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锋的手上曾有三道刀疤，那里隐藏了一个时代的秘密，未曾被揭示。
在雷锋还只是“解放”军范围内的模范时，他时常将刀疤示众。作为自身苦难童年的一个例证，它与痛哭失声的悲怆音调，合作打动了演讲台下流水席般更换的听众。那一阶段，在全国各地流行集会运动，名曰“忆苦思甜”。
刀疤为更广泛的民众所熟知，还是在雷锋逝去之后。虽然是死于一场交通作业事故，但宣传机器有能力将其演绎成一个“党叫干啥就干啥”的“毛主席的好战士”为人民服务到生命最后一刻的悲情故事。
能够成为一个“新中国”模范人物，通常意味着自他出生的那一刻起，行止与生平遭际都有着不凡的警世深意。在《人民日报》1963年2月7日的报道中，这样描述雷锋的刀疤：
“雷锋还不满七岁。他在失掉一切亲人之后，地主又强迫这个孤苦伶仃的儿童给放猪。住的是猪栏、吃的是霉米。冬天，衣不遮寒，他挤在猪仔窝里，偎着母猪肚皮取暖。一天，地主的狗偷吃了他的饭，雷锋打了这条狗一下，不料惹出大祸，地主谭老三挥起一把剁猪草的刀，朝雷锋左手连砍三刀，把他赶了出来。”
“阶级仇恨”已经呼之欲出，扑面而来。
50年之后，我去了雷锋的故乡湖南省长沙市望城区，以及和他生活了两年零八个月的部队所在地——辽宁抚顺。一南一北，各建有一所雷锋纪念馆，里面有他生平图文并茂的看板展示，内容已经随着时代变迁而有了多次更改。我在这里不再能看到雷锋的刀疤了。
那曾是多么深刻在历史记忆中的三道刀疤啊。
上文提到的人民日报报道，只是三道刀疤的简短读本。更为详尽的叙事，流传在各种有关雷锋的传记中。但关键细节是不断变化的。到解放军出版社1983年版的《雷锋传》(注：陈广生著)，情节已经发生了如下转变：
“这是‘立夏’的前的一天，雷锋磨快了菜刀，约了几个伙伴一块砍柴去……有个邻居小孩说，‘蛇形山是徐二恶婆家的，到那去砍柴，叫那婆娘看见可不得了。’雷锋听了，眼珠一转，想了想说：‘怕什么！遍山柴草是风吹绿的、雨浇大的，关她徐家屁事？’……徐二恶婆气得暴跳如雷，扑过去一把掀翻了雷锋肩上的柴担，顺势夺下他手里的柴刀，劈头就砍。雷锋一闪身抽出了柴担里的扦担，一边抵抗一边后退。徐二恶婆张牙舞爪地赶上去，抓住雷锋手中扦担，挥起柴刀在雷锋手背上连砍了几刀，雷锋的手背顿时鲜血直流。雷锋忍着剧痛，向徐二恶婆一头顶去，把那恶婆顶翻在地，仰天乱叫。雷锋乘机夺回柴刀而去。鲜血，顺着他的手指滴落在山路上。”
这段颇具武侠风的剧情描写，既凸显了“徐二恶婆”的穷凶极恶，也兼顾了雷锋作为模范从小就具备的智勇，并不为他丢分。
可问题是，雷锋手背上的刀疤，不是地主谭老三拿剁猪草的刀砍的么？怎么在这里变成了徐二恶婆的柴刀？
陈广生是部队作家，是所有雷锋传记作者中最著名的一个，曾去雷锋老家做过调查。他在《雷锋传》中这样描述雷锋被砍后的事件进展：“雷锋跑回家，六叔奶奶见他手上血糊糊的，忙问出了什么事，雷锋把上蛇形山砍柴的经过说了。六叔奶奶一边骂徐二恶婆，一边忙着拿黄草纸烧成灰，洒在雷锋的伤口上，不许他再到蛇形山去砍柴。”
这一段描写并无吸引人之处，只是为读者就被砍事件作一后续交代。比较有价值的信息是六叔奶奶的出现。雷锋在父母双亡后，就住在他的六叔奶奶家里。
雷锋逝后，其生平故事，曾引起人们的怀疑。1963年，在中宣部和总政宣传部的指示下，由湖南省委宣传部、湖南省军区政治部、长沙县委、中国青年报驻湖南记者站、湖南省人民广播电台、长沙晚报等部门同志组成的调查组，在雷锋家乡长沙县坪山公社进行了为期半个月的实地调查。调查结果形成报告，其中关于雷锋被刀砍的部分是这样描述的：
“雷锋没有在地主谭老三家放过猪，所以因打地主的狗被谭老三砍三刀的事也没有。但群众说，他在地主山里砍柴，被地主用刀砍过，自己砍柴时，因曾砍伤过手，但手上的伤痕是哪一次砍的，大家都不能肯定。”
“说明：（1）雷锋在母亲死后，住在其六叔奶奶家，有一次去地主徐松林(绰号徐满料子)的山里砍柴，被地主的母亲二姨娘看见，来夺砍柴刀，并砍了雷锋的手(都说是用刀背砍的)。这个事很多人都知道。（2）据雷锋的堂叔雷明义回忆，雷锋有一次砍柴不小心，砍了自己的手指头，伤得很重，流了很多血。”
