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江苏吴县出了几位名医，最有名的是叶天士和薛雪。乾隆年间，苏州流行大瘟疫，官府设立医局，规定名医轮流义诊。这天，医局来了一名更夫，全身浮肿，皮肤肿成了黄白色。薛雪给他诊脉后挥手说：“病很重，没法治了，回去吧。”更夫出了大门正好碰上叶天士。叶说：“这不是更夫吗？看你这病是由于烧蚊香中毒引起的，你跟我进来吧！”进了医局，叶天士给他开了两剂药说：“不用害怕，吃了这两剂药就会好的。”薛雪在一边恰恰听到看到了这一切，认为叶天士是有意给他难堪，心中又恼又恨，回家后就把自己的书房改名为“扫叶庄”。叶天士听说后也非常生气，就把自己的书房改为“踏雪斋”，从此两人形同陌路。
后来，叶天士的母亲得了伤寒，叶天士小心翼翼地开了处方，可母亲的病不见好转。这事传到薛雪那里，薛笑笑说：“这种病要是放在别的病人身上，叶天士早就用白虎汤了，而在自己的母亲身上就没办法了。”薛的一个弟子插话说：“白虎汤性重，他是怕老人受不了。”薛说：“她这病有里热，正是白虎汤症，药性虽重，非用不可。”这些话传到叶天士那里，叶很佩服薛雪的见解。他确实想到了白虎汤，也确实是担心母亲年高承受不了，还是给母亲用了白虎汤，果然药到病除。这件事教育了叶天士，觉得名医更应心胸宽阔，互相学习，就主动登门拜访薛雪，两人重归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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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个故事我们还可以看出一个问题，对待亲人的“病”，人们总是下不了“猛药”，也就是“太熟悉了下不了手”，这和外科医生不敢为亲人动手术、奔丧的人不敢自己开车是同个道理。因为亲情和道义，感情色彩浓重，使人们对待亲人总是有种顾忌和顾虑，也因担忧和悲伤引发心理障碍。明、清两朝规定：“文官不带父，武官不带母，本地人不做本地官。”之所以规定文官不带父亲赴任，因文官儒质，生怕办大案时严父徇私责难；武官不带母亲赴任，生怕出征时慈母泣泪，影响儿子杀敌之威；至于本地人不在本地当官，无非担心其夹私误政。这就是封建社会的回避制度。
中国是实行回避制度最早的国家，当奴隶社会的“家族生意”结束后，西汉开始实行任官回避制度，当时要求回避的对象主要是皇亲和外戚，其出发点是防止皇亲国戚对皇权的觊觎。到了东汉桓帝时期，中国第一个关于任官回避的成文法规“三互法”正式出台，回避制度已经不限于皇亲国戚，而是包括所有官员，就是“婚姻之家”和“两州之士”不得“对相监临”，即亲戚回避制度，包括婚姻关系。有亲戚关系的人，不能在同地或同部门做官。东汉官吏史弼本应出任山阳太守，但他的妻子娘家恰好在山阳辖内，于是史弼上书自陈应回避，被调任为平原相。
直到隋朝实现统一，官员回避制度才日趋完善。隋朝的地区回避制度，就是规定县一级官员不能用本地人。唐朝将这一制度进一步发展，明清时期的回避制度更加严格。明朝规定“南人官北，北人官南”，只要想做官，就只能穿越半个中国。清朝法律略有缓和，只规定不得本省为官。后来改革为一旦为官，便要拿着身份证明，到捷径五百里之外的地方上任，称为“避籍”。碣石人曾逢年想在碣石当总兵照顾母亲，不知使了什么手段买通上司，又命人在卫城外挖一条大水沟，约丈余，然后上奏朝廷“臣本家与碣石卫城，有隔河千里之远”云云，骗取了朝廷的信任满足了心愿。
隋朝还发展出职务回避制度：官员任期三年，不许连任。
唐朝有高级官员子弟回避制度，它首先规定，高官子弟年纪太轻的，不能做县官这样的基层官员。五品以上高官的子弟，只能做京官，目的是在京城便于控制。亲戚回避制度到了宋朝更加严格。宋初明确规定，皇亲可以授予虚衔，享受待遇，但一律不准掌握实权，外戚也然。后来有所改变，主要是亲戚关系较远的皇亲，可以任低级官员。破例的是南宋的赵汝愚当了宰相，这是两宋特例。然而，此例一开，犹如决口的黄河水，便刹不住了。之后，外戚也开始担任高官，例如韩侂胄等，这些外戚高官加速了南宋的灭亡。某种程度上说，是违背了亲戚回避“祖制”的结果。
回避制度还有科举回避、诉讼回避。为了保证科举的公正性，唐开元起，凡与考官沾亲带故的考生，都必须回避他，另行考试。到了宋朝，“钟鼎之家”的子弟们在科举考试后，必须再加试一场，以示公允。诉讼回避在古代称为“换推制”，首见于《唐六典》：“凡鞠狱管与被鞠狱人有亲属仇嫌者，皆听更之”。其中的亲，指负责办案的官员与被告有五服内之亲，大功以上姻亲，或者是被告授业师长。而发展到宋代，诉讼回避的范围更广，规定更细。法官与被告为科考的同年、同门、同科目关系的；审判官本身就是被告人，或被告人上司的；涉及上下级关系隶属的；甚至同一案件的初审二审法官有“亲属仇嫌”关系的，都必须回避。南宋法律对于有应回避情形而不回避的，还要科以“杖一百”的处罚。从宋朝的回避制度看，包公斩侄的情况是不容许发生的，因为叔叔审判侄子违反了法律，是要受到法律制裁的。这种“大义灭亲”只是戏剧的“戏说”而已。
回避制度还体现在保证监察职能的公正实现上。北魏时明确规定，士族子弟不得任监察官。隋朝规定中央大员的亲属，不得担任监察官和谏官。言官与谏官因职责所在，难免会对朝廷施政进行弹劾。如果出现卑亲属弹劾尊亲属的情形，必然与礼不合。唐代宰相杜佑之子杜从郁被任命为谏官左拾遗。便由于遭到反对而改任他职。宋代规定，凡宰相所推荐为官的人，以及宰相的亲戚、子弟、属官，都不得充任监察官。明代在唐宋的基础上进一步规定。“大臣之族不得任科道”，并令巡回监察官回避原籍，或曾任官、寓居处所等地，以防亲朋故旧干扰监察。在监察过程中，若案件牵涉仇嫌，主管监察官亦应提出回避；否则，因此而致案件枉违者，加重处罚。清代规定，现任京官三品以上及外省督抚子弟不得考选科道，本籍和亲属也是监察官领受使命时必须回避者。
此外，对部分特殊身份的人如盐商人员，亦有回避之规定：不准他们入选户部司员；如祖孙、父子、嫡亲伯叔、兄弟中有盐商者，其相关的亲属不得在户部为官；如堂兄弟以下远近宗族，即使无运本股份投入，但与盐商系同宗同族，也应引为嫌疑而回避。户部掌全国钱粮、土地及税收等。盐业为国家财税之源，亦在户部的掌握之列。避盐商子弟在户部为官，是防止其亲属徇私舞弊，防患于未然。
一个地区，一个系统、一个部门，如果是亲朋好友扎堆形成了“家族公司”，必定会产生结党营私、徇私舞弊的顽症，第一把手就是守身如玉，也无法阻止手下的亲属、同学、乡党们的为非作歹，想“执金吾”也投鼠忌器，无论从感情上还是情理上都下不了手。所以，回避制度就是防治徇私舞弊这种顽症的白虎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