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国2015年05月18日讯】打土豪→分田地→收租收税→收田地→经济崩溃→打土豪…… 在过去几十年，中国经济的发展就是上述过程的一场接一场轮回。
从中央苏区到延安根据地，从全国打土豪到大跃进，从大饥荒到文革，从上山下乡到打倒“四人帮”，从改革开放到价格双轨制，从出口导向到国企大倒闭，从WTO到房地产爆发，从4万亿到“新常态”，中国在短短几十年间，各种重大事件层出不穷，经济风向不停变换。不过，不论什么样的风向或者事件，实质都是轮回，只是形式不断变化，规模越来越大。
在中央苏区，打土豪分田地的基础模式成型。最初，中共到农村地区流窜，对地主实施绑票，要求赎金，这种行为既遭到地主的反对，也不受农民的欢迎。随后中共改变策略，从勒索部分财产，到以打土豪为名义全面瓜分地主财产。打土豪之后，中共把金银和其他贵重物资拿走，把便宜的财物和地主的土地分给农民。农民得到土地后，积极支持中共，包括参军入伍和贡献钱粮，中共军队从流寇变成军阀。中共控制当地后，为了维持各种费用加大粮食税收。而农民分了地主的田后，耕种效益比地主管理时期大幅下降，加上税收增加，农民的收入反而变差。多次翻饼反复打土豪分田地后，苏区面临饥荒。农民逃离苏区，壮丁开小差。粮荒作为根本原因推动苏区经济崩溃，迫使中共长征逃亡。
到了延安，当地的经济同样崩溃。陷入全面饥荒后，中共军队和中央机关差点大量饿死。起初，国军围剿中共时，张学良和杨虎城偷偷给中共提供大量食品，才让中共活了下来。西安事变后，在苏联的调停下，国民党决定抗日，放中共一马，中共改编为国军。国民党不仅不镇压中共军队，还给中共提供粮食和其他物资，中共获得生存物资以及对当地的统治权。在有利形势下，中共一方面利用军队开荒种植，同时严厉控制农民的种植行为。不论军队还是农民主要都种植罂粟。军队的种植在中共的完全操控下，罂粟种植、鸦片生产和销售都通过中共系统完成。同时，中共严格监控农民的种植活动，农民收割罂粟果实后，必须全部缴纳给中共，中共按照官价收购。这时候，农民不再具有主动性，不会像在苏区那样积极要求反复分田地。而且，中共对农民严厉监控，农民也不能随便逃走。
1948年后，随着中共对全国各地的占领，把打土豪分田地的模式在中国全面推开。初期的模式与苏区一样，对地主批斗和惩罚，甚至杀光地主全家，中共拿走金银和贵重物资，农民获得土地。 广大农民得到土地后，迸发出空前的积极性，推着小车上前线支持中共军队对国军的战争，让国军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中共打下来江山后，各地建立军事诸侯体制，物资消耗量大增，对农民的粮食税收快速增加。很多地方农民种粮交税后，粮食剩余难以解决自家温饱。农民纷纷向生活水平较高、粮食有保障的城市流动，加速农村人口减少和城市人口增加。由于种粮的人口减少而吃粮的人口增加，中共遂实施严厉的户口政策，通过户口政策分割农村与城市，禁止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另外，由于土地都在农民手里，农民开始使奸耍滑，瞒报土地产量，不再老实交公粮。中共虽然持续提高粮食税收征购比例，但是征收的粮食无法供养越来越庞大的消耗。
随着经济变差，中共以建立人民公社的方式收回土地。为了获得更多粮食，中共推行农民互助社，也就是农民所谓的自助组织，生产资料共享、提高农业产量的小集体。在小集体的基础上，中共再快速推广人民公社，跑步实现共产主义。既然到了共产主义，农民就不再需要私人土地和私人存粮，国家不仅把土地收走，甚至把私人厨房用具都收走。大家干完活之后，直接到公社设置的食堂吃饭。而且，为了防止私人存粮，公社派人挨家挨户搜查，经常掘地三尺找私藏的剩余粮食。很快，粮食生产放卫星，亩产上千斤、几千斤，上万斤，最后号称十万斤以上。
在农业大跃进的情况下，粮食生产如此之多，根本没必要收割地里的庄稼，1958-1959年，大量成熟的庄稼都烂在地里。而且国家说，既然粮食生产增加如此之快，那就多交公粮。在此之前，农民从来没想到，吹牛竟然也要上税，所以配合当地官员说话，共同创造亩产万斤的神话。到了交公粮时，农民无话可说，绝大部分粮食都得上交。通过这种方式，中共从农民手中掠夺大量粮食，保障城市供应。
而收回土地后，经济再次不可避免的走向崩溃。河南和四川这两个省是产粮大省，也是农业大跃进最火热的地区，中共也重点关注这两个地区，尽量多这里征粮（其他产粮较少或口粮很差的省份，当地官员没有大量虚报粮食产量，公粮相对少一些）。大量交公粮后，农民吃不饱或者压根没饭吃，成片饿死。交公粮越多的地区，国家粮仓越是满库，当地人饿死也越多。有人可能要问，为什么粮食满库却不开仓放粮，其实很简单，只有让农民大量饿死，才能有效保证城市供应，尤其是中共利益集团需要山珍海味、酿酒、支持第三世界的朋友，需要保留更多粮食。
1959年，农村开始大规模饿死人，中共地方采取类似延安的严厉措施，控制农民出门逃荒讨饭，有的地区将机关枪架在主要路口，扫射试图出门讨饭的农民，让他们就在本地饿死。农民饿殍遍野，连走路的力气都没有，更没有力气种粮，城市很快开始缺粮。
