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灏年在国父纪念馆演讲：民权与人权(视频来源:“透视中国”制作组)
【看中国】谢谢大家。当我走进“国父纪念馆”的时候，我的心情是很不平静的。因为我曾经在这里做过许多次的讲演，和旧金山的华侨和朋友们都结下了很深的友情。今天我又来了，更不平静。因为听了王天成先生和夏业良教授的讲话，我内心里面感到受到一种冲击。二十年来，我在海外的无数的研讨会、讲演会上，我几乎听不到这样的革命的声音，我听不到有人说：革命，已经是今日中国的唯一选择。
相反，一九八九年以后的海外，几乎是“改良主义”统治的海外，在这么长的岁月里面，总是共产党说什么，海外就做什么。共产党召开第十几大，海外就有第十几大的会议与之配合、呼应。只要共产党要发动某件事情，要对付某一个人，我们就可以看到海外的“改良主义”思想者和一些有各种各样背景的朋友们，都会蜂拥而起地来围剿革命，来批判革命。从告别革命，到否定“辛亥革命”，再到否定“法国大革命”。“辛亥革命”一百周年的时候，辱骂、批判孙中山的革命，几乎到了狂飙一样的程度。这是我多年来感到非常失望的事情。
我觉得海外的讲堂从今天开始可以向革命开放了，那不是因为海外人的觉悟，那是因为大陆人民已经从对改良绝望，已经对革命的希望，这个希望从何时开始，这个希望就是从八九年夜里的那个枪响开始。
其实革命的思想，在“六四”之夜就已经润物细无声地在民间滋长、发展，虽然屡受压抑，但是还是成长起来了。因为专制统治者坚决不改政治，只放纵经济改革，不搞政治改革，反而搞政治高压，这样一个状况，如同晚清一样，如同俄国沙皇一样，如同法王路易十六一样，结果是什么呢？结果就是任何一个有着专制历史的国家，专制政权在它走向灭亡的那个最后时期里面，他们都要搞一次改革开放，都要搞一次经济改革，都要搞一次对政治的高压，最后经济的改革造成了不平等，政治的高压造成了腐败的横生，这个政权终于随着它的改革开放的笙歌沉下去了。 这是必然的规律，没有一个有专制历史的国家，没有经过这样一段过程。
多年来，我不是这方面的研究者，但是我确确实实对这个问题很关心，我关心的是国内的“维权运动”，我看到了他们辉煌的成果，但是我也感到相当地不够满足，可我因为我自己身在海外，我有什么权利去指责他们，我有什么权利去指导他们。我们在海外的人能够协助国内的朋友，能够帮助他们推动“维权运动”就已经是了不得了，怎么可以批评。 那么我想 第一不批评，第二我们谈一谈维护“人权”的这个工作还有一个阶段，这个阶段似乎在中国大陆还没有开始。什么阶段？那就是维护“民权”的阶段。所以我今天简单地讲一讲“民权”及其与改良、革命和宪政的关系。
辛灏年在国父纪念馆演讲：民权与人权
“民权”一词的来源
在人类发展史上真正出现“民权”这个字(Civil Rights)，实际上是从卢梭开始的。卢梭提出了“主权在民”的概念，卢梭提出了“人民主权论”。不论“人民主权论”后来被一些独裁者所利用、所发展，甚至要去代表人民，去独裁人民。不管。他当时提出来的时候，就是感觉到了“人民”这个概念，“国民”这个概念，人民的权利和国民的权利这个概念的重要性。
第二个提出“民权”的人是林肯。 一八六三年十一月，在一次关键的战之前他发表了一个演说，在这个演说中他提出了著名的他的“三民主义” （民治、民有、民享）。什么是“民治”？就是人民管理自己的国家嘛。什么是“民有”？天下是人民的，不是哪个党的，哪个个人的。什么是“民享”？人民应该享用自己劳动创造的果实，享受国家赋给他的应有的政治权利。可惜的是他没有对这个问题进行一次深入地论述和探讨，但是他的“三民主义”这个标志着一个“民权主义”的基本概念诞生了，影响了世界。
第三个提出“民权”的人是我们中国的孙中山。他的“三民主义”里面第二个主义就是“民权主义”。他对“民权主义”做了相当深入和系统地阐发，也做了相当深度地证明。如果在座的朋友认真看过他的“民权主义”，特别是一九二四年三月在广州做“三民主义”讲演的时候的那个第二部分《民权主义六章》，你就会感到在“民权”问题上孙中山已经已相当地完美了。 只是一百年过去了也许有些东西需要修正，那是一个正常的现象。
“民权”的概念和内容
那么什么是“民权”呢？国民应有的权利。什么是“人权”？人人都应有的权利。
