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润珍史谈】中国画家在文革中的艰难岁月(下)(图)

2014-11-13 00:12 作者: 润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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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鲁先生像(网络图片)

黄冑(1925-1997)

河北蠡县人。着名画家,师从赵望云。擅人物及动物画,尤擅画驴。曾为中国美协常务理事,中国画研究院副院长 。

1966年7月28日,《解放军报》以醒目的通栏标题,发表了《彻底揭露“三家村”黑画家黄冑的反革命嘴脸》一文。黄冑成了全国美术界第一个被公开点名批判的画家。

黄冑这一年41岁,在军队系统的军事博物馆工作。他擅长人物画和动物,尤以画驴而着称,在画界一直有“驴贩子”之戏称。此时,“四人帮”却在他的驴画上大做文章:驴头偏左,说是“仇视左派”;偏右,说是“留恋右倾路线”;回头看,说是想“翻天複辟”。

黄冑画得最多的“毛驴”和“少女”当时还被批判为“企图用那些游手好闲、飞眼吊膀的丑恶形象,来代替我们社会主义勤劳勇敢、朴实健康的各族劳动人民和革命战士﹔用那些歌舞、绣花、梳洗、喂奶等个人身边琐事,来排斥我们热火朝天的斗争生活 。这个“文化奸商”对革命工作毫无感情,对他的主子邓拓却拼命巴结,曲意奉承。这个“驴贩子”的毛驴,不为革命驮公粮,隻为反革命运黑货。”

一个画家,即便性情爽朗豁达如黄冑者,做梦也不会想到事情忽然间到了这个地步。

叶浅予(1907-1995)

浙江桐庐人。中国漫画和生活速写的奠基人,擅人物、花鸟、插图、速写等。曾任中国美协副主席,中国画研究院副院长,中央美院教授。

1966年8月23日,中央美院的校园裡,叶浅予、罗工柳、黄永玉三名教授,集体被批斗,并被打得浑身鲜血淋淋。这是风暴到来之后,中央美院第一次出现的极端行为。

叶浅予时任中央美院国画系主任。早年他以漫画走进画坛。20年代后期他主编《上海漫画》、《时代漫画》等刊物,培养了丁聪、黄苗子等画家。
  
据叶浅予回忆,在“文革”初的大批判中,他被说成是国画界的“祖师爷”、“南霸天”、“不倒翁”,因抗战期间,他曾领导一批画家参加盟军的抗日宣传,又被打成“美帝国主义特务”。对其作品的批判五花八门。譬如1962年中印爆发边界战争,正好此年他创作过一幅《印度献花舞》,上面钤了一个题为“寄情”的印章,便被说成对敌人充满感情。
  
叶浅予回忆说,那天一起挨打的是:叶浅予、罗工柳、黄永玉。三人分属国画系、油画系、版画系。批斗地点在“黑画展览”会场。他这样回忆批斗细节:

23日那天上午,黑画展刚布置好,头一个被拉去的是罗工柳。等他从会场出来,把我叫去,红卫兵押着我走进一间教室,裡面挂满我的画稿和生活照片:正中是毛泽东的肖像草稿,四周挂着其他画稿和照片……我一到,罚我面对那幅毛泽东肖像草稿下跪,由一个红卫兵发号令,喊口号:“叶浅予丑化革命领袖罪该万死!”

  “叶浅予丑化劳动人民罪该万死!”

  “叶浅予毒害青年罪该万死!”

  “大溷蛋叶浅予裡通外国,该死该死!”

