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造业和房地产的投资下滑，拖累了经济增速。（网络图片）
【看中国2014年12月05日讯】不会“数目字管理”，曾是史学家黄仁宇眼中近代中国落后于西方的原因之一，但如今中国人对经济数据变动的关注度早已今非昔比，在经济指标持续下滑的2014年更是如此。
12月1日国家统计局发布的11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为50.3%，较上月回落0.5个百分点，创8个月来的新低。PMI是反映制造业景气与否的指标，50为其荣枯分水线。
制造业的不景气使四季度经济数据更令人担忧。此前第三季度GDP增速已从二季度的7.5%降至7.3%，创下5年来新低，2014年前三季度GDP增速7.4%。只有第四季度不再下滑，才不会影响实现今年经济增长“7.5%左右”的目标。
在过去经济增速下滑时，政府最担心的是失业率上升，流行的说法是GDP一个百分点意味着100万就业岗位。但近两年由于人口结构的变化，新增劳动人口减少，经济减速并未伴随大规模失业，使本届政府对经济增速下行表现出了不同以往的容忍度。到目前为止，政府面对经济减速仅做了定向降准和微刺激。面对经济增速下滑的现实，政府无意再出台类似四万亿的强刺激政策。
许多经济学家认为，如果经济进一步收缩，政府依然有必要出手刺激经济。最主要的担忧集中在地方债风险，到2013年6月，全国地方债总计达17.89万亿，虽然占GDP的比重约31%并不算高，但由于地方债与金融系统和房地产泡沫交织在一起，一旦发生大面积违约，可能诱发区域性财政危机，甚至系统性金融风险。
据报道，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于12月9日召开，届时决策层将讨论明年的经济增长目标，并在明年3月的两会正式公布。多数市场分析机构对这一目标的预测，介乎6.8%-7.4%之间。
供过于求使得螺纹钢跌倒每吨3000元以下，“一斤钢材不如一斤白菜价”。（网络图片）
荣也投资，枯也投资
中国的GDP增速从2010年第三季度告别两位数，到2011年四季度下降到9%以下，再到2012年二季度降到8%以下，至今已在7%-8%的区间运行了两年多。如果对GDP的三驾马车——投资、消费和出口进行数据分解，可以看到经济增速下滑的主要原因，是投资增速的显著下滑。
2003年至2011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年均增长25.6%，2012年这一数据下降到20.6%，2013年下降到19.6%，2014年前三季度则进一步下滑到16.1%。投资放缓使得消费对GDP的贡献率相对上升。2013年最终消费对GDP增长贡献率达到50%，仅比投资低4.4%。而2014年上半年最终消费对GDP增长贡献率达到54.4%，超过了投资的贡献率48.5%。
“消费表现平稳，出口也还不错，经济的趋势性下行压力主要来自投资严重下滑。”中国社科院世界政治经济所宏观室主任张斌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进一步分解数据，固定资产投资中近两年增长相对较低的，是第二产业投资。今年前三季度其增长率仅为13.7%，显著低于第三产业的17.4%和第一产业的27.7%。制造业是第二产业投资的大头，占比约80%。
而对上下游产业拉动效应最强的房地产开发投资，今年前三季度仅增长12.5%，房屋新开工面积同比下降9.3%。
换句话说，制造业和房地产的投资下滑，拖累了经济增速。
这对于中国经济来说，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这是人们所希望看到的结果，“大家在责难这几年经济发展方式的时候，其中一个问题就是对投资过度依赖，所以现在就处于去投资依赖的过程。”中国社科院副院长李扬说，“我们不能叶公好龙。”
但另一方面，如果要维持一定的经济增速，在现阶段中国又只能依靠投资。
2009年以来，净出口对GDP增长的贡献率除2010年外均为负值。今年前三季度出口增长5.1%，在全球经济继续低迷的大环境下，出口的疲软还将持续很长一段时期。
消费近年来对GDP的贡献率稳中有升，但幅度平稳。为提振消费，政府近年来采取了取消农业税，加强低收入人群社会保障等一系列措施，但2012年以来，居民消费率占GDP的比例一直维持在34%上下。
城镇化曾被视为消费释放的希望，但近两年人们发现这并不容易。“早期城镇化是投资引领，搞开发区、造城，后来转向人的城镇化，但最近发现这个事情也不那么简单，因为很多农民不愿被市民化，相反很多城里人想要变成农民，想要那块地。下一步城镇化往哪个方向走，现在还不明朗。”李扬说。
“实事求是地说，国家这几年在扩大消费上是下了大力气的。但统计数据告诉我们，提高消费率很难，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国务院参事夏斌2014年9月底在上海发展沙龙上说。
这可能是恶性循环，经济放缓时，我们需要依靠投资刺激经济，但刺激政策导致了低效率重复建设项目的上马，事后变成坏账或者过剩产能，伤害金融系统，对民间投资产生挤压，压低物价，使经济增长潜力进一步下降。“我们到现在还没有走出这个怪圈。”张斌认为。产能过剩压住了价格
央企是产能过剩的第一推手
2014年11月21日，央行两年来首次降息。胡晓炼在财经年会上否认了这是一轮货币宽松的开始，她解释，由于随着物价水平的下降，实际利率水平变高了，降息是为使真实利率保持合理水平，“稳健的货币政策取向目前不会变，但基础货币的投放通过什么渠道会有不同选择，有分析机构说央行‘花样放水’，我希望它能被理解为货币投放更有针对性，更有效率。”
