任毅：“所以我们到农村以后，知识青年当中听美国之音，说句老实话，很普遍很普遍，很普遍。因为没有别的消息过来，只能从美国之音里听到一点消息，比如说‘阿波罗’上天，我们是从美国之音里面知道的。‘阿波罗’上天把我们简直是太震惊了。都登月了！我们这儿还面朝黄土背朝天地在一锄一锄干农活。”
在那个闭关锁国的年代里，通过吱吱啦啦的电波传来的“敌台”的声音常常让人耳目一新。
魏京生：“反正就觉得听着挺新鲜，哎呦，怎么说的不一样啊。这个故事好像是有另外的说法？这个对年轻人来说很重要。第一次以后就跟上了瘾似的，你就想听。可是在那种环境下，很封闭的环境下，那个时候人的感觉都是那样，宁可不吃饭，他也要这个。”
龚小夏：“当时我在工厂里的时候，我们在广州江边能收得很好，因为城里面比较乱，江边比较宽阔。我们好几个人一块儿凑着听。我们有一台这么大的无线电收音机。有几个很好的朋友，我们后来也都是一块儿当反革命。”
当年在江苏农村插队的知青陆文这样回忆那段偷听“敌台”的岁月：“这种来自电波的虚无的安慰就像镇静剂，支撑我度过了人生最艰难的一段日子，并让我明白世界上三分之二的人民并不希望我们去解放，红旗插遍全世界是老人家的 一厢情愿，也让我明白台湾人民并没有处在水深火热之中，1960年所谓的浮肿病其实是饥饿所引起的，上山下乡是变相劳改……”
曾经担任中共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副主任的阮铭当时也是美国之音的听众。
阮铭：“听美国之音我是很早就听的，但是过去听那是并不很系统，是偶尔听。比较系统地听是我到宁夏去以后。 1969年开始，我们文化大革命中间中宣部撤销，从北京到宁夏。在宁夏这种地方听美国之音就特别清楚。”
魏京生：“各界都有很多人偷听敌台。我就发现，有点儿知识，对现实有怀疑的人，很多人就想多听一些信息了，不能满足于《人民日报》那点儿东西。这个时候，偷听敌台就成为非常重要的信息来源。”
“知音的感觉”
1976年7月12日，美国总统福特签署《美国之音宪章》，宪章第一条明确规定：“作为一个一贯可靠的、权威的新闻来源，美国之音播送的新闻必须准确、客观、全面。”
“这里是从美国发出的一个声音。消息可能是好的，也可能是坏的，但我们将告诉您真实的情况。” （1942年美国之音第一次播音）
陈一谘：“很多重大的新闻，以及对一些重大问题的看法，我们都经常从美国之音得到启发。”
上个世纪８０年代，陈一谘担任过中国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所长，是前中共总书记胡耀邦和赵紫阳的高级智囊人物。尽管８９“六四”让陈一谘流亡海外，客死他乡，然而陈一谘在世时始终无法忘怀，那场壮志未酬的改革的起点要追溯到当年偷听美国之音的岁月。
陈一谘：“所以上次我在普林斯顿大学见到周幼康先生（美国之音退休记者）以后，我就笑着跟他说，我说您是我的启蒙老师。”
龚小夏：“中国这种政权，这种专制政权，毛泽东时代，很重要的一件事，他们做得非常成功的一个事情，就是将人的常识感和人的这个价值观念完全分开，也就是说你体会到的东西，他们可以告诉你说，这个不是真的。
我看见我父母‘文革’被斗被打，我爷爷被抓去坐了四年牢。我知道他们是谁，我知道，我心里头知道他们是什么样的人，但是呢，外界就告诉你，你不能信这个，你要信党的。
那么我们这些人从来是内心很有挣扎的。外边来的这个信息让我们感觉到，我们能够再次相信我们自己的亲身的体会。也就是说这是疼的啊！外面告诉你，人家打你很疼，你说的确很疼，而共产党说，不疼啊，这是爹娘爱孩子。你知道他说的是不对的。
在这个时候听美国之音你就会发现，外边有整整一个世界，很大的一个世界，他们说的话是跟你的感觉是符合的。这太重要了！
美国之音，你有个知音的感觉。”
偷听“敌台”是反革命
不过，1949年中国共产党建立政权以来，收听美国之音在中国可能会有严重后果。
吴弘达当时生活在上海。父亲是一位银行家。
吴弘达：“从49年我12岁开始，共产党、解放军占领上海，变成新中国的时候，我爸爸每天，声音很小，就听着那个电台。 我当时小，也不知道，后来我就知道偷听的是美国之音。”
【吴弘达：
1957年被打成“右派”
1960年被判处无期徒刑，劳改19年
1979年移居美国】