四五个身穿绿色军装的中学生红卫兵,手握皮腰带,站立两厢,随着叫号声,一阵一阵毒打。这时我被推翻在地,背上一阵一阵发烫,发麻,发辣。喊口号的那位执刑官,喊到后来,没词儿了,便隻顾喊:“打!打!打!”皮腰带的铜扣扣碰到后脑勺,感到有点痛,不知道脑袋开了花。皮肉受罪,头脑还算清醒。

打着打着,大概看到我背上头上出血,怕真打出人命来,便住了手,一声令下:“滚蛋!”我挺起腰杆,走出刑场,几个红卫兵跟出来,来到操场叫我躺在地上,由一个红卫兵在我肚子上踏上一隻脚,另一个红卫兵拿起照相机, 一响,留下一张珍贵的历史纪念照,体现《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那句话:打倒土豪劣绅并且踏上一隻脚。事后有人告诉我,这张照片在美国的画报上发表了。也好,叶浅予活在这世界上,总算留下了一件大可纪念的历史文献。照完相,还罚我在操场上拔草。

被殴打的叶浅予,回到被关押的“牛棚”,由李可染、李苦禅等人帮他擦血迹。第二天,他穿着这件血衣继续接受批判。

石鲁(1919-1982)

生于四川省仁寿县,原名冯亚衡。近代中国画家,长安画派主要创始人。曾任中国美术家协会陝西分会主席、陝西国画院名誉院长、中国美协常务理事等。

“文革”中石鲁成了现行反革命,曾经要将他判爲死刑缓期执行。石鲁的家在省美协的大院子里,就在市中心锺楼广场的边上。造反派们别出心裁,在省美协门口贴了一副对联,写着:“庙小妖风盛,池浅王八多。”还写了一条标语:欢迎革命的同志们到美协的黑窝里来造反!他们将石鲁和赵望云等一批着名画家押到门口来挂牌示衆,旁边放着笔墨纸张和棍棒,任何人都可以进来抄家,乱翻东西,也可以在石鲁等画家的脸上身上乱涂乱画乱写。到了晚上,造反派们还要对石鲁进行逼供,将他吊起来严刑拷打。石鲁受不了这非人的种种凌辱,被迫害致疯,终于愤而出逃。

石鲁的第一次出逃是在1968年。据石鲁回忆说,当时幻觉,只觉得有人要用枪打他,逼得他快跑,跑到什么地方却是不晓得了。其实他只跑到了北郊就跑不动了,又因又乏,在一片西红柿地里躲了三天,躺在牛棚里睡觉,饿了就吃西红柿。最后被赶来寻找的造反派们抓了回去,当然又是罪上加罪。

第二次出逃是在1969年的冬天。石鲁不堪忍受这种非人的待遇,决心要回到老家四川去。这时的他,神志清醒了点,甚至率先爲这次出逃做出些安排,准备了些钱、粮票和一件大衣。有一次,他到医院里看病,多拿了些药,就趁机出走,一直走到西郊三桥,再从那里上车,乘上了去成都的火车,准备回故乡去了。岂料,他走到川北的广元就错以爲是到了峨嵋山,就下了车,以后就走进了川北的大山,神情恍惚地在秦岭大山里流浪了。那一段时间里,他衣食无着,靠觅食林间野果充饥,到最后竟沦爲以乞讨爲生。

李苦禅(1899- 1983)

山东高唐人。着名书画家、美术教育家。1923年拜齐白石爲师。曾任杭州艺专教授,中央美术学院教授,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 。

国画艺术大师李苦禅常说:“必先有人格,尔后才有画格。”“不可爲一时的名利之诱或暴力之迫而出卖灵魂,更不可卖友求荣”(李燕:《苦禅宗师艺缘录》)。李苦禅在十年动乱中受尽拷打与折磨,始终坚贞不屈,也从不诬陷朋友,表现了一代宗师“德艺双馨”的高尚品格。

