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国2015年01月05日讯】近三十年来，深圳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一直是中国对外的一个重要窗口。2014年12月29日的汽车限购，作为一个重要标志，说明中国加快了闭关锁国的步伐。从1978年开始实施改革开放到本次限购，中国用36年完成一个循环。中国从逐渐开门再到逐渐关门的过程，也是经济从复苏再度走向崩溃的过程。
改革是开放的前提。1949年后，中国大陆逐渐开始实施闭关锁国的政策，人们关起门来自己折腾自己。虽然中国的地理形态没有改变，海岸线还那么长，但是中国社会与世界隔离，中国人不知道世界什么样子。在折腾将近30年后，中国经济全面崩溃，新成长起来的青年普遍失业。城市青年开始拒绝上山下乡，农村青年也大都无事可做，整个社会越来越动荡。为了保住既得利益，中国政府被迫实施改革开放。
所谓改革，就是改变过去压抑社会自身经济运转的模式，让年轻人有事做，人们有饱饭吃。开放则是开始遵守美欧日等发达国家的规则，建立与这些国家的经济关系。在符合外界行为预期的情况下，通过让西方人进入中国，引进西方先进知识和技术，增加就业机会，提高经济运转程度。所以，中国政府的既得利益集团为了能够获得更好的物质享受，开始部分向西方国家交权。
深圳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主要窗口。为了加快改革开放的步伐，中国政府设立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4个经济特区，以吸引港澳台资金，并且积极加快出口。1979年开始筹划建立出口特区，1980年全国人大常委会正式批准设立经济特区。深圳作为特区之一，从一片农田上开始建设。1981年3月，深圳升级为与广州市同级的副省级市，经济迅速发展，越来越多的高楼拔地而起，开发区也快速建设，吸引以港资为主的外资进入大陆。
与此同时，深圳的商业也逐渐形成规模，开发出世界之窗和锦绣中华等微缩景区做为旅游景点。以年轻人为主的群体从四面八方汇集到深圳，积极投身深圳发展建设。深圳在4个经济特区中脱颖而出，在其它三个特区相对较弱的背景下，成为中国改革开放标杆城市。在中国的北上广深一线城市中，只有深圳是新兴城市。
当初改革的本意是政治改革。深圳作为改革开放的主要窗口，从建设之初就实施与其它地区不同的政治机制。在改革开放初期，全国的观念是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也就是单一的政治计划体制，实施集权的管理模式，国企普遍实施贫困式的平均收入之和大锅饭。胡耀邦是早期深圳发展的主要推动者，支持深圳打破当时全国政治体制，建立灵活进取的规则体制。这种规则体制在当时被认为属于资本主义的苗。
虽然深圳模式只是共产体制下的一个改良，但是已经与共产体制有了很大的差别。当时，胡耀邦希望通过深圳样板，将政治体制改革推广到全国各地，进而推动中央的政治改革。在深圳体制的支持下，深圳建设者的热情被充分调动起来，整个深圳展现出对于中国民众来说不可思议的活力。深圳喊出“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口号，创造出深圳速度，对整个中国文化都形成强大冲击。
另外，深圳曾有计划发行深圳特区货币，后来因诸多原因而搁置。货币发行代表着最为大胆的政治变革态度，反映深圳经济特区的体制特点。深圳体制创造出来的活力，与中国其它地区的死气沉沉，形成鲜明的对比。
中国利益集团将改革的内容圈定在经济之内。虽然改革的实质内容是政治改革，但是中国政府利益集团对政治改革充满恐惧，担心自己的既得利益受到损害。所以，邓小平开始将特区定义为出口特区，但是这个命名的自利目的太露骨，后改成经济特区，通过这样的方式表现出政治和经济相分离。
短期内，即使只强调经济，深圳的特区性质也给周边造成重大的冲击。为了防止特区对周边的地区的影响，中国政府开始对特区实施隔离。1983年12月，中国政府以维护经济特区秩序为由，沿特区管理线架设铁丝网，将深圳市一分为二，并在进出特区的交通要道设立深圳经济特区检查站。
这种检查站需要检查边防证，既控制特区范围向外扩张，也防止人口大量进入特区。东德建立柏林墙的目的是控制东德人民逃向西德，防止西德的影响力扩散到东德。当时经济特区架设铁丝网，让一般人不能随意进入特区，也是类似的模式。这种态度表明，这些特区并不是所谓的经济特区，而主要是政治特区，试图将特区建设为中国共产经济和港澳台自由经济的中间地带。
在胡耀邦因为资产阶级自由化而下台后，他主推的政治改革在中国政府内部急剧减缓。不过，社会中的学生群体积极要求打破中国政府既得利益系统，也就是推动政治改革。到1980年代末，中国核心利益集团动用武力和宣传，对这样的要求实行镇压，改革的方向停止，中国政府重新开始实施封闭政策。
在改革逆转后，经济规模持续扩大。从1990年代开始，中国政府开始急剧转向，以巩固自身既得利益为主。同时，开始血腥的血汗工厂政策，将大量农村劳动力驱赶到沿海地区做廉价奴工。另外，随着内地国企大范围倒闭，大量技能型劳动力也涌向沿海地区。中国政府通过人民币贬值和成本极低的奴工，吸引为了利润而毫无人性的企业入驻。
在1980-1990年代早期，一些美资企业进入大陆，给大陆的员工开出2000元人民币以上的工资（包括适当的加班）。这个工资超出当地政府工作人员的数倍，导致当地政府要求美资企业降工资，防止政府人员全都跑到美资企业。
到1990年代中后期血汗工厂普及后，港台企业全面进入大陆，以每月400-500元人民币，工作29-30天，每天12-16个小时的工作，以及极为恶劣的居住和饮食条件，大量生产中低端产品，以极低的成本挤垮任何高工资、福利较好的企业。与此同时中国廉价产品开始涌向世界，挤垮欧美日港台等成本较高的相关产品生产。
在源源不断的廉价奴工供应下，中国血汗工厂生产的产品越多，世界上被挤垮的非血汗工厂也越多，进一步加速中国血汗工厂的扩张。深圳作为血汗工厂的主要出口地，在血汗工厂的支持下，经济规模也持续扩大。深圳在新的环境下，成为中国经济的新窗口和血汗工厂的主要代表地区。
血汗工厂与早期改革的经济形态具有关键的不同。在早期改革中，参与到经济建设中的人们，大多数都在积极利用自己的进取活力，通过努力工作和持续提高自身的综合知识和技能，创造出更多的个人财富。社会处于流动状态，尤其社会财富快速流动。拥有更高知识和技术水平、更有冒险精神的人群，能够得到更快的成长。随着中国进入血汗工厂经济，人们越来越希望依赖对血汗奴工的剥削赚钱。既得利益集团持续巩固自身的利益地位，通过垄断各种税费、各种政府铁公基和一般开支、金融系统、房地产、水电油气等民众必需品的方式赚钱。同时，血汗工厂通过压榨环境和人力，挤垮了大多数其它类型企业。血汗工厂老板同样依赖中国政府体制，属于中国政府体制的利益延伸。
在这样的环境下，人们赚钱的方式已经显著不同，体制内的掌权者赚大钱，血汗工厂老板获得小利。获利的人群不需要发展强化自身的综合知识技能，不需要积极进取和冒险；而需要跟随体制的利益目标，通过各种方式榨取民众的血汗，才能获得相应的收益和地位。（待续）
(供稿单位：中国经济文化研究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