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之后的两千五百多年中，对中国传统文化影响最深的是儒家、释家和道家。这三家的鼻祖：孔子、释迦牟尼和老子也因此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受到后人的景仰。
不知是历史的巧合还是天意的安排，孔子、释迦牟尼和老子处于同一时代。老子的出生年月不详。公元前566年4月初八，释迦牟尼出生在今天的尼泊尔。又过了十五年，即公元前551年9月27日，孔子出生在山东曲埠。中华文明也因了这三位圣人而熠熠生辉。
孔子・儒家・中国传统文化
公元前551年，孔子出生在鲁国。他名丘，字仲尼，姓孔氏。孔子家里很穷，社会地位也很低。他长大后，做过小吏。为了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他用了一生的大部分时间，带领弟子周游列国，奔走游说。但是他的主张一直没有得到重视。在六十三岁的时候，孔子回到了鲁国。鲁国最终也没有重用孔子，孔子也不再要求出来做官了。
此后，孔子潜心于授徒讲学，编撰典籍，儒学作为一种思想体系在这迟暮的九年里最终形成了。最为著名的是：孔子完成了被称为“六艺”的《诗》、《书》、《乐》、《礼》、《易》、《春秋》的编修。除《乐》后来遗失外，其它经书一直是后世王朝学校里的基本教材。
孔子还根据鲁国的史书作了《春秋》，上起鲁隐公元年（前722），下止鲁哀公十四年（前481），共包括鲁国十二个国君。以鲁国为中心记述，尊奉周王室为正统，以殷商的事迹为借鉴，推而上承夏、商、周的传统，文辞简约而旨意广博。吴、楚之国自称为王的，在《春秋》中仍贬称为子爵；晋文公与诸侯会盟，实际上是召周襄王入会的，而《春秋》中却避讳说“周天子巡狩来到河阳”。依此类推。《春秋》就是用这一原则，来褒贬当时的各种事件，后世称之为《春秋》笔法。
孔子是中国教育史上私人授徒讲学的第一人。在他之前，学在官府，孔子兴办私学，广收门徒，把教育对像扩大到了平民，把文化知识传播到民间，为古代的教育做出了巨大贡献。
孔子就学的弟子大约在三千人，其中能精通礼、乐、射、御、数、术这六种技艺的有七十二人。至于多方面受到孔子的教诲却没有正式入籍的弟子就更多了。
孔子死后葬在鲁城北面的泗水岸边。他的弟子和鲁国其他人，相继前往墓旁居住的有一百多家，因而就把这里命名为“孔里”。鲁国世世代代相传，每年都定时到孔子墓前祭拜，而儒生们也在这时来到这里讲习礼仪，举行饮酒礼，以及比射等仪式。
孔子的墓地有一顷大。孔子故居的堂屋以及弟子们所居住的内室，后来就改成庙，收藏孔子生前穿过的衣服，戴过的帽子，使用过的琴、车子、书籍等，直到汉代，二百多年间没有废弃过。
后来孔子的弟子们根据孔子的言行编成了《论语》，它成为今天我们认识孔子最直接可靠的资料。孔子创造了以“仁”、“礼”、“中庸”、“教”与“学”为主要内容，包括政治、伦理、道德、教育等思想在内的完整学说，期望规范上自君王，下至黎民百姓的行为。他告诉了人们什么是中庸，什么是仁、义、礼、智、信等，对中国，乃至东南亚的历史文化产生了巨大影响。
那么孔子的儒家思想包含哪些主要内容呢？
一、“仁”是孔子思想学说的核心：
孔子明确提出，“仁”即“爱人”（《颜渊》），并进一步阐明“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 （《雍也》）。为“仁”，应该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颜渊》）。这种思想贯穿了孔子思想学说的各个方面。
孔子更具体指出“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这五者就是“恭、宽、信、敏、惠”。因为“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阳货》）。这五种品德，都建立在对人的尊重关心和体谅上。“子以四教，文、行、忠、信”，即学生要在这四个方面学习：学问、言行、忠恕和信义。
孔子特别强调“仁”的价值和作用。他认为，“仁”既是每个人必备的修养，又是治国平天下必须遵循的原则。对于为政施治，他倡导立足于对人的关心爱护，以教化的方式来达到治国安邦的目地。提出：“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为政》）其所谓“德”，就是“仁”的精神体现。
他在倡导“仁”、“德”的基础上，进而提出了一种“大同”的社会理想，即：“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礼记．礼运》）这种“大同”的社会，实际上就是“仁”的精神得到充分而全面体现的社会。
“大同”的理想难以实现，孔子退而提出“小康”社会的理想：“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刑仁讲让示民有常……是谓小康。”（《礼记．礼运》）这是初步贯彻“仁”的精神的社会。
二、“礼”是孔子思想学说的另一个重要范畴：
“礼”作为一种社会行为规范，由来已久。孔子认为，到了周代，“礼”发展得最完备，因此，他最为崇奉的是周礼。