即便确实是被“徐二恶婆”用刀背砍过，应该也不会流血形成伤疤。而且雷锋的堂叔记忆中，雷锋伤得很重的那一次，是自己砍柴所伤。在这次调查之后，关于雷锋刀疤的来历，就有了悄悄的转变，地主谭老三消失了，各种传记作品中开始声情并茂的描述“徐二恶婆”如何制造了血淋淋现场。
但到了1967年，“解放”军向雷锋同志学习小组、雷锋纪念馆“换新天”“立新功”、首都学雷锋联络站和辽宁省“八三一”总司令部一道，重新进驻雷锋家乡进行调查。要为雷锋“翻案”。雷锋“被地主砍三刀的经过”被列入重点调查问题中。
这里只引述原安庆乡乡长、地下党员彭德茂的讲述吧。那是1967年10月2日，在坪山公社雷锋纪念馆内，面对联合调查组全体人员，彭德茂说：“四八年上半年，雷锋到山里去砍柴，碰见地主徐松林(大学生，学打官司的)，捉住雷锋打了两个耳光，雷锋骂他的娘，地主就用刀背砍雷锋的手，雷锋还是骂，地主又用刀砍了雷锋的右手腕，还说要打死他。雷锋不敢回来，在牛角山躲了四五天，直到我和明义(雷锋堂叔雷明义)去才把他找回来。手已发了炎，后由地下党组织和贫下中农捐了些钱，替他治伤，并向地主讲情，才没有再打他。”
这个讲述中，砍人者又由“徐二恶婆”变成了徐松林。彭德茂又增加了很多细节，包括雷锋躲到牛角山上去，中共地下党组织也隆重登场——在雷锋家族血泪史的整体叙事中，地下党组织一度发挥了重要的救济作用。
这个彭德茂也是朵奇葩，可以单独撰文讲述。他大字不识一个，但编故事的能力强大，颇能代表中共建政初在各地政坛崛起的部分流氓无产者。这里暂不详述。
几天后，他又对调查组提及此事：“雷锋手被砍三刀，开始是地主用刀背砍雷锋手背，雷锋骂他的娘，以后又用刀口砍了肘子，刀丢到塘里。雷锋在塘里躲了四五天，雷明义、我把他找回来的。”说雷锋在“塘里”躲了四五天，可能是调查组的记录笔误。在这里，雷锋被砍的位置，又从“右手腕”变为“肘子”部位——和手上的刀疤似乎已无关系。
彭德茂的讲述，其实并没有被雷锋的传记作者们所接受。所以，到1983年陈广生在《雷锋传》中仍沿袭雷锋大战“徐二恶婆”的说法。
为什么1967年，将雷锋手上刀疤等事迹的再调查称作为雷锋“翻案”呢？道理很简单，因为，《人民日报》最初关于雷锋事迹的所有宣扬，基本上均本于雷锋自己在“忆苦思甜”时期的讲述。
“1947年在地主家放猪，一天我用小罐子煮了点野菜，煮好了准备吃，又被地主家的一只猫推倒了，狗又跑来吃了我的。我就打了狗，狗也咬了我，但被地主婆看到了，她说打狗欺主，要打死我，拿了一把菜刀，在我手上砍了三刀，现在手上还有伤印。地主还骂：‘这样的穷鬼打死十个少五双，死一个少一个。’毛姨母(一个贫农)说情才没有打死我，第二天把我赶出……”
上文是雷锋生前在抚顺人民广播电台讲话时的部分内容笔录，也是三道刀疤的肇始。
(网络图片)
我在湖南省档案馆、湖南省长沙市望城区档案馆、辽宁省档案馆、辽宁省抚顺档案馆，查阅关于雷锋的开放档案。我与雷锋的亲属、同学、邻居和朋友对话。我发现，之前所有对雷锋的质疑，都是那么肤浅。在很大意义上，雷锋是一个虚构出来的人物。刀疤，在他所有被编造的传奇经历中，其实并不起眼。仿佛被时代吹出的带有隐喻色彩的肥皂泡，它破裂的时候，我们发现，浓墨重彩、锦衣华服的雷锋，节操碎了一地。
我与雷锋的堂弟雷正球聊天，他家距离雷锋纪念馆只有500米的路程，他见证了纪念馆内随时代变迁而不断修正的解说词。官方叙事中的雷锋，于他而言仍然是一个陌生人，虽然在雷锋工作前他们在一个屋子里睡了十几年。雷正球说，雷锋与徐地主家的这段冲突纯属虚构。雷锋没有给地主家做过活，当然也不可能被地主谭老三或他婆娘砍伤：“我们也根本没见过徐地主婆。她没砍过雷锋。伤痕是雷锋自己砍柴时砍的。”
屋子里，还有雷正球的朋友和家人。在讲述雷锋“血泪史”时，我们常常笑作一团，屋子里充满快活的空气。在正史的堂奥中正襟危坐的雷锋，此刻被解构成一个深入时代骨骼里的刀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