吴弘达：“当时只有两个电台，只要一听台湾电台自由之声，或者是美国之音，那就是偷听敌台，很严重。”
1950年10月10日，也就是中国出兵朝鲜的两天后，中共中央发出《关于镇压反革命分子活动的指示》。
吴弘达：“据我们现在知道，镇压反革命运动大概是杀掉了100多万人。毛泽东自己说嘛，他杀了70万人，就是所谓反革命分子。那时候都是公开枪毙啊。在体育场，在剧院里面公审，完了以后当时就押出去枪毙， 又贴又大喇叭广播，大部分都是春节啊、国庆节啊、五一节前几天杀一次。”
1952年，紧张的政治空气让15岁的吴弘达感到不安。
吴弘达：“到了52年的时候，看到51年这么多人枪毙掉了，当中都有一条罪行就是“偷听敌台”。那我就跟我爸说，你就不要再听了。他说，小孩儿不要管，不要管。但是呢，我有时候到我父母亲的房间，我还看到他慢慢在那儿听这个东西。
有时候我爸爸在听我也凑过去听。他看我好像也是高中学生，大了，他也跟我一起听，但是一再，每次都要跟我讲：‘不许乱讲啊，不许跟别人讲啊，讲了要杀头的哦。’”
龚小夏：“当时很多人都是因为收听反动广播被判了刑。我们从小长大，‘文革’的时候看旁边斗人，经常就有一条，说‘偷听反动敌台’，‘偷听美国之音’等等等等。所以呢，你自己听到是很害怕的一件事情，但是也很好奇。”
魏京生：“很快的被我妈给发现了。马上严厉警告，说这个你可要小心啊，不许听了，坚决不许听！”
这种提醒和警告绝不是空穴来风。当年的确有很多中国人因为收听美国之音而付出代价。
魏京生: “这个反革命，你得蹲监狱、挨枪子儿的。”
龚小夏：“我有一个同事，1974年，我记得非常清楚。 他叫梅宇申。他比我大一岁，1955年生的，74年19岁。他就是爱听反动广播。我们倒没有一起听过。他是一个非常沉默的人，在工厂里，自己老听。结果有一次，他也听了美国之音，也给美国之音写信。他又听了台湾中广，也给台湾中广写信。这个信就被截了下来。他被判了八年徒刑。这是我们都记得非常清楚的事情。当时他没有别的罪行。这个罪行就是偷听反动广播，之后给‘敌台’写信。”
在中共发动的历次政治运动中，“偷听敌台广播”属于一种很严重的犯罪。一旦这种行为被发现，轻则收缴收音机，被停职、隔离审查、批斗、勒令检讨，给戴上“坏分子”的帽子，重则被判刑。
吴弘达：“抓到你偷听‘敌台’，第一条他会问你，你偷听了多少次？什么台？台湾还是美国之音？美国之音哪一个频道？几月几号？接着下来问你，你跟谁讲过？跟你老婆讲，跟你儿子讲，跟邻居讲？邻居叫什么名字？然后他们会找邻居来作证。如果你要有什么活动。你组织小党，组织小党派，组织什么反革命，偷听‘敌台’以后还有组织反革命活动，共产党是绝对要加上去的。”
偷听“敌台”后果严重
偷听“敌台”情节严重者不仅可能失去自由，甚至可能丧失生命。
任毅：“我罪行当中有个最主要的一个东西叫‘长期收听敌台’。”
1969年5月，在农村插队的任毅写了一首歌，名叫《我的家乡》。
（歌词：蓝蓝的天上，白云在飞翔，美丽的扬子江畔，是可爱的南京古城我的家乡……）
这首歌道出了下乡知青们共同的思乡之情和对现实、未来的迷茫，短短几个月内就在全国的青年人中传唱开来。它也因此有了一个更广为人知的名字——《知青之歌》。
（歌词： 生活的脚步将印在遥远的边疆……）
任毅：“这个《知青之歌》是越传越广，越穿越广。在这之前，我冥冥中感到事情出了。”
一天，那个给任毅装备半导体收音机的同学跑来告诉他，“敌台”里也在放《知青之歌》。任毅预感大祸临头了。
任毅：“莫斯科广播电台是８月份播的，美国之音是10月份播的。我的汗把整个身子都潮掉了。我也感到事情出了。当时我做了一件什么事呢，自首。美国之音和莫斯科广播电台都播过以后。我去自首。
(1970年) 5月24号，就是我写歌的一周年，我看到我的死刑判决书了。5月24号，由南京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它全称叫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军事管制委员会判处任毅死刑，立即执行。”
最后因为时任解放军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的一句“枪下留人”，任毅捡了一条命。
