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港独：承接中华而独立于中共(图)

本来，在正常社会里，政府推出一个如此不堪而影响深远的法案，民间发起一个泛社会的意见调查，让议会里的所有民意代表看结果而知所应对，乃是绝对正当的事，无奈连这个合理做法也给党国控制的宣媒打成“借民意搞港独”。如此和理非非的做法也不见容于统治者，可见港人并没有多少文明空间去实现《基本法》赋予的公民权利。

 

笔者对特府主导的政改已有充分评论，昨天特府推出的政改方案毫无新意，故不打算作什么评论，只想重复一句：投票否决，不必多说。此外，李怡先生建议泛民老将为新生代开路而主动退选，笔者十分赞成，不过还想加一个提议：采取柯文哲模式，向社运中冒出的受过锻炼的年轻人开放提名。这样做，新陈代谢最直接，也最能打出新局面。

 

今天的本栏文章集中讨论泛民争取民主政改失败后势必日益强化的本土意识、分离主义和港独思潮，并介绍一些“国际标准”。

 

反港独麦卡锡主义登场

 

梁特及其领导的激进班子上台不到三年，已令一场本地民主真与假的理念争拗，在硝烟底下变成地方与中央之间的管治矛盾，继而化作以“港陆融合”与“命运自决”两口号对抗为标志的民族危机，严重之处，乃回归之后首二任特首治下十五年所未见！

 

从来一地一民之中的分离意识、独立思潮，见光即生、打压即烈，故于其未艾方兴之际，宜用怀柔之策，羁縻之、笼络之；此中华帝国开枝散叶两千年，版图日益扩大虽衰而不歇之所本。不幸的是，梁特眼界所限，只知借用历代暴君乃至中共处理边疆少数民族以高压为主的错误策略中的高压部分，先是以弹压对付“双学”热血，继而于公开场合高调把斗争矛头指向学苑学生及反水货人士，无中生有乱批港独而客观上为之张目。

 

主子如此，特府麾下趋炎附势之辈更肆无忌惮，每遇政见相左之士即不分青红皂白而恶言诘问：“你是否港独？”官员这般盛气凌人的态度，再加上早由北人掌控的本地宣媒一波又一波的“反港独”攻势，一场天师捉妖式的反港独的港式麦卡锡主义运动由是登场。

 

话说当年美国政府里的极右派发动反共麦卡锡主义，自1950年起，大批社会人士遭无妄之灾，艺人失业、教授及官员丢职、科学家投狱、媒体被查、敏感行业工人受监视，最后却因手段完全违反美国宪法而遭人民诟病，不得不草草收场，而参与打棍子最力的参议员Joseph McCarthy，亦于1954年被议会同僚立项调查之后正式谴责（condemn），两年后郁郁而终；惟其所攻讦的苏维埃左翼思潮，后虽经历反越战运动及毛主义的回光反照，亦终归无法在开放社会立足而日落西山。

 

然而，梁特及本地宣媒这次发动的反港独麦卡锡主义运动的斗争对象，却不会如此轻易销声匿迹，反会如春火之焚野草一样愈烧愈烈；盖马列毛的共产主义违反人性，而受中共打压应运而兴的香港本土意识，却有特别强大生命力，不仅在年轻一辈当中孳生了港独思潮的幼苗，在中生代甚至再老半辈的人当中，也渐渐发酵。何也？

 

大中华与港独之外的第三极：“小中华港独”

 

占中前后，泛民分裂，其中各派反共不反中的人士，尽管占了大多数，但在“民主回归”彻底触礁之后，失去“回归”的凭借，深感失落，成为现实政治上的无主孤魂。这些人由于背景、年龄、意识形态等原因，受中华文化影响比较深，虽然反共意志坚决，却不能背弃“文化中国”。其实他们当中，不少人的反共，正正是从捍衞正统的中华或华夏文化作起点的；因此，他们在感情上没办法投入已经背弃“中国”概念的群体，没办法接受“港独”标签，没办法反过来攻击、嘲讽哪怕只是加了括号的“大中华”（群体）。

 

然而，这些反共人的失落，乃是受困于二极思维，直觉上以为非“大中华”即“港独”、非“港独”即“大中华”。不过，当这些人一旦意识到二极之外还可以有第三极，“小中华港独”这一极便可应运而生。文化上承接中华或华夏，政治意识上谋求香港某种意义上的独立，概念上两者完全没矛盾，讲得通。

 

这里说“概念上”，是因为无论何种港独，实践上要成功，一百年也未必可能。这里头有一个“国际标准”：加拿大的魁独、英国的苏独、西班牙的巴独和卡独，都是可追溯上百年以至几百年历史的运动。至于中国，边疆上最“年轻”的台独，最先由中共派员领导的台湾共产党于1928年成立之时提出，至今也差不多一个世纪【注1】。事实上，“中华民族”的概念于1902年最先由梁启超提出，今天基本上建构完成，也经历了百年时间；若相当一部分人意识上要从这个概念独立出去，历时一百年才瓜熟蒂落也不算很长。

