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计划的落马，因其绝对中枢地位，只能说是一场反腐的开始，而非结束。（图：Reuters/看中国配图）
【看中国2014年12月27日讯】令计划的倒台，是习王用文火慢炖了两年多的结果。从揭露出来的腐败事实来看，这个家族毕竟只是附于“革命家族”骥尾，鼎盛时期也就五六年左右，腐败数额并不算“出类拔萃”，加上令计划十八大前仕途受挫，目前虽有“副国级”之尊，但也就占一闲职罢了。为什么还要被当作“大老虎”狠揍？
对习近平接掌大位后的政治攻略做一全盘分析，拿掉令计划这一举措就很好理解。
令计划罪在其曾掌控“隐性权力”
习近平的政治攻略战，是变集体领导的寡头政治为一人专断，所谓“小组政治”只是一个过渡手段。这些，我在为VOA写的数篇博文里都提到过。
近两年有关令计划命运的分析，几乎都将其子令谷那场“法拉利车祸”当作其命运转折点，认为因那场车祸，令计划不得不与周永康结盟，因而叛主并得罪今上。只有罗昌平的文章《令计划与秘书长的权力场》道出了令倒台的最深层原因。
罗昌平这篇文章，对中共政治中的秘书现象之剖析，话语不多，却很精当，值得一读。其中对秘书权力来源的分析，近年也有类似文章分析过，例如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即中共一号大秘，“隐性权力之大，可比中央政治局常委”；“因为秘书处于行权者与受权者之间的关口，是接近‘权力核心’的必经通道”，作为一种隐性权力，“在半透明政体中拥有更大的运行空间。这实际是让潜规则代替法治，从而形成次级秩序”。
但罗文有些分析却是至今为止有关令计划的信息中的“独家”。为何令计划会成为“第一个涉嫌贪腐被查的中办主任”？罗昌平给出了线索，即令计划利用自己的影响力组成了一个无形有影的秘书帮。“秘书的工作方式之一是与对方官员的秘书交往，这使得身处不同权脉中的秘书可以并网运行，由此结成同盟甚至部落”，“比如，铁老大刘志军的合伙人丁书苗，在2010年初（经查证，是1月30日）举办了首都秘书界新春联谊会，四百多名中央及地方秘书界领导及部长等出席。这是触及雷区的冒险之举，亦是他们双双案发的引线之一。而山西省委常委班子的大面积落马，也是这一故事的延续，共同指向同一中枢——前任中办主任令计划。”
一场后劲无穷的“首都秘书界新春联谊会”
这次“首都秘书界新春联谊会”对刘志军的影响，已经有人约略写过，但不如罗昌平看得透。罗昌平的判断自有事实依据。2010年初是什么时候？正是中共十八大权力交接前夕，被确定为储君的习近平大位正受到严重挑战。地方诸侯有薄熙来的“重庆模式”，北京机枢之地有来自各政治利益集团的压力，不少人都等着这位储君“犯错误”。2008年京奥会虽然只出了一件鼓楼杀外国人案，大体上算是在公安部“六张网无间隙覆盖”下“平安无事”，但一场彰显国力的喜庆盛会被办成“军管状态”却颇遭诟病。按常规，2009年9月中共十七届四中全会上，习近平应该被选为中央军委副主席，以完成下届最高领导人的必要过渡，但习近平在压力下不得不写信给胡锦涛，以“中央工作经验不足”为由，请求不予提拔，胡锦涛与全国人大委员长吴邦国及总理温家宝协商后，一致同意习近平这一请求。