任毅是幸运者。美国芝加哥大学学者王友琴在《文革受难者》中记录过一个叫左树棠的名字。左树棠，上海人，“文革”中因为“收听敌台”被抄家、隔离审查，后来被毒打致死。而揭发他的那个人也被隔离，释放后流浪，最终以自杀结局。
吴宏达：“是社会的文化、社会的道德、社会的政治造成的，不是杀几个人能够解决的。你说他偷听‘敌台’我枪毙掉了，下回没人听？还是有人听。”
“美国之音怎么成了反动组织？”
张义才是杭州市一个电风扇厂的退休工人。2001年杭州市公安局到他家搜查时，查出了美国之音寄来的一张节目时间表。
张义才(退休工人)：“后来问我，你听美国之音？我说电台我经常听。不但那时候听，现在也听。现在我有两个半导体呢，我都在听。你国家允许的。它又不是反动组织。”
在这之后，杭州市公安局下属的杭州市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判处张义才劳教两年，罪名之一是收听美国之音的广播，给美国之音北京分社写信、打电话。
张义才：“怎么会美国之音变成国内的反动组织？反动组织能够摆到北京吗？”
张义才不服判决，在劳教期间就写信要求司法部门对他的案子复议，但寄出的申诉材料始终石沉大海。
张义才：“我上诉、复议了，向省、向市复议。他们都给我扣押起来，把我的信扣押掉。”
劳教结束后回到家，张义才依旧要为自己讨个说法，他写过无数申诉材料，控告杭州市公安局执法不当。
张义才：“每个公安局领导都接待过我的。我就反映公安犯罪的事情，特别是这个‘反动组织’。我年纪大了，我怎么还带个反动帽子离开人世啊？！”
现在，张义才依旧每天在信纸上一笔一划地写着申诉材料。
张义才：“我肯定要搞清楚的。你要给我一个清白。我只要有一口气我就要跑。”
“敌台”的由来
其实，美国之音从成立的第一天起就被一些国家视为“敌台”。最早的是法西斯德国和日本。
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美国太平洋舰队基地珍珠港，美国对日本、德国和意大利三个轴心国宣战。
1942年，美国之音成立，开始用德语和日语向德国和日本广播。当时，日本曾经禁止收听短波“敌台”广播，违者可能被依法判处死刑。
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向抗战中的中国人民提供了可贵的外界信息。
那时，美中两国是反法西斯盟国，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毛泽东甚至说过：“美国人民是中国人民的好朋友，我党的奋斗目标，就是推翻独裁的国民党反动派，建立美国式的民主制度。”
然而到了1949年中共建政之前，中共领袖毛泽东已经决定投入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向苏联“一边倒”。1949年3月13日，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的总结报告中说：“中苏关系是密切的兄弟关系，我们和苏联应该站在一条战线上，是盟友。”
1949年8月18日，毛泽东为新华社撰写了火药味十足的抨击美国对华政策和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的文章，《别了，司徒雷登》，声称“整个美帝国主义在中国人民中的威信已经破产了”。
1950年6月，朝鲜人民军跨过三八线进攻韩国。美中两国军队在朝鲜半岛上展开一场规模庞大的厮杀，数十万美中军人的鲜血洒在异国的土地上。
美国变成了中国官方所说的“世界上最反动的、最野蛮的、最富于侵略性的帝国主义国家”，成了“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共同的头号敌人”。
此时，中国共产党也将美国之音定为“敌台”。
1950年11月到12月间，新华社《内部参考》接连发表文章说：天津、上海、武汉、无锡、杭州、西安、长沙、太原等地到处都有很多人在收听美国之音。
这些报道还说：“一般商人都认为‘美国之音’消息灵通可靠，如汉城、平壤失守消息，‘美国之音’早已发表，而我报迟迟未登出。”于是一些人开始怀疑官方媒体的说法，美国之音的报道在民间口口相传，传播广泛。