在孔子看来，“礼”是从天子到庶人，人人必须遵守的行为规范。孔子所谓的“礼”，包含内在精神和外在形式两方面。其内在精神是维护当时的宗法等级制度及相应的各种伦理关系。
“礼”的外在形式，包括祭祀、军旅、冠婚丧葬、朝聘、会盟等等方面的礼节仪式。孔子认为，注重“礼”的内在精神固然重要，而内在精神终究还要靠外在形式来体现。所以对这些礼节仪式，孔子不但认真学习，亲履亲行，而且要求弟子们严格遵守。
因为“礼”的内在精神是维护宗法等级制度，所以和每个人的地位名分又是相通的。行为上恪守自己的名分就是守“礼”，越出自己的名分就是违礼。提倡“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礼乐征伐自天子出，”不能“自法侯出”更不允“陪臣执国命”。在家庭方面“父为子隐，子为父隐”。
因此，孔子不但明确提出“正名”的主张，而且还通过编修《春秋》，对种种违礼僭越的行为进行了讥刺贬斥。
三、孔子还提出了“中庸”思想：
其要点有二：第一是“中”，第二是“和”。孔子所谓“中”，不是折衷与调和，而是指在认识和处理客观事物时，要做到“适度”、“恰如其分”，而“适度”和“恰如其分”的基础就是从实际出发。
孔子还提出了“和为贵”的观点。“礼”本来是用来显示不同等级之间人们身份差别的，强调“和为贵”，就是强调差别之间、不同等级之间关系的协调与和谐。对于这种“中”与“和”的思想，孔子主张不仅要作为一种认识和处理事物的方法来看待，而且还应该通过修养和锻炼，把它融入自己的性行和品质中，成为人的美德。
四、孔子一生“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经验丰富，“教”与“学”是他思想学说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孔子学无常师，一生虚心好学。 他提倡“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为政》）。称“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述而》）又说要“敏而好学，不耻下问”。孔子也向他的学生学习，提倡“当仁，不让于师”（《卫灵公》）。
当子夏问孔子“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孔子回答说：“绘事后素。”又问：“礼后乎？”孔子说：“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八佾》）他在总结自己的学习经验时说：“吾常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卫灵公》）
他提倡奋发学习，讲求学习方法。在知识的形成积累上，强调学与求的重要性，称自己是“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述而》）。要求弟子“发奋忘食”，“学而时习之”，“温故而知新”。他说：“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多见而识之；知之次也。”（《述而》）又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为政》）一方面要求把思考分析建立在学习探求的基础上，另一方面又要求把学到、听到和见到的东西加以分析研究，变成自己的知识，丰富提高自己。他还强调学与行结合。他说：“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认为只说不做是可耻的，“耻躬之不逮也”（《论语．里仁》）。“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宪问》）。 孔子的教育实践与经验，为中国传统教育理论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可以说，孔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奠基者。他的上述思想成为后世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之一，对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价值取向以及社会心理等各方面都产生了深远影响。以“仁、义、礼、智、信”为基础的儒家思想重视人的道德修养，讲气节，重道义，关心别人，提倡宽忍平和、豁达乐观；关注国家、人民的整体利益，讲求修齐治平，这对于提高人们的道德修养，保持和谐的社会关系，稳定社会等具有重要的意义。因此许多朝代的有道国君都遵循孔子的思想治国平天下。
对于孔子，汉代史学家司马迁的评价是：《诗》中有这样的话：“像高山一般令人瞻仰，像大道一般让人遵循。”自古以来，天下的君王直到贤人也够多的了，当活着的时候都显贵荣耀，可是死了就什么也没有了。孔子是一个平民，但读书的人都尊他为宗师。从天子王侯到全国谈六艺的人，都把孔子的学说作为最高准则，可以说孔子是至高无上的圣人了。因此，知中华者必知孔子，不知孔子就不能真正的了解中华传统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