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占中”是公民珍爱自己的天赋权利而和平表达的意思。图：“占中”的民众。（网络图片）
【看中国2014年11月19日讯】决不允许“摆脱党的领导”
“外行不能领导内行”，是上世纪反右派运动所坚决打击的右派言论之一。运动中有很大一批右派的罪行就是这一条。当时实际主持杀伐的邓小平于运动后期向中共八届三中全会做总结时，回溯右派向党进攻的历史，把他们的“反动纲领”归纳为政治和学术文化两个方面，后一方面居首的“主要论点是：外行不能领导内行”。从那以后的舆论导向，自然就是外行能够领导内行，内行绝对不能领导内行，外行如不领导内行势必亡党亡国。一九七八年以后，拨乱反正的春风一刮，好多批判“右派谬论”的谬论都倒了，可是春风不到外行关，领导岗位依然多由原来被打倒的外行们还乡收复。几十年后老外行们纷纷退下，接班的一把手党委第一书记们虽然大都拥有博士硕士什么士的头衔，却不乏“在职”由秘书代劳读出来或干脆由各级学府赠送的；其动辄显现外行的本相者，从上到下依然俯拾皆是。为何有此奇怪的例外，请回顾上述邓氏所作反右总结的原文：
右派在学术文化方面的主要论点是：外行不能领导内行。马克思主义就是教条主义。社会主义国家没有科学文化，有也不如资本主义国家。要求资产阶级的社会学、经济学、历史学、唯心论哲学复辟。向党和人民政府要求“独立”和“自由”：“新闻自由”、“出版自由”、“文艺自由”等。（邓小平：《关于整风运动的报告》，一九五七年九月二十三日）
他是把右派指称的“外行”和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相并列；“内行”和“科学文化”“向党和人民政府要求‘独立’和‘自由’”相联系的，意思就是右派所拒斥的外行正是马克思主义正是社会主义正是它们的代表中国共产党，而他们自诩的“内行”和“科学文化”正是要求独立自由以摆脱党的领导的资本。事情一到关系“摆脱党的领导”，那么无论其时代是阶级斗争为纲、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还是拨乱反正改革开放，都绝对不能允许的。权衡世态，这样的规矩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在中国大陆无论搞啥，主题都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而这种统揽一切的主义属于中共特有，其领导者绝非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的任何“内行”可以担任的，此理自明，不服也服吧。
外行领导内行的扩大化
不过现在倒出现更大的外行内行的问题了，就是在全球闹得火热的那个香港问题。在大陆坚持实行外行领导内行不动摇的中共，突然宣布它也要领导香港的资本主义了：它于六月间突然发表一本“白皮书”，改变二十年前从英国手中收回香港时两国联合声明所保证“除外交和国防事务属中央人民政府管理外，香港特别行政区享有高度的自治权”，宣称那“高度自治”并非邓小平原来所许诺的“香港现行的社会、经济制度不变，法律基本不变，生活方式不变……”，而是中央政府把香港“现行的”整整一套资本主义割成块儿，想给几块才给几块，余下的（自然是最重要的）得听中央的号令行事。这显然是外行领导内行运动的扩大化了。中共搞社会主义自然应该是内行，搞资本主义总该算是外行了吧。虽然“文革”期间几乎所有党的干部都被打成“走资派”即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似乎全党都是搞资本主义的行家里手，后来又拨乱反正说那是四人帮的污蔑。现在搞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又有人说是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迄今未获官方承认，不能算数，至少至今尚无一位亡故的中共领导人受到“极为精通实行资本主义”的赞扬吧。那么搞资本主义的外行，怎么那么自信地在香港指挥别人搞资本主义呢？仔细追究，一切都是因为那个为了收回香港而发明的“一国两制”引起的。
当年改革总设计师邓小平设计一国两制的新规时，想的是全球战略，看的是鸟瞰总图，不过是一个国家里装两种制度嘛，国家那么大，有何装不下！不过是我搞我的社会主义，你搞你的资本主义嘛，只要大家都属中国，大家都挂红旗，中央还把外交国防两权牢牢抓在手里，使你无力把哪怕一寸国土卖给人家，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呢！邓的接班核心江泽民且进一步发挥，宣布“井水不犯河水，河水不犯井水”，各自闷声发大财吧。这样下来，双方虽然有时对对方搞的主义看不顺眼，小有磕碰，总算还能相忍为国，各自安生，看来这“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已经成为牢固的现实，不仅五十年不变，而且干脆由总设计师本人声明“五十年后是不需要变”、万寿无疆了。
