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国2015年05月01日讯】北京市公安局发出对知名维权人士郭玉闪和何正军的起诉意见书，意味着此案已经移送检察院，由检察院决定是否起诉。即便按照中国法律规定及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这份起诉意见书也显得十分荒唐。
郭玉闪于2014年10月9日以涉嫌寻衅滋事被刑事拘留。在法定期限37天之内，警方没有查到他任何寻衅滋事的犯罪事实，本来应该放人乃至道歉、赔偿。然而警方不作任何解释，将他继续关押，继续侦查。在超期关押近两个月之后的2015年1月3日，警方换了个罪名，以“非法经营罪”提请逮捕。在此期间，何正军也以“非法经营罪”被逮捕。
郭玉闪是已被取缔的北京NGO组织传知行政治经济研究所创办人及所长，他和同事何正军等人长期致力于调研中国税制改革、教育平权、法制改革及社会民生等多方面问题，希望以学术研究及社会参与促进中国进步。此类调查不受当局欢迎，但是并不违反法律，已被允许存在多年，直至习近平上台加紧打压组社会组织以后的2013年7月被取缔。2012年4月，郭玉闪还参与营救被长期非法监禁的盲人律师陈光诚，帮助陈逃进美国驻北京大使馆并前往美国。
当局借故对郭玉闪等人打击报复，乃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但是，中共政府没有放弃“依法治国”的宣传，甚至还有所强化。因此，从法律上找到一个勉强说得通的理由，“依法”惩罚异议人士，就是司法部门的工作任务。从这份起诉意见书看，北京市公安局应对上司的工作成绩是在太差。
非法获利是“非法经营罪”的前提条件
中国法律对非法经营罪的定义比较清晰，是指未经许可经营专营、专卖物品或其他限制买卖的物品，买卖进出口许可证、进出口原产地证明以及其他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经营许可证或者批准文件，以及从事其他非法经营活动，扰乱市场秩序，情节严重的行为。翻开任何一本法律普及书，甚至去百度搜索一下，也知道“本罪在主观方面由故意构成，并且具有谋取非法利润的目的，这是本罪在主观方面应具有的两个主要内容”；“如果行为人没有以谋取非法利润为目的，而是由于不懂法律、法规，买卖经营许可证的，不应当以本罪论处”。
在此法律中，毫无疑义地，“经营”二字是指以收获金钱利润为目的的商品买卖。为此，针对审理经营“非法出版物”刑事案件，最高人民法院1998年还发布过专门的司法解释，具体规定“单位经营数额在15万元至30万元以上的，违法所得数额在5万元至10万元以上的，经营音像制品、电子出版物1500张（盒）以上的，属于非法经营行为情节严重；经营数额在50万元至100万元以上的，违法所得数额在15万元至30万元以上的，经营音像制品、电子出版物5000张（盒）以上的，属非法经营行为情节特别严重”。
花了半年时间侦查的北京市公安局是怎样满足这两个法律条件的呢？起诉意见书称，郭玉闪、何正军等人将调研报告、文集非法印制成书籍并发放，从2007年到2014年北京传知行共印制“非法出版图书”1万9千余册。然后呢？意见书就直接宣称他们涉嫌犯罪了。那么他们“非法获利”多少呢？意见书中只字未提。不难想象，为了给异议人士定罪，警方用尽一切手段翻箱倒柜，竟然没有查出一分钱的“非法获利”，只能说明传知行在这方面堪称道德典范了。
传播资讯是基本人权
没有“经营”，谈何“非法经营罪”？也许北京警方会说，即便没有挣钱，未经许可印制资料也是非法的。这种解释违反了联合国《人权捍卫者宣言》规定：任何个及机构，都有权利了解、寻求、获取、接收、掌握关于人权和基本自由的所有资讯，也有权利自由公开、传授、散播任何关于人权和基本自由的观点、资讯和知识。而且，禁止一切印制资料行为，在实际生活中也不可行。个人或者机构复印、印刷资料，在中国十分普遍，在政府机关尤其常见。收取资料工本费，也是一种通常的做法。这也是法律中要强调“非法获利”的原因。
有人会说，在此类人权案件中，跟中国政府讲法律未免太过迂腐。也许的确如此。不过，郭玉闪等大批维权人士，希望自己是温和的反对派，以促成中共遵守规则为要务，分析在打压他们的案件中，当局如何肆无忌惮地破坏规则，把自己制定的法律当作儿戏，也就显得十分必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