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已经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


【看中国2015年03月09日讯】中国国家统计局日发布的数据显示,按照“全年人民币平均汇率1美元兑6.1428元人民币”的标准换算可知,2014年,中国人均GDP已上升至7575美元。这在世界银行划定的标准中处于中等偏上位置,但离12600美元左右的高收入标准还有很大距离,显示中国所处的发展阶段仍没有变化。

仅从发展阶段上分析,纵观世界各国的发展历程和发展阶段,中国恰巧进入到人均GDP3000美元以上和1万美元以下的中等收入国家陷阱发展阶段。

中国是否已经陷入中等国家收入陷阱了呢?但至少中国经济已经显示出很多不妙的迹象。

世界银行《东亚经济发展报告(2006)》提出了“中等收入陷阱”(Middle IncomeTrap)的概念,基本涵义是指:鲜有中等收入的经济体成功地跻身为高收入国家,这些国家往往陷入了经济增长的停滞期,既无法在工资方面与低收入国家竞争,又无法在尖端技术研制方面与富裕国家竞争。

一个经济体从中等收入向高收入迈进的过程中,既不能重复又难以摆脱以往由低收入进入中等收入的发展模式,很容易出现经济增长的停滞和徘徊,人均国民收入难以突破1万美元。进入这个时期,经济快速发展积累的矛盾集中爆发,原有的增长机制和发展模式无法有效应对由此形成的系统性风险,经济增长容易出现大幅波动或陷入停滞。大部分国家则长期在中等收入阶段徘徊,迟迟不能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

在这个阶段一些国家成功避开中等收入陷阱,欧美自不必说,亚洲的日本、韩国、新加坡等都是成功走出中等收入陷阱国家的例子。但是,也有许多国家落入中等收入国家陷阱自今不能自拔,亚洲和南美国家居多。亚洲的菲律宾、泰国,南美洲的巴西、阿根廷以及墨西哥等至今仍在“陷阱”里苦苦挣扎。

在上世纪末期,阿根廷一样达到了发达国家的人均收入水平,但是本世纪初期的比索危机,使得阿根廷的人均收入剧烈地下降,再次成为发展中国家(从大约 10000美元倒退到2000美元);外在的变化是汇率,内在的原因是阿根廷的体制和经济效率不足以支撑货币局制度,最终,货币局制度崩溃,阿根廷再次回到原处(发展中国家)。

像墨西哥、智利、马来西亚以及东亚和东南亚一些国家等,在20世纪70年代均进入了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但直到2007年,这些国家仍然挣扎在人均GDP3000至5000美元的发展阶段,并且见不到增长的动力和希望。

在未来20~25年里,中国的城镇化将进入到加速发展阶段的后半段(城镇化从50%提升到70%),在这段时间里,中国将面临着进入高收入国家还是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历史性拐点。

一些国家跌入中等收入陷阱的特征是,经济徘徊在人均GDP1万美元以下,很难突破1万美元。同时包括经济增长回落或停滞、贫富分化、腐败多发、过度城市化、社会公共服务短缺、就业困难、信仰缺失、金融体系脆弱等。这些情况在中国内地不同程度的已经有所表现。

相关数据显示,2015 年1月份,金融机构新增贷款1.47万亿,同比多增2899亿元。但M2(广义货币)增长10.8%,数据显示这是1986年12月以来的新低。

著名经济学者如松表示,这虽然与统计口径有关,但反映了经济活跃度下降、货币乘数降低,说白了,就是市场不再创造信用,是资本投资收益率过低的结果。另一方面,人民币汇率持续承受压力,也就是说,央行继续释放货币,货币的信用在下降,当货币更倾向于换取外汇,而不是投入到工业生产或购买资产,这就是货币信用不断下降的道路。

如松说,实际上这样的情形在2014年就已经出现,虽然2014年央行用金融创新的方式往市场注入了大约2万亿基础货币,但2014年M2增长率仅有12.2%,也 就是说基础货币在膨胀,但M2代表的信用膨胀速度在下降。到2015年1月,存款增长速度是正常的,可是,M2的增长速度不正常,市场的信用膨胀速度脱离 了货币的增长速度。这是一种本币贬值的信号。说明经济效率已经不足以支撑现在的汇率。

另外一个迹象是凶猛的破产潮,BWCHINESE中文网之前曾报道称,中国将再爆发新一轮破产潮。据2014年10月份的统计数据,东莞大型工厂破产的有十多家,其中多为代工企业。业内人士估计,春节前东莞至少还有上百家大型工厂倒闭或停产。