1950年11月20日，以《人民日报》为首的中共党报开始大张旗鼓地刊登有关“各界人民纷纷主张取缔收听美国之音”以“杜绝匪特谣言”的消息。
清华大学外文系教授盛澄华撰文说：“美国之音”是“比原子弹更恶毒的武器”。各地学生走上街头，向市民宣讲收听美国之音的坏处。
中共党史学者杨奎松说：“逐渐地，收不收听美国之音成了爱不爱国的重大政治问题，甚至成了革命与反革命的一道分水岭了。”
于是，收听美国之音就成了“偷听”美国之音。
从1955年开始，中国对美国之音进行无线电干扰。干扰的方法是在相同的频率上播放噪音或者其它电台的广播。
20世纪60年代，美国陷入旷日持久的越南战争；毛泽东先后派遣30多万大军“抗美援越”，美国和中国之间的敌意进一步加深。
《英语900句》 · 玉米地 · 大学梦
70年代初，为了共同对付苏联的威胁，美中关系出现转机。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1973年美国政府在北京设立对华联络办事处。这一切都标志着两个对立了20多年的国家终于恢复了对话渠道。
何立达（美国之音退休记者）：“尼克松从中国回来之后，我们当时中文部的头，他从台湾回来。他是外交官。他说在台湾用的一本教材很好。他说不妨我们试一试。”
1972年，美国之音的英语教学节目《英语900句》开播。
这一年，20岁的北京小伙儿平德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分配给他的工作是在京郊的军队农场养马。一天，战友送给他一本《英语900句》。
平德：“这个书来源很不容易。因为当时中国在文革后期，逐渐地和外部的世界又有了一些联系。据当时我们这个战友讲，因为好像中国的一些外交领导人到联合国去，这样的话，才把《英语900句》这本书给带回中国来，在当时叫所谓内部教材。
后来人家跟我讲，美国之音是有这个《英语900句》的课程的广播。这样我就跟着这个学。还专门去买了一个小的收音机，六七十块钱，在那个时候还是一个很贵的、很奢侈的家用电器吧。那个时候单位里面也很明确，鼓励大家学英语，但是明确说不可以收听敌台。”
平德明知这是“敌台”广播，但是他渴望学习。那时他一个人住在马厩里，每天和马打交道，晚上就收听美国之音的《英语900句》，用他的话说，“感觉活得像个贵族，美极了”。后来他被调到电工班。人多眼杂的地方收听“敌台”就难上加难了。
平德：“那怎么办呢，那我就钻到被窝里面去，戴上一个耳塞机，去听这个课程。但是毕竟好多时候，还是需要把它念出来，因为你学英语，你这个模仿是必不可少的。最后没办法了，正好那时候在夏天的时候，我就带上收音机，拿个手电，再带上书，悄悄地跑到我们旁边的，夏天的时候，旁边主要都种的玉米，那个秸秆很高，钻到玉米地里，别人也不知道你在那里，你就在那里学就可以了。”
平德回忆说，有一次，我钻出玉米地返回宿舍时，被夜班的游动哨跟踪了很久，因为他可能是在怀疑我和某个女兵约会吧。其实当时要真是抓到了收听敌台的问题，所受的处分肯定要比男女约会更为严重。
平德：“用当时的话说叫‘上纲上线’，所谓‘上纲上线’，你如果要是收听敌台，你就是一个，很可能就是一个通敌分子。那处罚是很严厉的。”
平德：“回想起来，《English 900》也学了有半年多呢。坚持下来也是挺不容易的。是何立达的(版本)，每次结束的时候，她就讲:‘这里是美国之音的《英语900句》课程，何立达在华盛顿主持播讲。’”
何立达：“说实话，我自己本人并没有想到做到一个很成功的美国之音的一部分。第一，我觉得那时候的时机非常好。我相信我播报的声音还是不错。我对这个节目也非常有兴趣，也用了一些脑筋。所以我看这就是成功的一个因素。主要我还是觉得那时候大陆真是，一般的人都是想学英语，可是很可怜，没有英语教师。”
凭借《英语900句》，平德可以讲出一口美音纯正的英语。1975年，部队首长认为他工作干得不错，同时英语不错，于是在一次大学招收工农兵学员时，推荐他去上大学。就这样，偷听“敌台”成就了他的大学梦。
缓和年代