不做违心事

“文革”开始后,李苦禅是中央美术学院的第一个被公开批斗者。
在中央美院私设的“小公堂”里,苦禅被两名“学生”连续毒打十余日,几乎被打死,仍坚贞不屈。

在一次批斗会上,“造反派”逼供叫他承认在抗战时期有失节行爲。苦禅矢口否认。“造反派”又威胁说:“你敢写保证书吗?”苦禅当即索笔疾书:“保证书:日本沦陷(北京)时所有一切汉奸事没做过,新民青年会开画展没有参与过,而且这个名字我就不知道。如果有的话,我认罪,如查出,我以生命抵罪!一九六九年一月十五日李苦禅。”

写罢,还按上指印,怒掷于那帮家伙面前。暴徒们恼了,拼命揿他的头,他硬是不低头!
在“批黑画”中,李苦禅被批斗了4次。有好心人劝他说:“抽空给小子们画张丰收图算了!你看美术馆展出的不都是丰收大丰收?不难画!”苦禅冷笑说:“好,我也画一张,题上‘良心大贱卖,死尸在丰收’!”

在批斗会上,“造反派”威逼他批齐白石,他硬是不批,觉得老师没有什么可批的。在被拷打逼供中,苦禅从不诬陷和出卖朋友。一次,李苦禅对儿子李燕说:“有人昨天还批黄永玉呢,今天一宣布人家没事儿了,嘿,那人马上去给黄永玉点烟,你爸爸可一辈子也学不会这玩意儿!”

替朋友受过

在“牛棚”劳改时,有群红卫兵气势汹汹地拿着棍棒,要找某个“有问题”的人,就问李苦禅“某某人在哪儿?”苦禅指东说西地把红卫兵给支走了。跟他一块劳动的人说,你这不是找事吗?你分明知道某某人在哪儿,红卫兵回来要是找到你那还行呀!李苦禅说:“你们看到他们手中拿着棍子,某某人身体不如我,要是这一顿棍子,还不把他打死呀!我要挨这顿棍子没事儿,所以我要是替他挨这顿棍子,还是上算。”着名学者、书法家康殷说,“文革”中苦禅老先生因爲他,被打得休克过一回。

在“造反派”私设的监狱里,李苦禅仍偷偷地练气功、站桩。他对家里人说:“我要亲眼看看这帮祸国殃民的东西自遭天报!”

李可染(1907-1989)

江苏徐州人。杰出画家、诗人,画家齐白石的弟子。擅长画山水、人物,尤擅画牛。晚年用笔趋于老辣。曾任中央美术学院教授,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中国画研究院院长。

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李可染被剥夺了作画的权利,作爲“反动权威”关进了美院的“牛棚”。和他一起被关进“牛棚”的还有中央美院、中国美术家协会的党政领导、系主任、教授和个别的学生,那一年丙午,李可染59岁,正是他的老师齐白石“衰年变法”的那个年龄。

在文革中,他受到批判的作品是《苦吟图》、《锺山风雨起苍黄》、《万山红遍》等,还有他写的《寂寞之道》——那是前辈艺术家的名言,从事艺术要有苦行僧精神,不能急功近利,要甘于寂寞。李可染屡次以此教育学生,很多人从这里受到教益。

他房子被别人占住,剩下不到一半,被占去的四间房子里的东西,全堆在美院的小厨房里,书则堆进了过道,屋里屋外贴满了大字报。爲李家做饭的王大娘气不过这些黑白颠倒的事,几次要去揭大字报,都李可染的夫人被邹佩珠劝止,生怕因此连累了这位秉性正直的大娘。当时李家和全国千万个家庭一样生活艰苦,有时一天只有几角钱的伙食费,但她总是尽心尽力地把饭做好,维持李家老小的生活。

李可染后来极少向人谈及他在那黑白颠倒岁月中的经曆。只是当时曾经与他一同患难的人们在回忆文章中讲到他一鳞半爪的情况。他在“学习班”,曾因背不好“老三篇”而遭受斥责。开饭值班时分不匀馒头,被学生看守恶言相加。无端的欺凌、侮辱,他只能忍受。但同时,他爲“专桉组”中有像梁乐山这样暗中保护他的学生而感到欣慰。他也竭尽所能地暗中保护、照顾比自己更弱的人。当时,有个美术史系的学生万青力和李可染、吴作人等人关在一起,大家睡在上下两层的木床上。万青力的下面是李可染。

