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国2014年11月03日讯】世界各民族的身体构造与生理性质虽略有差异，但共同点还是占了绝大部分。从治病救人这一目的来说医学本不该有中西之分。然而，由于各民族的文化地理环境与社会发展过程不同，在对于病理的认识与治疗方法的采用上的确显示了明显的差异。这使得人们过分强调了中西医的差别而忽略了这两种流派的相同或类似起源，以及它们殊途同归相互补充的必然趋势。
在化学合成工业尚未诞生的古代，西方民族的医者也是采用植物和矿物来治病，这与中医的起源并无二致。即使在现代，西药提炼较纯做成药片似乎与作为中药的植物毫不相同，其实这种想法源于错觉。拿化工合成的西药麻黄素与中医采用的药用植物麻黄来说，其有效成分是一样的。现代许多西药的研制不少是受到中药的启发而采用化学萃取与微量分析并经动物实验才确定了有效成分并制订工业生产流程的；但取了拉丁文名称再音译成汉语后便使人误以为它们与中药是风马牛毫不相干的。现代不少中成药也已采用西药生产方式制成片剂或胶囊而不再是植物的根茎叶煎汤服用。
中医学与西医学在中国的发展经历了曲折的过程。远在汉朝，许多中东与印度的药物便随外来僧侣和商贾带入中国。唐代以后许多原产于西藏的药用植物例如藏红花便传入中原而进入中药行列。清朝晚期的闭关自锁阻碍了中西医学的交流而使得中医学无法扬弃其中较落后的成份。但中医固有的优点仍显出光辉并且历久不衰。例如中医治疗感冒不滥用抗菌素，而是调理人的体质提高免疫力来加速痊愈。其实，西医用的抗菌素只能控制并发症，对感冒病毒并无抑制作用。正因为中医是从调理体质着手，所以高明的中医师对于体质不同的感冒患者所用的药往往完全不同，不像西医那样对感冒的治疗几乎千篇一律。
那么，中英鸦片战争之后西医在中国成为医学主流的原因何在呢？随着不平等条约导致的外国使领馆区与租界的建立，西方人来华人数剧增，他们免不了有患病后就医之需，西医的医院便应运而建。首批西医院的建立有工业化国家的大财团支持，并且西方宗主国政府为显示他们国家水平先进往往选派优秀医学专家赴中国工作，在中国办大学包括医学院也是如此。因此，西医院以其规模宏大建筑精美，设施齐全，医生护士，药剂师，麻醉师，化验师，财会人员，行政管理人员，勤杂工等分工专任，并专设急症室与救护车队及手术室和病房，而令人眼前一新，得到与比较简陋的中医小型家庭诊所完全不同的印象。
另外，西医的消毒严密，制服隔离衣清洁美观，厨房配备营养师设计适合病人特定需要的菜谱等等也是以前的旧式中医小型私人诊所无法具备的。最初的西医医院多数是教会经办的，神职人员的和蔼可亲与认真敬业也有助于西医在中国的推广。当然在这些方面中医本不落后，中医对于食疗食补早有许多经验总结，而古代名医华佗能做开颅手术，他必定已掌握从植物提炼麻醉药及对手术器械消毒和克服术后感染的办法，应该不亚于西医，但却被封建制度扼杀而失传。
民国初期曾有人过激地主张取消中医，但中医疗法以其几千年实践积累的有效方剂与简便价廉仍然深受民众欢迎。旧上海南京路上有一家著名的西医诊所，其主持人余巖（号云岫）在认真研究了中医学后，力主不抱成见地吸取中医学的一些经验，尤其是中药的使用。中医学典籍行文优雅富含哲理而使习中医者务必有深厚的语文修养，名医往往是儒医，这也易于赢得民众的敬仰。实践证明中医用扎线法治疗痔疮不易复发后遗症也小。中医骨科有独到之处。“文革”前在西医院林立的上海市，著名骨科中医师石筱山的诊所门庭若市应接不暇，所收诊金五角只是工人不到一天的工资额却疗效甚佳。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军将领骨骼损伤，在本身医学先进的德国治不好而被护送到中国由中医骨科专家治好。这是中医值得继承发扬之处。在抗日战争与随后的国共内战之前，中国没有大型的中医院，大学没有中医科系。