2014年前三季度，居民消费价格CPI同比上涨2.1%，低于2013年的2.6%，更大大低于年初政府工作报告中3.5%的目标。北京大学国发院教授黄益平则把目前物价水平的状态称为“通货收缩”，“价格下行时，人们不愿投资，这一点在中国特别明显，制造业PPI一直在下降，制造业投资很疲软。”他说，“我相信目前中国通货收缩的主因还是过剩产能压制了价格。”
过去34年间，中国固定资产投资年均增长率高达26%，特别是4万亿刺激政策出台后的2009年和2010年，投资对GDP的贡献率分别达到87.6%和52.9%，分别拉动增长8.1个和5.5个百分点。到今天过度投资的结果显现，制造业和房地产成了重灾区。
按照钢铁协会不完全统计，我国粗钢的产能超过10亿吨，但是现在需求量在7亿-8亿吨，供过于求使得螺纹钢跌到每吨3000元以下，“一斤钢材不如一斤白菜价”。夏斌指出，制造业全国各行各业基本上都产能过剩，产能利用率只有70%左右，“生产一吨煤，买不了一瓶高级矿泉水。”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盛来运最近在答记者问时坦承，今年一些大宗原材料的价格持续下滑，主要是供过于求的矛盾过于突出。“在传统领域、传统行业，我们国家的实体经济表现出产能过剩的问题比较突出。这也是为什么在大宗商品价格持续下跌的背景下，整个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PPI）连续负增长。”
而在房地产市场，今年前三季度，全国商品房销售额49227亿元，同比下降8.9%，销售面积同比下降8.6%。9月末，全国商品房待售面积57148万平方米，同比增长28.0%。“房地产市场过去十几年一路凯歌，现在到了真要调整的时候了，根源在于供求关系逆转了。”李扬说。
过度投资、产能过剩与政府和国有经济部门的“预算软约束”不无关系。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部教授冯俏彬等人曾对近年来产能过剩最严重的钢铁、电解铝、船舶、光伏等行业做过专题研究，发现其背后是政府之手通过行政审批、税收减免、信贷支持、财政补贴等方式，扰乱了市场的价格信号，“很多行业的产能过剩其实是体制性的。”她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一位前国资委人士认为，央企是产能过剩的第一推手。“过去十年国资委最大的错误在于鼓励央企盲目扩张，以大量负债投入营造短期繁荣。国资委按营业收入和资产总额排序，不是行业前三名就被淘汰，导致央企拼命扩张，负债率急剧上升到90%多。”他对南方周末记者说，“现在的困难是当年盲目扩张的惩罚。”
同样敢于无限举债投资的，是地方政府。“地方只管借不管还，把中央当最后担保人。”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尹中卿说。对正在推行的地方债自发自还，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院长高培勇直言道，“地方政府发债就没想过要还债。”
重新站在了1978年
“今天我们把精力放在改革释放供给潜力上，可能会避免日本当年在判断和政策上的错误。”
如果说中国经济增长的短期约束主要在于产能过剩，中长期的不利因素则在于更加难以逆转的趋势。
张斌认为，近几年制造业投资下滑在国内市场主要是因为需求不足，“很多工业品的需求收入弹性都低于1了，即居民收入增长10%，对这些产品的需求增长不到10%。”
而在国际市场上，中国制造业面临着成本优势不再的压力。“工资收入增长导致成本上升，这是从工业化到后工业化时期的烦恼。”张斌说。
中国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曹远征也注意到了这一趋势。经济学家们预想中国幅员辽阔，沿海制造业成本上升之后可以迁徙至中西部，但现在发现，中西部居民的收入增长速度要快于东部。“这意味着制造业不会往中西部迁移，而是迁出中国。”他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北京大学国发院名誉院长林毅夫曾坚持，中国经济还有15年年均7.5%的增长潜力，其主要依据是2008年中国的人均收入水平是美国的21%，在同一水平时，日本、新加坡、台湾和韩国都利用后发优势实现了20年7.6%到9.2%的增长速度。
但与林毅夫合著《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一书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蔡昉近日在凤凰财经论坛上提出，若考虑到人口结构变化，中国会有所不同。
蔡昉认为，东亚国家的后发优势其实更多体现在人口红利上，比如日本在1975年之前的人口结构是完全按照有利于经济增长的方向变，劳动年龄人口增长，人口抚养比下降，因此可以保持9%以上的增长速度20年。此后日本劳动年龄人口停止增长，人口抚养比稳定了20年，经济增速在3.5%到4%之间。1990年之后，日本的人口抚养比迅速提高，日本政府用各种政策刺激经济，但难以挽回泡沫经济的破灭，开始失去的20年。
而中国的人口结构变化曲线比日本更陡峭。2012年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停止增长后，人口抚养比开始迅速上升，没有过渡过程，“当你把中国人口结构的转折点和其他经济体做比较时，就不会得出现在是人家的50年代、60年代或者70年代的结论。我们要大大靠后，当前我们相当于日本的1990年，韩国的今天。”蔡昉说，“今天我们把精力放在改革释放供给潜力上，可能会避免日本当年在判断和政策上的错误。”
“无论如何，中国经济过去35年的增长模式到头了，我们重新站在了1978年，一切都要变。”国家发改委学术委员会秘书长张燕生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