这两句话我们就划出一个界线来，人人都应有的权利就是“人权”，因此它是没有国界的，没有国界所造成的差别。 而“民权”是一个国家的国民应该享受的权利。它不但有国界，还牵涉到这个国家的的政治和政体。那我们用一句完整的话来叙述它，“民权”就是不论是在民主国家，还是专制国家，国民应该享有的权利，特别是也就是孙中山先生曾经说过的，创制、复决、选举、罢免的权利。
那么具体“民权”概念所笼罩下的内容是什么呢？ 太多了。你要看看联合国的报告，看看许多学者的文章，那我就是念也念不完。我自己想来想去，咱们简单地总结这么几条：
“民权”就是国民应享的权利，主要是政治权利；“民权”就是人民应享的，国民应享有的经济权利；“民权”就是人民应该享有的思想自由和文化欣赏的权利；“民权”就是国民应有的自我保护的权利；“民权”就是人民可以反抗暴政和推翻暴政的权利。“民权”就是我们一个国民，热爱自己的民族，捍卫自己的民族，保护自己的民族的权利。因为保护住了我们的民族，保护住了我们民族的文化和民族的思想，民族的传统才能够延续下去，我们才叫某一国、某一族的人。
也许有朋友认为，今天我们不需要讲“民族主义”了，所以这条是不是可以拿掉。我说，不可以。不要忘记，中国有两次亡国，都是以武力亡我，而我们用文化同化了它。更不要忘记，今天的中国大陆是个“亡国之土”。为什么？因为马列在灵魂和思想上，把我们大陆人民抛在了一个思想的深沟里面，让我们的灵魂被污化了。
大家想一想一九四九年以后，共产党为了捍卫它的和马列教统治下的中国,被我称为是“马列中国”,杀了多少中国的知识分子。一九五七年重庆一个师范学校的老师只说了一句话：我们自称是五千年文明的国家，为什么却要拉一个大胡子来做我们的祖宗？就因为这一句话，被打为右派，变成反革命，最后死在狱中。在中国，在毛泽东时代像这样因为对马列稍有异议的人，该被共产党的杀死多少啊!这还不是民族的问题吗？这难道仅仅是政治的问题吗？
中华民族今天社会伦理道德败坏到这样一个地步，根本的问题是马列主义造成的。所以我向来不承认，毛泽东是继承了中国传统帝王思想统治的法术。不，认真地看一看毛泽东的东西，再认真地看看列宁、斯大林的东西，你们就知道了毛泽东干的，全是列宁传给斯大林，斯大林传给他的那一套。好在这部分的档案和文件都已经解密了，大家都可以去看。
民权与人权
在这里，我很遗憾地说：“民权”，在今天的世界上，慢慢成了一个被消失的概念。西方人，中国人，联合国大员，各种各样的议论中很少听到“民权”，越来越只能听到“人权”。
“民权”和“人权”概念都是近一二百年的事情。正是这一二百年来，人们对“人权”的理解和对“民权”的放弃，是成正比的。英国革命时期的权利请愿案充满了“民权”精神，可是被西方学者当作“人权”发展的阶段。英国最著名的就是权利法案，是道地的“民权”法案，可是西方书籍还是说它是“人权”法案，不说它是“民权”法案。
美国《独立宣言》讲的基本上是“民权”，可是西方学者都说它是讲“人权”。“民权”的概念在逐步淡化，被削弱；“人权”的概念在逐步上升，以至取代“民权”。直到一九四八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包含两个阶段的内容，第一个是“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第二个是“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可是到了一九六六年，这两个法案就颠倒了，放在一起就让人感觉到一个国家不需要国民有权利就可以发展经济文化。是这样吗？打开马列中国的国门就可以看到不是这么一回事。
国民有了构造政治制度的权利 、经济文化才有真正发展。这两个公约，中共签了字但绝然不会实行的，但是留下一个东西，那就是，在中国大陆，讲“人权”是可以的，讲“民权”是不可以的。因为，第一，统治者也是人，他也有一份“人权”。北京大学有“人权”研究所，但绝没有“民权”研究所。第二，中国今天的专制统治者，他们都把中国十几亿老百姓的“人权”都拿来享用了。我们大多数的人民，岂但没有“民权”，连“人权”也没有了。