中共在大陆执政后1950年代中期在休战和平的环境中，中共仿照苏俄共党在思想领域严格控制而不全面设置文科项目的前提下，对于技术科目的教学与研究力求全面以适应大国发展之需，中医学院便得以建立，或在以西医为主的医学院内增设中医系。然而，中共出于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抗的政治目的，在技术学科的教学内容上仍有限制，例如物理学课本中只提俄罗斯的波波夫发明无线电的应用，而对于与波波夫几乎同时不约而同地发明了利用无线电波传送声音信息则只字不提，在作为医学基础课程的生物学课本中只陈述米丘林和李森科利用植物变异培育新品种，却不提摩尔根学派与魏尔啸学派对于细胞遗传稳定性的研究成果。这种政治扭曲学术的做法对于与中国制度不同的日本，韩国，与南越的中医研究成果的吸取远不如对于已纳入中国版图的西藏的藏医学成果之吸取。这对于中医学突破原有框架以达到更科学化的目的成了严重障碍。此外，由于毛泽东推行“矫枉过正”与“外行领导内行”，在许多中医院与大学中医系的建立过程中，对于中医师曾不分良莠一概延揽。以往的中医师多半是拜师在实践中学习而逐渐能够独立工作的，但以这种方式培养人才的标准和效果差异很大，其中固然有为前印尼总统苏加诺治好肾病的高水准中医师，也有平庸之辈，犹如胡适在谈论政治问题时作为比喻而陈述的他年青时在安徽省的小县城所见的庸医靠搬弄一本《汤头歌诀》便自称几乎能包治百病。这也恶化了人们对于中医学的看法。
在战争年代加入中共而后来成为中央政府卫生部领导者的一批官员本身是西医，有些人还曾到欧美国家留学。他们不像毛泽东那样缺乏科学常识，绝不会像毛泽东那样批评医生“你们为什么老是要戴着口罩做事和动不动就得洗手”。这批懂行者对于中医专业的课程设置是较遵循科学规律和注重中西医互补的。因此，中国大陆的中医学院并不排斥西医学，中医学院学生入学后最初二年的基础课程除了“医用古文”这门课外几乎与西医专业的基础课程相同。中国古代的教育以私塾导师授徒和自学为主，虽有相当于大学的太学或府学之设，但终究偏重文史而不是现代教学制度的较全面课程设置。中国的现代教育基本上是仿照西方的。这既有利也有弊，因为不如中国传统教育方式那样可以灵活变通和因材施教，以至于容易扼杀人才。中国大陆在“文革”结束后于1978年恢复招收研究生，录取标准规定不得有任何一门科目考试成绩不及格。曾有行医多年在中医学上造诣不浅且已有较大建树的中年考生因外语考分过低而不被录取。这体现了照搬西方教育体制和用人标准的弊端。考核方法应该涉及掌握知识技能的本质能力而不必过分着重应试者的现有知识。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德国政府招收必须能熟练道地地掌握外语的情报人员却不考外语，因为考虑到长时间学过某种外语者容易在这门外语的考试中获得较高考分，但这未必代表应试者有很强的语言天赋。因此，考核改为由作曲家临时作一短曲，反复演播几次吟唱后，令应试者复演，看他能够达到怎样的精确程度。事后对他进行语言训练的效果证明了能够准确地吟唱该乐曲也就是对于声音的辨识能力较强者即使从零开始学一门外语也能迅速掌握而且发音准确得不亚于从小以那一语言为母语者。可见西方国家选拔人才未必总是刻板，倒是模仿西方者反而陷于僵化和画虎不成反类犬。