可是再辉煌的工程，总须从一木一石建起，对于何木何石的选择，是大有讲究的。没有想到吧，这里的木石问题，竟出在“一国两制”的“国”字上。“国”是什么？或云领土主权人民！这个解释很有用，在一定的领土上，拥有主权的人民根据自己的选择，构建各自的社会制度，各不相犯，共存共荣，符合“一国两制”的一切条件。可惜它不符合共产党的理论。中共理论中的“国家”，用它的权威理论机关中国社科院权威首脑院长王某的最新解释、亦即中共一贯宣称秉承的马列主义最老解释，国家是阶级专政的工具，在中国则是无产阶级镇压阶级敌人的工具。在这样的“一国”里，于社会主义制度以外摆进一个资本主义香港，不运用专政的铁拳镇压它，已经是对它的天恩了，哪能容忍它与前者平起平坐甚至乱说乱动呢！于是，选择了马列主义建材的“一国两制”，就成为实行社会主义的这“一国”，管治实行资本主义的那“一制”；社会主义管治资本主义，当然也要指挥资本主义，外行领导内行指挥内行。不幸正是这个规矩，造成了香港目前严重的事态。
北京外行要强行领导香港内行
事情由普选问题引起。资本主义制度的港人索要普遍直接选举政府的权利，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决定候选人须把不爱自己即“反抗中央”的坏人事先筛出去，只能对“爱国”的好人“一人一票自由选举”。其实普选权正是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物，搞资本主义的港人接受资本主义教育，见闻西方文明实例，认为凡是事先由某些方面筛过候选人的选举乃是仅仅有利于该方面的假选举，所以坚决反对，由此引起罢课“占中”等等行动，虽然触犯妨碍交通一类法规，却是为捍卫自己根本权利的当然壮举。可是他们的见识是资本主义的，并不为社会主义所理解所认同。因为世界社会主义从西到东搞了近百年，除了希特勒的国家社会主义曾借普选上台之外，从未有过实行普选的先例。而希特勒的那次“普选”的胜利却是他的国家社会主义党制造“国会纵火案”从而大量抓捕政敌以“筛”除对手的假普选。──甚有意思的是，被他阴谋筛掉的对手非他，正是德国共产党人，他们被栽的罪名又正是“危害国家（当然就是“不爱国”了）的暴力行为”！八十一年过去，再也没有搞过见过普选的外行去指导深谙普选制为何物的内行如何进行普选，其不能服人也明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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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服的学生和市民对不服的事情向资本主义政府举行抗议表达诉求，本是那种社会里的常态，却引起从未承认过人民抗议“人民政府”的权利，也许连“公民抗命”（civil disobedience）的道理和历史也未必听说过的社会主义政府的高度恐惧，长官出面警告非法活动，媒体封锁真实消息，专家撰文告诫港人筛选才是真普选的真理，还向国际惊呼“占中运动严重扰乱社会秩序，侵蚀香港法治基础，破坏经济发展环境，损害香港国际形象”（十月二十五日外交部网）。而在被管辖的香港政府里，真正熟知什么是公民权利的资产阶级政客们虽然必须秉承社会主义中央的上意，却不敢过份得罪示威者，刚让警察朝学生喷了多瓶胡椒喷雾、打了八十七发催泪弹却未敢请求中央派坦克平暴，继而半推半就扭扭捏捏表示愿跟学生对话，并且真和他们开始了“一场有关民主未来的有礼貌的辩论”（十月二十二日《纽约时报》）；八所大学的校长更不像社会主义大学的同事们把示威学生打成右派开除学籍解送警方劳教劳改直至枪毙，反而委托其中两位连夜赶往示威现场慰问孩子们，“赞扬学生到目前为止的文明集会”，警告当局不得加害他们（十月二日BBC新闻）；岭南大学校长郑国汉甚至还在此应邀主持了学生和政府代表的首场对话（十月二十一日南早中文网）。即使直接以胡椒喷雾加害学生的警察，也还有急忙掏出水瓶为被害的孩子洗眼睛者；而孩子们在大雨滂沱时也撑起雨伞为警察遮雨。这样的场景，和二十五年前那个有名的社会主义广场上的景象形成鲜明对照，是社会主义的内行们无法想像无法理解的。
查新闻里所说的“占中”，全称是“让爱与和平占领中环”（occupy central with love and peace）。占领香港的核心地带表示抗议和“爱与和平”联系在一起，不过是公民珍爱自己的天赋权利而和平表达的意思，并无悖于资本主义社会生活的常规，却显然不为随时警惕境内外敌对势力的社会主义的内行（即资本主义的外行）所理解。
三年前美国也曾发生过一次“占华”──不是占领中华而是占领华尔街的运动，当时大陆官媒曾欢呼那里出现“茉莉花革命”，劳动人民要以仇恨与暴力推翻美帝了；此次的“占中”又被它们鉴定为“少数人想搞‘颜色革命’”的“你死我活的斗争”（十月十二日新华网），当年的雀跃欢呼变成了现在的不祥警告，而从中看不出占领者的“爱与和平”的意思则一也。看来，只要把一国两制搞成外行的社会主义领导内行的资本主义，以社会主义之心度资本主义之腹，这种鸡对鸭讲的态势将永远无解。已有客观舆论断定：“几乎也无人能想像学生们提出的根本问题会得到任何解决。”（十月十日英国《金融时报》）悲夫！
二○一四年十月二十五日
于不设防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