西方“人权”概念升起，“民权”概念基本消没了。西方民主国家“民权”问题基本解决了，下面才是解决“人权”的个别问题。但中国“民权”问题根本没有解决，却只给讲“人权”，不给讲“民权”，这是没有道理的。因为，不讲“民权”的解放，就没有民主制度，所谓宪政制度更是遥遥不可期望的。推倒“专权”，还我“民权”，才是民主革命，在我的概念里叫做国民革命。孙中山当年给他的革命定名为“中国国民革命”，还是有相当的道理的。
中国大陆的很多学者也跟西方一样是只讲“人权”，不讲“民权”的。所以，“维权运动”一直停留在“人权”的高度，而没有上升到“民权”的高度。有些朋友说“人权”跟“民权”是一样的。我说，不一样。有人说“人权”是比“民权”高的，我说，不高。人民有了“民权”才能搞民主，没有“民权”什么也搞不成。
我们不能循着一个模式，即一百年以来从言必称欧美到言必称马列，今天再到言必称欧美。一百年前我们中国人没有能力判断西方什么是好的，什么是不好的。一百年后我们一些朋友来到美国，想一想，是不是西方的每一样东西都值得我们搬过去？ 我们不能认为别人说的什么都好。亨廷顿只说民主化，不说革命。其实，没有革命潮，哪来民主波！
“人权”和“民权”只存在范围问题和环境问题。“人权”对整个人类都适用，“民权”是一个国家的国民应该享受的权利。分清之后就没有高下，只是范围有大小，环境有不同。
民权与改良和革命的关系
进步的改良主义，意在改良专权，适应世界，企图发展，是有好处的。
反动的改良主义，在维护专权。满清戊戌变法之后，中共八九“六四”屠城之后，还要坚持改良思想就是反动的。罪恶的改良主义，在复辟专制。辛亥革命之后，所有的复辟帝制和军阀混战都是“改良派”干的。“改良派”军人是辛亥革命之后制造混乱的祸源。
“改良派”重视“君权”，轻视“民权”。大部分都有钱有势有地位，以保护自己的基本利益为前提来保护君权，今天就是保护党权。所以“改良派”轻视“民权”，无视“民权”。第二个，“改良派”反对革命，鼓吹复辟，毁灭“民权”。还有，“改良派”诬衊和害怕“民权”。
我说的“改良派”不是指那些有着善良愿望的普通民众，而是那些和政权中枢有一定关系，当人民稍稍有一些反抗的时候，他们就跳出来谩骂。他们骂人民三句话：愚民，刁民，暴民。 我想问， 没有专政，哪来愚民？没有恶政，哪来刁民？没有暴政，哪来暴民？ 所以，改良派和“民权”纵然不是对立的关系，也是远离的关系。他们不会去推动“民权”，更不会从“民权”走向革命。
“民权”规定了民主革命的性质，那就是推倒“专权”，实现“民权”。民权规定了民主革命的目标，即必须建立一个民主宪政的国家，只有民主宪政才能真正保障“民权”。
“民权”是检验民主革命成果的试金石。如果革命之后民权得不到保障和发展，就说明革命变质了，不是真正的民主革命。
“民权”没有规定民主革命的方式。民主革命的方式是由专制统治者决定的，因为他一再堵住民权的解放和发展，革命是他制造出来的。
民权和宪政的关系
压迫“民权”的君主是无宪专政。消灭“民权”的君主是党主宪政。缺少“民权”的是威权宪政。威权超越了宪政的范围就是独裁，超越了宪政的限度就是复辟。
蒋介石先生的威权宪政是朝着民主的方向走的，一边抗日，一边防止俄国的颠覆，他是朝前走的，所以才是威权宪政。今天有人说当今共产党的独裁统治是威权政治的确立，这是在美化共产党，共产党从来就没有想过，要向着民主和自由方向发展，它只想它们的江山千秋万代永不变色。支持“民权”，解放“民权”、保障“民权”的宪政，就是民主宪政。
“民权”和民主的关系就是一步之遥。先有权，后作主。只要大家能够把“民权”的问题当做自己的一份责任，去推动“民权”，那么“人权”自然以“民权”解放而获得保障。理解了“民权”，就能理解民主，才能理解改良、革命和宪政。
【结语】持续了两个多月的香港争取真普选的“占中运动”，在警察的最后清场中告一段落。辛灏年先生高度评价香港的“占中运动”是一场爱港、爱国的民主运动，是整个中国走向民主统一的一部分。他认为这是有了“人权”的香港人民，要收回自己的“民权”，要对抗剥夺了他们“民权”的“专权”。 尽管这场运动暂时遇到了挫折，但是它给大陆民众树立了的榜样。为什么一水之隔的香港人民有争取民主、自由的权利，而在经济飞速发展中国大陆，许多人连最基本的“人权”还无法保障？ 相比与生俱来的“人权”，“民权”更要靠我们自己去争取。让我们携起手来维护“人权”，争取“民权”，对抗“专权”，为中国走向民主自由的新时代而一起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