其时，令计划这只“股票”行情看涨，许多人预测他将进入十八届中央政治局任常委。令计划本身无地方任督抚一职经历，也无政治人脉，他建的“山西帮”毕竟只是个以地缘为纽带的非制度性帮派，因此，“山西帮”的财神丁书苗出资举办“首都秘书界新春联谊会”，出面为令计划构筑政治班底。这类动作，对于当时处在权力争斗旋涡中心的几个主要人物来说，都如“寒天饮冰水，点滴在心头”。偏巧天不佑令狐家族，2012年3月18日，即薄熙来被撤职关押的第三天，令计划之子令谷出了那场给家族命运带来毁灭性打击的车祸。以后的中南海棋局完全打乱，不仅传说中要入常的李源潮彻底出局，就连令计划也未能进入政治局。
习王反腐共有三个战场
中国2014年的反腐特点可以概括为：规模大、规格高、重建个人专断的新权力格局（北京宣传为“顶层设计”）。但这并非习近平个人禀赋所决定的，而是中共极权体制的政治逻辑决定的。
从国际共运的历史来看，列宁、斯大林建立的共产极权统治只适合擅长集权的领导者掌管。如果被“选”的领导者能力平平，如胡锦涛，那么统治机器的顶层权力就会分散到这架“机器”各系统的次级领导者手中，比如军队（徐、郭）、情报、警察（曾庆红、周永康）、中央办公厅（令计划）等要害部门，结果是这些部门的负责人在运转着这架庞大的国家机器，并将自己掌管的系统建成一个有相对独立利益的利益集团，形成“多龙治水”的寡头政治。这一格局发韧于江朱统治末期，成长壮大于胡锦涛统治的十年。一些具有政治眼光的“红二代”，正是看到了“红色江山”变成了军、情、秘书帮的天下，整个国家沦为平民出身的贪官污吏鲸吞的鱼肉（自家同门的蚕食则被他们视为可包容的），危机深伏，才公开批评胡锦涛无所作为，“抱着定时炸弹击鼓传花”。
习近平的强力反腐有清晰的目标，每一步都以打击上述三个利益集团为主，间或也有针对其他利益集团的动作，比如今年2月间广州《时代周报》针对三峡集团背后“个别退休老领导”（李鹏）的报导，但这只是敲山震虎，让这些“红色家族”中大老虎老实一些，并未将他们列在近期要办的“反腐菜单”上。
“反腐菜单”上还有谁？
回溯习王反腐，在舆论上都有迹可寻。如果说周永康及其背后支持者是利用英文媒体放风，将某个家族、某一系列家族群体信息的腐败揭示于世，习王则是利用国内媒体财新网等，以及香港某些媒体如《亚洲周刊》等放风。
在令政策与“山西帮”今年7月被清理之前，国内媒体其实有明确的政治信号。4月25日，中国社科院法治国情调研室主任田禾接受记者专访，认为中国“目前个别秘书干政问题比较严重”，她列举的秘书干政现象当中：最严重的是“与官员结成利益共同体……利用手中海量资源和公权力、话语权，为个人谋利”等。这一文章被国内媒体广为转载，因为当时曾任周永康秘书的四大高官，如海南省副省长冀文林、四川省文联主席郭永祥、中石油股份副总裁李华林和四川省政协主席李崇禧均被查，因此，读者多未联想到“中共第一秘”令计划身上。
如果要对习近平2014年反腐做一评价，只能说，为了让制度赋予党的最高领导人的权力名实归一，结束胡锦涛时期形成的“虚君”状态，习近平以反腐为手段、行集权之实，符合这个统治机器本身的逻辑。但因为中国的腐败源于制度，这种选择性反腐并不能解决腐败的根源。现在大家都知道习近平可能成为“习泽东”，但却忽视了中共权力体制的内在逻辑只有以下两种，不是“多龙治水”的寡头独裁政治，就是权力集于最高领导一人之手的个人独裁。前者是多个利益集团共同瓜分民脂民膏，后者是某一利益集团独大。
我同意罗昌平的判断：“至于令计划的落马，因其绝对中枢地位，只能说是一场反腐的开始，而非结束”，近期海外媒体上关于令计划的报道还带出了另一位团派出身的政治局委员，反腐菜单上还有谁，各位看官静候消息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