1960年，饥荒全面蔓延到各地，包括各个城市，经济全面崩溃。在陷入饥荒后，安徽一些地区曾经实施过短暂的责任田制度，又重新把土地借给农民，让农民自己耕种，这些地区的农业生产快速恢复。不过，大多数地区土地归公社，农民没有种粮积极性，农业生产效率低下，粮食产量大幅减少，中国民众陷入持续的饥饿状态。
农业经济濒临崩溃，开始新一轮的打土豪运动。农业产出急剧减少后，农村产出无法满足城市的粮食需求，城市变得非常不稳定，对中共统治形成巨大的威胁。此时，中共内部出现分裂。当初，大跃进是毛发动的，彭德怀曾发表万言书反对大跃进，差点让毛下台；而以刘少奇为代表的官僚集团则支持毛，打倒彭德怀，把大跃进推向更疯狂的境地。现在，经济变差，中共统治不稳，需要人来背黑锅。由于大跃进的主要发动者是毛，多次明争暗斗后，毛在中共官僚系统内被空前孤立。毛走投无路，从发动学生打老师开始，展开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控制军队情报系统的周恩来投靠毛泽东，毛周合力砸烂公检法，导致整个中共官僚系统完全瘫痪，让大量官僚靠边站，毛不但保住自己的位置，同时消灭相当一部分与其背离的中共官僚，也就是消灭中共内部的土豪。这些土豪减少后，城市消费受到一定压制。
随后，分田地以新的形式出现，以保障基本的粮食生产。农村粮食供应无法满足城市需求，中共也不敢再搞大跃进。由于当时农业经济占据主导地位，尤其粮食问题无法解决，所以还得通过分田地，让更多人种粮。不过，这次中共采取的是另类分田地措施，压缩城市人口，同时增加农村人口，减少城市消耗。1962年，中共连诱骗加强压，要求部分城市人到农村，压缩城市户口，被称为“62压”，暂时减缓危机。
毛在1950年代仿效苏联，号召全国人民多生孩子，最好做5个孩子以上的“英雄母亲”。进入1960年代，虽然大跃进饿死数千万人，但是多生孩子导致的人口增长迅速填平了这段时间的人口减少。随着孩子逐渐成长为青少年，粮食需求急剧增加。这帮人从小在“毛主席是红太阳、是人民的大救星”的宣传下成长，成为响应毛号召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初期主力。当毛消灭内部的土豪之后，这些青少年既不上学，也没有工作，还消耗大量粮食，变成城市中多余的人。为了稳定中共统治，毛推行上山下乡，给这些年轻人冠上“知识青年”的帽子，送到农村去土里刨食。不论“62压”还是上山下乡，都是把城市中的无土地者，送到农村当有土地者，自己给自己耕作产粮，还能给中共交公粮。
社会承受能力达到饱和后，人们逐渐失去土地，经济再次崩溃。随着人口持续增加，尤其是城市人口增加，即使大多数城市青少年被送到农村种地，城市的粮食还是越来越紧张。而且，农村人口也在迅猛增加，加上城市到农村种地的人群，农村的土地也日益紧张，人均土地持续减少。从文革开始到1976年的10年间，对于每个人来说，即使是集体耕作，也在逐渐失去田地。因为失去田地以较慢的速度发生，因此崩溃的速度相对较慢。
农村由于居住分散，中共地方政权容易控制。而城市人口急剧增加，而且青少年越来越了解农村生活的痛苦，越来越抗拒上山下乡。在早期，中共还能在大力宣传的同时，通过取消城市户口、取消粮食分配，让青年在城市没粮吃不得不到农村。到后期，很多青年即使不要户口，也拒绝到农村耕种土地。而且，城市人口膨胀过快，大量失业人口无法解决就业。围绕土地和人口发生的粮食、上山下乡、城市青年就业、社会治安等问题，意味着经济再度面临崩溃，中共对局势失控，找不到办法解决。这也是后来中共所说的，“国家经济处于崩溃的边缘”，实质上，经济已经崩溃了，中共统治差点完结。
改革开放是重新“打土豪分田地”。1978年，安徽省凤阳县的农民普遍家徒四壁，很多女孩子没衣服穿。肥西遇到大旱，面临粮食绝收，当地农民又面临要么出门讨饭要么饿死。黄花大队以抗旱、借地度荒为名，实施土地责任到户，由农民自己使用土地和支配粮食收成。小岗生产队更加激进，在中共最高当局的授意下，村民冒着杀头的危险，签订了大包干的土地承包责任书。（为什么冒着杀头的危险？因为这种承包责任书违反了当时的中共制度，尤其危害到中共地方机构对农民的完全控制权。农民当时走投无路，面临饿死的危险，为了活下来，也签订责任书。）需要说明的是，这个责任书意味着，如果出了问题，中共最高当局可以假装不知道，然后任由地方将这些人处死。同时，即使重新分田地，农民得到的也不是土地所有权，只是使用权，地方当局随时可以集体所有的名义，从农民手里收回土地。
1978年，安徽凤阳小岗村农民签订的大包干（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生死状”复制品（看中国配图）
黄花大队和小岗生产队都实现粮食大丰收，小岗经验也快速推向全国。中共通过分化地方的权力，给农民一些空间，实现粮食增产，中国经济出现复苏。地方政权作为被打的土豪，虽然控制权受损，但是粮食税收收入增加，日子也更加好过。与苏区抢劫地主相比，改革开放是中共内部对地方政权的温和型分权，让地方政权从对农民的完全控制改变为部分控制，而农民分田地得到的利益更少，同时缴纳更多的粮食和税收，风险更高。（待续）
(中国经济文化研究所供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