1977年的冬天，中国恢复了因“文革”而中断了十年的高考制度。“知识改变命运”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切切实实地让一批中国人成为人才选拔的受益者。学习再次成为一件受到全社会推崇的事情；学英语更成为一股热潮。美国之音的《英语900句》在中国近乎家喻户晓。一位叫芦信的听众回忆说：“那时候已经是80年代，风气大变，有的学校居然在广播里放VOA，似乎也没人大惊小怪。”
1979年，美中建交。对于那些刚刚走出“文革”十年浩劫的中国人，外面的世界，特别是西方世界，让他们充满强烈的好奇和憧憬。美国之音的慢速英语节目和普通新闻节目成了中国新一代大学生学习英语，获取新闻的重要手段之一。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把收听美国之音作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中国官方说，上个世纪80年代美国之音在中国拥有1700多万听众。
1989年春夏之交，中国爆发天安门运动。前中共总书记赵紫阳到天安门广场看望绝食学生。赵紫阳因为同情学生，反对武力镇压被撤职罢官，软禁终身。
在赵紫阳身陷囹圄期间，他几乎每天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王雁南（赵紫阳女儿）：“VOA有一个了解中国情况的一些特别的节目。我总是记得父亲到了什么点，某一个时间的时候，就弯着腰听着那个小小的收音机，差不多是贴到耳朵上。实际上，父亲是想通过这样听收音机，听外电的一些报导来了解世界的情况和了解中国发生的情况。”
在中国党政军高层领导人中，收听美国之音不仅仅是赵紫阳一个人。在海外出版的《李鹏六四日记》有十几处提到美国之音，显示这位“六四”期间赵紫阳的主要政治对手、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国总理也是美国之音的“忠实听众”：
4月24日：早上听“美国之音”，说中国学生抗议警察施暴罢课，目的是给政府施加压力，要民主自由。
5月11日：“美国之音”广播……4月27日大游行标志中国历史上的转折。
5月30日：“美国之音”说，中国“正在党内进行斯大林式的清洗”。
——摘自《李鹏六四日记》
1989年的天安门民主运动让美国之音在中国的声望达到空前的高度。学生们甚至在广场上竖起高音喇叭公开播放美国之音。
全力干扰美国之音
“六四”镇压之后，中国政府重新开始干扰美国之音，设在全国各地的干扰台，建筑物上没有任何标志，对外一概宣称是转播台。
王雁南：“通常是干扰非常大，我们都听不到什么东西，吱吱啦啦乱响。干扰得非常厉害。信息控制得很厉害。现在想起来，了解中国的情况还要听美国或者法国的电台，实在很可悲。”
这些干扰台不光放噪音，还放锣鼓、唢呐演奏的民乐。四川一位听众来信说：“由于不愿让邻居知道，只能带上耳机听，干扰美国之音的锣鼓震耳欲聋，时间长了，甚至会头晕眼花，但我也仍然坚持收听。
1994年9月，美国之音中文部开始播出电视节目。
1999年7月，美国之音中文网启用。至此，美国之音完成了从单一广播媒体向广播、电视和互联网多媒体的过渡。
像干扰美国之音的短波广播一样，中国也对美国之音的网站进行封锁。尽管如此，在世纪之交时，美国之音中文网的点击量每天仍然达到十万；每周收听美国之音广播的人数为800到1000万人。
如今，尽管中国人的信息来源已经与当年闭关锁国的时候不能同日而语了，但是对美国之音广播和网络的封锁却没有一丝一毫的放松，中国人要安装卫星电视接收天线需要得到公安局的批准。
挡不住的信息
很多中国人还在通过美国之音获得外界传来的可靠消息。
据中国著名公共知识分子姚监复说，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国务院国务委员、北京市长陈希同在秦城监狱里就曾经依靠美国之音获取外界的消息。
姚监复：“我说，你怎么知道国外说陈希同的贪污事？他说，允许带一个收音机。他听的就是美国之音。所以他从美国之音在监狱里听到了各种信息。我说，这很了不起。美国之音还给你提供了那么多信息。所以美国之音在这一点，我觉得起的作用也不可小估。所以对他来说，等于除掉《人民日报》以外，就是（通过）美国之音知道各方面的信息。”