1966年李可染刚过60岁,他动作迟缓,持重寡言。最初的十几天,没说过什么话,只是有时见人微微一笑,神情宽厚慈祥。关进牛棚的人彼此之间是禁止说话的,还不如同牢的犯人。每天除了背语录、早请示、晚彙报、扫校园、洗厕所以外,就是写认罪交待材料。写那玩意儿,是再苦不过的事。屋子中间,是小课桌拼成的台子,写交待时几个人就围坐在台子旁边。李可染写字慢极了,短短的一横,好像要拉半分锺,圆珠笔在纸上走不动的样子,而且每天都是一页纸,两三行(许多年后,李可染告诉万青力说,当年他是在“练字”呢)。

李可染一生在艺术上有胆有识,做人则忠厚诚朴,清白磊落,没有什么把柄可抓。1969年,他被召到北京饭店作画,但画出的画不能署上自己的名字,到20世纪80年代以后,才又被请去补上了署名。

爱新觉罗·溥伒(1880-1966)

惇勤亲王奕誴(道光帝旻甯第五子)之孙、贝勒爱新觉罗·载瀛(奕誴第四子)长子。正蓝旗。封赏固山贝子爵。是道光帝的直系后人,据传爲可能继承皇位的三太子之一。近代书画家,与两个弟弟爱新觉罗·溥佺、爱新觉罗·溥佐均以画名,有“一门三杰”之称。宣统二年(1910),任爱清门行走。辛亥革命以后,不再涉入政界,以书画爲生。

文革风暴骤起之时,像溥伒这样的“遗老遗少”、“封建余孽”自然不能幸免于难。1966年8月,北京被红色的风暴搅动得全城沸扬,溥伒已经预感到不祥之兆,极少出门。红衞兵在大街胡同中,到处闯门抄家,如入无人之境。30日,溥伒的邻居被抄家,红衞兵没有甚麽收穫,甚为无趣,这时,一个老太太指着一旁的房子说,你们都搞错了,这里面住着一个王爷。
溥伒曾经被清廷赐予贝子爵位,当然比王爷还低两级,不过在老辈眼中,能过着这样大日子的当然就是王爷。小将们听到王爷二字,眼珠都要跳出来,一帮红袖章们迅速攻入溥伒的小天地。古琴被毁、字画遭焚、藏书遇劫,他一辈子赖以安身立命的东西顷刻之间都被革了命。


侮辱,批斗,这些溥伒都默默忍受着,然而红小将们是不肯放过到手的「王爷」这样重要的战利品的,玩到累了,他们用剃刀将溥伒的一撮小鬍子剃了下来。在溥伒的所有留影之中,我们都可以看到他这部招牌的小白鬍子,也像他的画那样,乾淨而飘逸。几刀下来,那部跟随贝子几十年的白髯,在北京初秋冷风之中飘散落地。一阵口号声又高声震撼了溥伒的心。


文革之中,对批斗对象的剃头,剃鬍子等非常普遍,可是在满洲人心目中,鬍子乃是最不可侵犯之事,也是这几刀,终于将溥伒的一丝生存信念割断了。

溥伒最终离家出走了。然而茫茫神州已成鬼蜮世界,溥伒又能去哪里呢?传说他去了清陵,被清陵守墓人偷偷藏到了陵墓中。他来到这里要向列祖列宗诉说什么?祈求什么?岂不知此时他的祖宗也不能庇佑他。还是他遭到了红卫兵的追剿,最后消失在旷野大荒之中,不知所终……听说溥伒离家出走时,身上还带了十斤粮票,七块钱。和他一起失踪的,还有他的六格格,一个有轻度精神障碍的女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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