 

思潮不一定润育运动，运动不一定成功；上下四方古往今来成功了的独立运动只占极少数。然而，有趣的问题是，独立思潮在什么条件之下会上升成为运动，运动在什么情况底下会失败、成功？主流政治学者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十分多，可谓汗牛充栋，笔者得专家朋友指点，看了其中一些，甚有启发，今天向读者转介一些内容，特别着重杜克大学法律学院政治学教授、种族冲突研究专家Donald L. Horowitz的一篇力作Patterns of Ethnic Separatism，以及伦敦大学政治学教授Montserrat Guibernau的National identity, devolution and secession in Canada, Britain and Spain。【注2】

 

下面，笔者先讨论Horowitz文章里的若干要点。

 

关于分离主义的一些实证规律

 

一个很基本的关于分离主义的实证规律十分发人深省：一国之内个别地域出现的分离意识几乎毫无例外是由内因引起的，但最后能否成功却往往系乎国际因素。如果看从中国独立出去的外蒙古地区，这无疑是正确的，当时的主要国际因素就是苏俄。

 

一国之内的区域发展不平衡本身并不是产生分离主义的要素；如果是的话，那么应该是中等程度发展的国家的分离主义问题最严重，因为一般而言，中等程度发展的国家的地区发展差异最大，但观察到的结果是分离主义出现的频率与国家发展程度无关。引致分离主义的最常见因素是局部地区的族群普遍认为（或者仅仅是主观地认为）受到一国之内的其他地区族群或中央政权的歧视、亏待、爽约，包括在政治、语言、经济、身份地位等各方面的。很多这些因素在香港的多数人心目中无疑是成立的；例如昨天“无惊喜”的政改方案公布，不少人会认为是大陆对香港的一个严重的背信弃义；又例如，在香港的学校低年级开始即实施“普教中”，不少人会理解为一种语言甚至身份歧视。

 

一国之内，最容易出现分离主义运动的就是发展相对落后地区里的落后族群；其次就是相对旁边地区发展先进得多的族群。后者便是香港人和台湾人的处境；前者则是西藏、新疆、内蒙古族群的处境（其余两种情况，即先进地区的先进族群、先进地区的落后族群；但这两类情况出现的次数和频率都比头两种低得多）。

 

二次大战之后的大量案例说明，落后地区的落后族群的分离主义运动发生得比较早，大多数是在所属国家一旦独立之后便触发；相比，比周边先进的族群的分离主义运动发生的比较慢。解释这个分别的因素有好几个，都是与经济有关的，与香港的处境有可比照处，其中一个是：先进地区族群一直以来对落后地区输出经济、管理和教育精英，同时更对落后地区输出高价值产品和资本，因此，对这个先进地区的族群精英而言，与一国之内其他地区同处一个政体之内很有利，分离的话，已经向落后地区输出的人和资本，很可能都受损，故除非不得已，例如受到落后地区的族群强烈排斥，否则不会主动支持分离主义运动。

 

这个说法借用在香港也非常有意思，因为香港的资本家、不少专业人士、文化教育精英，三十年来都大量在大陆作金钱、时间和劳动力投资，留在一国里的诱因很强，因此对分离意识没有好感，有些更表现得出奇爱国爱融合。这个情况，可能要待到大陆的精英起来了，为了争取自身利益而全面排挤在大陆长期以来有很大投资足印的香港精英，才会起变化。

 

落后地区里的先进族群的分离运动因为有比较高的机会成本，所以尽管受到不公正的待遇，也会试尽所有争取平等权利的手段而不得要领，才会兴起分离的念头，因此他们的分离主义思潮出现得比较晚。这个说法对香港甚至具体到对香港的泛民主派而言，也是成立的。这些先进族群的分离主义运动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一旦遭受周边的落后族群的暴力对待，分离主义意识的出现几乎是即时的。这个说法，拿来形容去年9．28的硝烟效应，也非常贴切。

 

那么，面对分离主义情绪高涨的族群，一个中央政府应该如何反应呢？Guibernau的论文对此有实证研究的答案：从加拿大、英国和西班牙的经验看，中央实行把更多权力下放到出现分离主义运动的地区（devolution），的确会强化当地的地区主义意识，但吊诡的是，分离主义力量却会因而减弱。笔者把这个现象称作“孟获效应”，其表现最明显的是加拿大的魁省独立运动，近年明显因为渥太华对之下放权力而大大减弱。这个结果，应该让死抱“剩余权力”、不断干预香港自治的北京好好参考、反省。当然，如果共产党会愿意那样参考、反省，就不是共产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