重视西医者大多数认为重视整体内在联系是中医学的长处，而认为西医学流于琐细，忽视了活体组元的内在联系。这样的误解实在是犯了不全面统计归纳的错误。古希腊医学鼻祖希波克拉底斯说过“休息是最好的治疗”而不主张仅限于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西方的诊断学教科书上常引用一句名言“病人的感觉是最重要的诊断依据”。巴甫洛夫发现外来信号刺激足以引发内分泌与神经传导与记忆，这即是著名而人们在生活中早有体会的条件反射学说。西医学的内分泌研究发现某几种内分泌有既相互拮抗又相互依存的特点。上一世纪西方医学界已经采用音乐疗法，农场以播放优雅的音乐来促进乳牛产奶。以上这几个例子都考虑到生命机体各组元在功能上的内在联系。可见西方医学也是重视机体整体内在联系的，只是执业的一般医师未必皆有深厚的学识和经验，并且为了图省力而较少做全面考虑，使人误以为西医不重视整体内在联系。上海市虹口区中心医院（前身是公安医院）一位在1980年代退休的医师庄冰莲，她父亲是名医，她称得上是家学渊源。在1960年代初的全民饥饿时期，他对于体弱的年青病人即使病人未曾有结核病症也附加使用治疗结核病的链霉素，病人住院数月出院时X光透视发现肺叶上已有结核病愈的钙化点。庄医生说“几十张床的大病房内空气污浊，而现在病人缺乏营养抵抗力差极容易感染，所以我采取预防用药“。她作为西医内科医师的思路无疑是重视人身整体内在联系的。这是个生动的活例子。
当前中医除了根据病人主诉症状和脉象来诊断，也借助于西医学的化验手段。这样的中西医结合是值得提倡的，但千万要避免像不少西方国家的医生那样过分依赖仪器与化验。西方国家的医生并非不懂得仪器检测与化验的不周详，但是他们为了防止病人找岔控告索赔而往往不得不以指标明显的仪器测定与化验数据来自我保护。这也许应了被德国哲学家黑格尔在《小逻辑》一书中深入阐发的一句古罗马格言“大法大害”。从表面现象来看，西医学确实易被人们误以为不重视整体内在联系，但这方面的起因往往是社会政治问题而非医学问题。这里强调整体观的重要并非贬低仪器测量的有益作用。1960年代上海市有一位中年知识妇女，有一段时间她虽然并不辛劳却莫名其妙地觉得疲劳，她相信自己心理正常必然是身体有了病。可是她到医院去作了多项检查都没查出病来，医生便断言她是“神经官能症”。后来一位朋友为她从工厂借来高灵敏度的热敏电阻器，她用来测量全身体表的温度，发现腹部有一小区域温度与周围显著不同。她再到医院去坚决要求做剖腹检查，医生经不住她的执著，剖腹后果然发现子宫上有一接近蚕豆大小的癌肿。割治癌肿后她的感觉逐渐恢复正常，直到老年健康状况都良好。一位对此事知情的学者在位于上海的中科院生理研究所邀请他去做介绍学习经验的报告时顺便插一段话提到上述事。生理研究所的研究员都认为那位病人的协助医生尽早作出正确诊断并非得力于她有多少医学知识，而是有赖于她模糊地有整体观。这个事例对研究员有所启发。为此该研究所还特意致函感谢作报告者启发了该所工作者树立整体观和触类旁通地打开思路。
从上世纪下半叶以来西方制药工业界加强研究中药。法国医学界创办专刊研究针灸并有新发现。这种注重科学本质而不持门户之见的客观态度也是值得赞扬的。这里我们特别要指出的是目前尚未充分融合的中医学与西医学应该相互取长补短，不宜根据不充分的一知半解或误解就武断地下结论否定一方。中国大陆“文革“后期毛泽东那一派的御用学阀曾批判爱因斯坦的物理学理论—相对论，把它与政治问题的和稀泥丧失原则混为一谈。西方学术界对这一荒唐做法不肖一顾，并且加以嘲笑说，“你们根本没弄懂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丝毫没批判到爱因斯坦的理论本身，你们所批判的只是你们自己的错误设想或假想敌。”中国长期专制社会形成的党同伐异和文人相轻这类不良风气至今尚未肃清。人们对中医学和西医学的误解和任意否定，除了认识能力局限所导致外，社会政治不良因素的影响也不可低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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