与此同时,一些知名外资企业,如松下、日本大金、夏普、TDK等均计划进一步推进制造基地回迁日本本土。优衣库、耐克、富士康、船井电机、歌乐、三星等世界知名企业则纷纷在东南亚和印度开设新厂,加快了撤离中国的步伐。

如松表示,这些破产行为已经遍布房地产、养殖业种植业和制造业,这说明现在的经济效率已经不足以支撑现在的汇率,唯有货币贬值一条路可走。

这些都往往成为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的信号。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汪玉凯表示,从7300美元到10000美元还有2700美元这样的差距,而且财富分配不平均,相当多数人占有社会财富。就城市1.6亿农民工来讲,他们达到7300美元还有相当的距离。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没有一定经济增长速度的话,你想达到人均一万美元的高收入,还是相当困难的,这是第一个。

汪玉凯中国现在还没有脱离中等收入陷阱这样的危险。南美洲国家,收入到了这个阶段以后,搞不好经济增长越来越低,政府没有能力提供保障,就引发社会骚动、社会动荡。就是说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收入分配相当的合理,才能够解决就业,避免大量的失业。要找出平衡点,这个中等收入陷阱才能度过,中国正在这个过程中。

中国要避开“陷阱”的唯一出路在于深化改革。对政治经济社会体制进行全面改革是绕不开的道路,针对避开中等收入陷阱最重要的是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而如何避免中等国家收入陷阱将考验着中国管理层的智慧。

如松表示,一个国家越过中等收入陷阱的典型信号是在这一过程中资本投资收益率持续保持在合理的水平,本币信用可以实现稳定。做到这一点的根本因素是体制可以支撑经济效率稳定在正常的水平,也就稳定了本币的信用水平。

人民币基本执行盯住美元的汇率政策,这已经持续了大约20年。如松说,盯住的汇率政策能暂时压制通胀,但如果让盯住的汇率政策发挥效力并持续下去,需要的是体制的竞争力,需要有足够的经济竞争力。

如松说,在货币局制度之下,对于政府提出很高的要求:

第一,因为政府的收入严格依托于经济增长,没有了铸币税和隐性税赋的收入,就要求政府必须根除腐败、精简机构,提升国家的管理效率,也就是提升财政支出的效率;

澳大利亚国际事务研究所执行理事梅丽莎泰勒表示,中国当务之急是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这就需要建立良好的治理体以及法律规则,所以反腐败非常重要。最关键的是建立新机制预防腐败行为,并规范人们的观念使之逐渐适应新常态(不想腐败)。反腐败应该是引导人们改变心态以支持公开透明的治理。

第二,财政支出必须向困难人群倾斜,具有抑制贫富差距扩大化的作用,这是上世纪80年代里根政府增加社保投入并对穷人加大救助的原因。

严重的分配不公、贫富悬殊是跌入中等收入陷阱的第一因素。本来经济积累到一阶段后,比如:人均GDP达到6000美元至1万美元后,给经济积蓄的发展后劲 应该更大,因为居民收入增加,消费能力强。但是,由于出现了严重的贫富差距,使得经济发展财富都集中到少数人手里,而这些极富者们各种消费品已经应有尽 有,消费倾向非常之低。而消费倾向高的普通百姓由于收入增长缓慢,经济生活负担重,有消费倾向,但却没有消费能力。贫富差距过大从根本上抑制了经济发展。

2013年新科经济学诺奖得主罗伯特•希勒(Robert Shiller)说:“经济发展的基本动力,来自于人们可以平等地拥有财富。”

第三,还需要降低企业税负。因为在货币局制度之下,任何企业都不再有货币套利的空间,只能用管理效率和科技进步才能实现企业的发展,所以,必须用减税等措施为企业提升扩张的空间,实现企业和国民经济的良性发展。

在中国企业500强中,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占三分之二,民营企业占三分之一,这种格局近十年来没有大的变化。这背后折射的是产业集中度过高,并且都 集中到了国企特别是央企之中。

一定时期的社会资源是一个定数,这么多的资源都被国企特别是央企占用,那么,留给民营企业的生存环境和空间就越来越少、越来 越小了。这种状况持续十余年,足以看出民营企业以及其他形式企业长期以来的生存环境是多么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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