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师范大学校门，习近平2014年9月9日到北师大参观访问（美国之音张楠拍摄）
【看中国2015年02月12日讯】中国教育部长袁贵仁1月底高声强调，高等学校要将意识形态控制当作当务之急。这番言论在中国国内外引起普遍的注意，在中国国内则引起激烈的争议和批评。
尽管中国官方媒体对有关的争议报道尽力低调，即使是有报道，也只是尽量报道力挺袁贵仁的一面之词，但官方权威通讯机构新华网几天前的一则报道还是透露出有关争议不是茶杯里的风波，而是真争议。那则报道的头一句说：
“近期，教育部部长袁贵仁火了，因为‘西方教材引进’的一番讲话上了头条。不过，这件事有点儿耐人寻味。”
袁贵仁究竟是何意
中国官方至少现在立场依然是“改革开放”，要“学习和吸收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作为中国的教育部长，袁贵仁1月底发出的言论是：
“绝不能让传播西方价值观念的教材进入我们的课堂；决不允许各种攻击诽谤党的领导、抹黑社会主义的言论在大学课堂出现；决不允许各种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言论在大学课堂蔓延；决不允许教师在课堂上发牢骚、泄怨气，把各种不良情绪传导给学生。”
袁贵仁作这番惊人之言一发出，立即在中国引起一片惊讶，还引起不少中国人的哀叹——现代科学思想也可以说是西方价值观的一部分，今后中国高校该怎么办？要把现代科学也禁掉吗？
中国工人权利活动家、在北京高校担任兼职讲师的严元章说，就中国教育而言，从基本的数学、几何学概念的定义，到文史哲、经济学等人文学科、社会科学的基本概念，到所有的科学理论几乎都浸润着西方价值观；然而，袁贵仁部长对这一切基本事实似乎全然无知。
严元章说：“教育部长说这个话反映了他没受过教育，没有教育思想，完全是一种政客的行为。他这种语言甚至还比不上政客，而像一个打手。这实在是一种悲哀。你听他讲话，简直没有受过什么教育。这种人怎么领导教育？”
博弈与假博弈
袁贵仁有关西方价值观和高校应当如何把好政治关的讲话被众多中外观察家认为是太“雷人”，太离谱。他的讲话一发表，立即受到一串质疑。
众多的质疑包括：中共依然表示坚决信奉的共产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显然来自西方，如何清晰划出“西方价值”和“中国价值”的分界线？如何区别抹黑与诽谤与讲历史经验？如何判定以及由谁判定所谓的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言论？如何定义发牢骚、泄怨气？
面对来自社会上的强烈质疑，官方媒体坚持说对袁贵仁的这种质疑是“故意通过混淆‘西方价值观念’这个本来有明确而又具体含义的概念等手段来故意曲解、歪解甚至攻击”。但官方媒体始终没有回答批评者提出的一系列问题。
从许多角度来看，袁贵仁引起争议的那番话太令人匪夷所思，以至于一些中国问题观察家禁不住猜测，袁贵仁的言论或许是中国教育界的保守派势力跟大力推行反腐败运动的中共总书记习近平领导班子进行的一场博弈的一部分。
北京中国学中心(The Beijing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的教务长墨儒思(Russell Leigh Moses)就是一位持有这种“博弈论”的观察家。
墨儒思2月5日在《华尔街日报》网站发表博文，认为中国官方先前已经发出信号，要在教育界展开反腐运动，而中国高校在基本建设和招生方面是贪污舞弊的重灾区，于是，在教育界利用权力贪污受贿的中共保守派便发动意识形态论战攻势，以转移视线，扭转反腐败运动的方向，保障自己的平安与既得利益。
但是，在中国评论家田奇庄看来，当今中国教育界官场，或者说当今中国整个官场整体利益是一致的，因此并不存在这样的一个博弈。他说：
“我觉得的现在基本上所有掌握权力的人，包括教育系统，包括基层地方政府，他们是极力维护权利，维护所谓的稳定，维护所谓的官方的意识形态，维护过去的一些极左的观念。他们一方面要反腐，一方面要维护政权。他们的反腐，抓的都是极其个别的人，没有对腐败的势力，腐败的根基作出比较有效的措施，远远没有开始采取所谓的让腐败分子不敢腐、不能腐的措施。”
田奇庄还指出，从中国的大环境和历史来看，袁贵仁所发表的在许多中国人听起来“左”得刺耳、在许多外国人听来莫名其妙的言论，以及官方媒体随后发表的力挺袁贵仁的那些“左”的言论都是其来有自，毫不奇怪的：
“这么多年来，自从共产党执政以后，就形成了一种‘宁左勿右’的惯性，维护权力。在维护权力，维护统治方面是‘宁左勿右’。在中国官场上的人多年来都有一个深刻的体会，这就是，左的人最终得到好处，谁要是站在民众立场上谁就要倒霉。”
“拔钉子”一语惊人
假如说，袁贵仁部长的讲话令许多中国人担心中国当局在开历史倒车，那么，中国官方媒体随后发表的中国社科院国家文化安全与意识形态建设研究中心副主任兼秘书长朱继东力挺袁贵仁的文章则让许多批评者感到中国历史又倒退了50年或60年，倒退到1966年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时期，或倒退到1957年“反右运动”时期。
批评者认为，朱继东文章所提出的“抓好高校意识形态工作要敢于拔钉子”的说法令人不寒而栗。北京高校兼职讲师严元章说：“要我说，（‘拔钉子’的说法）这是‘文革’前五十天的语言。当时主持‘文革’的是刘少奇，邓小平。尤其是刘少奇公开说，那就是另一场‘反右’运动。用现在的语言说就是‘反右’升级版。他打击的就是知识分子。五十多天里，在北京地区大中小学教师被打倒了上千。学生上万。”
严元章说，无论是刘少奇还是毛泽东都喜欢拿知识分子开刀；现在中国还有人喜欢这么做，令人有一种不知今夕是何年的感觉：
“要说‘拔钉子’，就我所知，中国几乎所有的懂知识、懂文化的人都是‘钉子’。提出批评意见的人就是钉子，就是要拔掉吗？这是哪里来的道理呢？ 哪条法律有这样的规定？你不是高喊‘依法治国’吗？到底要是以什么治国呢？”
与此同时，在评论家田奇庄看来，
“许许多多这样的人掌握了各级权力之后，他们所做的事情就是维护权力，生怕有人质疑他们权力的合法性、正当性。在有人传播了社会大众认同的普世价值观之后，他们就坐立不安，生怕他们的真实面目给暴露出来，所以就要千方百计打压，以此来维护他们为所欲为的权力。”
争议走向诡异
眼下，由袁贵仁的讲话所引发的争议还在继续。
天津南开大学校长龚克2月9日做客中共官方的人民网，表示“最近我在网上看有人讲要全面清理、纯洁、整顿教师队伍，这个我不能同意，这是1957年的思维或者1966年的思维。”
人民网的报道说：“南开大学校长龚克今天（2月9日）在人民网访谈时表示，我们在加强意识形态工作时不能走到另外一个极端上去，不能重蹈历史上对待知识分子的‘左’的错误。”
龚克的这番话被许多中国公众认为是难得的大胆直言，是当今中国所需要的大实话。但中国的新浪微博转载龚克上述讲话的链接失效。
现在外界还不清楚这种链接失效是技术故障还是官方言论控制的一部分，也不清楚中国有关高校意识形态问题的两种声音到底哪个将占上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