魏京生：“知道一些高层领导，特别是一些不是很得意的一些高层，最高层，甚至政治局常委什么的，他们得到的，就是共产党给他们的信息也是不完全是真的，所以他们也听，兼听则明嘛。他们听是公开的听，甚至秘书、警卫员给调好了听，到了时间提醒首长美国之音要广播了，等等。他们是公开的，最近我到美国以后听一些国内来的朋友讲，就是说现在这些高层领导人人听。”
中国著名的盲人维权人士陈光诚被中国关押了五年之后，于2010年9月9日出狱。但是他仍然处于严密监控之下的软禁之中。在此期间，他几乎每天都收听美国之音的短波广播。
陈光诚： “刚刚回家的时候是没办法听的，因为家里没有这个（设备）。后来过了一天还是几天，我把一个很破的收音机修理了一下，能够勉强地听到一点点美国之音的报道。效果特别特别差那个时候。”
陈光诚在软禁中的境遇引起世界各国的关注，美国之音也做了大量报道。
陈光诚：“尤其是在（2011年）2月11号、12号，我听到过一些咱们美国之音的报道。那个时候一般都是在晚上8点钟以后吧，我记得。好像还有重播。9点钟还要再播一次。9点钟以后。”
记者：“那个时候听到的感觉会特别不一样吧？”
陈光诚：“怎么说呢，对，那个时候就是唯一的信息渠道嘛。”
后来，负责监控陈光诚的人把这架收音机抢走了。他获取外界信息的唯一渠道也因此被切断了。
2012年4月，陈光诚在四位网友的协助下避开上百警察和政府人员的监视，进入在北京的美国驻华大使馆。经过美中两国的谈判，陈光诚和家人最终离开中国，来到美国。
魏京生：“共产党对信息的封锁虽然不像以前那样完全能封锁住，但是封锁的程度也是很厉害的。你说‘翻墙’，现在有多少？还说年轻人都会‘翻墙’，没有都会，其实啊，能翻墙出来看电脑的人连1%都不到。大多数人，而且农村那些人，很多人很穷的，大家忽略了一点，中国有一半儿的人口在联合国的贫困线以下，他们哪儿买得起玩得起电脑呢？而对这些普通老百姓，广播是非常重要的东西，比其它的媒体都重要。”
冷战落幕 “敌台”身份依旧
尽管“冷战”早已结束，美中之间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往来越来越多，但是对于中国官方来说，美国之音的“敌台”身份并没有本质上的变化。
2013年，中共中央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政委刘亚洲将军亲自主导推出了由国防大学、解放军总政治部和总参谋部、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联合制作的电视纪录片《较量无声》，充分显示了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和中国军方对美国严重不信任和敌视的态度。片中警示中国人说，美国企图通过政治、文化、思想、组织和社会五条战线颠覆中国。美国之音名列其中一条战线的首要地位。
（《较量无声》视频：太多的证据表明，互联网的运用和控制业已成为美国向目标国家发动政治打击，策划政治颠覆的基本手段和主要途径。毫无疑问，他们的下一个目标早已瞄向了中国，这绝非耸人听闻。）
洞·光·世界
美国国会众议员罗斯·雷提南 (Congresswoman Ileana Ros-Lehtinen)：“你们给他们带来亮光。你们给他们指引了道路。感谢你们所做的一切！”
美国国会众议员戴纳·罗拉巴克 (Congressman Dana Rohrabacher)：“美国之音发挥了卓越的作用。我要向美国之音道贺，祝贺它同我们在自由事业中的最伟大同盟 ——中国人民携手共进。”
美国国会众议员大卫·里维拉 (Congressman David Rivera)：“非常非常重要的是，我们需要将这个使命继续下去，并且对世界范围的自由力量提供支持。”
美国国会众议员克里斯·史密斯 (Congressman Chris Smith)：“你们带着希望的信息，自由的信息，突破了竹幕，突破了中国的防火墙。”
魏京生：“就像人们被关在黑屋子里似的，突然有一线光线进来，你会觉得特别惊喜，特别振奋。”
龚小夏：“它给我们在紧紧封闭的铁桶中开了一个洞，就一个小洞，我们就看到了很大的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