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网站收集了上千篇《往事微痕》的文章，内容都是当事人在反右、文革等历次运动中亲历、亲见的事件。现将《往事微痕》文章整理后陆续发表；应读者要求部份文章会重新刊出，以飨读者。
（六）华西大学——四川医学院
1953年秋天，我进入华西大学口腔医学系。进入学校后，学校就更名为四川医学院。
川医的学习环境与唐院有显著的差别，进校时没有什么迎新周，没有结构性的调干生，同学都是高考生。听不到声色俱厉，咄咄逼人，粗暴的苛斥与指责，同学之间的关系基本上是平等的，没有那种等级差异的巨大压力。政治气候的温度也要温和得多，没有那么狂热。夜晚的时间基本上属自已支配复习功课。生活、学习和心情的状态较之唐院平静多了。
在极权专制制度下，任何学科、学术、学说都是政治的附庸，政治的奴仆，都必须服从权力，权力中心就是真理中心，四川医学院也概莫能外。
在教材的内容里，存在着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和俄罗斯大国沙文主义的色彩。俄罗斯至高无上，人类历史的一切文明，一切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的成果都是俄罗斯人发明的，即使某些科学成果与俄罗斯完全不沾边，然而在教科书里，俄罗斯人也要插上一只足，什么某个俄罗斯科学家早就指出云云。真可以说有些不要脸。
巴甫洛夫、米邱林、李森科的学说，君临一切，垄断了生物学、医学的全部真理。神圣不可侵犯，若对之稍有不恭就是政治问题，立场问题。罗蒙洛索夫是一切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的万能科学家，任何学科，任何论题都有他的影子。
用政治口号，非理性的态度，粗暴的手段诋毁、批判摩尔根、孟德尔、魏斯曼的学说。批判遗传学，妄图取缔遗传学，使遗传学在教学和科研范畴内消失，用伪科学代替科学。按照政治的利益和权力的需要对科学任意取舍和阉割。
为了权力，为了统治，同样的规格，同样的模式，党支部、团支部、辅导员制度配合政治谎言的宣传编织成一张思想专制和精神专制的致密巨大的网，笼罩着所有的人们。这就是生活在极权制度下的人们的命运。
（七）陆冠熊戴在劫难逃
1955年初夏时节，肃清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政治风暴席卷进了校园。倾刻之间，一切都变了。正常的教学秩序被打乱，浓厚的学术氛围，校园的幽雅与宁静被燥狂的政治热浪所吞没、掩埋。人与人之间的亲善和信任变成了怀疑、冷漠、恐惧和危险，每一个人都不知道将要发生什么事？茫茫然不知所措。一次，由我班学生政治辅导员李良信主持的全班同学政治学习讨论会，内容是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学习人民日报发表的材料和编者按语后，坐谈领悟学习心得。
讨论会开始，主持人李良信煞有介事，气势汹汹地作了一番动员，他谈了十几分钟，内容无非是胡风罪大恶极，流毒深广等等，然后，鼓动大家谈学习心得，但是无人发言。同学们不发言这是很正常的，因为胡风原本就不是反革命，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所谓骨干分子中，很多人彼此从不相识，这在后来中央对胡风的平反文件和诸多材料中已经得到证实。对于一个根本不存在的东西硬要说三道四的莫须有，这是尽人皆知的荒唐。但在那个时代，这种荒唐透顶，荒诞无稽的事情则是铺天盖地，可谓司空见惯甚至大家都习以为常。这是一个需要制造反革命和各种打手、帮凶，需要把人性扭曲和黑白颠倒的时代。但是在50年代中期，童真未泯的学生们毕竟还没有达到肆意说假，蒙昧良知的程度，何况胡风是搞文艺创作、文艺理论的，这和医科大学生更是风马牛不相及。因此李的动员毫无效果。片刻，李又再次动员，仍无反应，时间几乎沉默了半个小时，还是冷场。李急了，一再发问，谁先发言，仍然得不到回应，这时李只有运用权力，硬性点名。
谁知不偏不倚，刚好点到一个叫陆兴祥的上海男同学发言。李和我们年龄相仿，名为政治辅导员，实则平时连报纸文件都读不通顺，说话稍长，错别字便接踵而出。此人胸无点墨，既要管辖、命令、指挥我们，又害怕我们瞧不起他，对我们这些大学生好象怀着天生的宿怨。而陆兴祥又是地地道道的上海人，在上海高中毕业后考入川医，平时就性格孤傲，有点特立独行。陆被点名后，感到心理不平衡，无名火起，为何全班三十几个同学都没有被点名；偏偏点到我呢？一气之下，陆就用纯粹的上海话谈了一个多小时的长篇发言，我班只有陆一个人是上海人，因此会上没有一个人能听懂陆所说的任何一句话，大家有如在听天书一般，下面还不时传出窃窃笑声。这时李极为尴尬，但又十分无奈，只好宣布散会，而将此事作为肃反运动政治学习时发生的一次重大事件向上汇报。
暑期开始，学校宣布不放暑假，全校师生员工集中学习，开展肃反运动。运动纪律森严，宣布在运动期间，任何人都不准离开学校，不准与外界通信（当时普通人没有电话），不准会客，一切活动，如到食堂进餐都必须排队集体进出，上卫生间必须有三个人以上同行，不准个人有任何单独活动。一派肃杀、阴森、可怕的景象。除了参加大会以外，各系、各年级的学生中都有各自被审查被批斗的对象，这些被审、批的对象，都是24小时被当局指派的积极份子全天候、全方位的监视、控制，生活在不是监狱而胜似监狱的完全失去自由的环境里。平时的同学、同事、老师，这时对他们完全变化出另一副冰冷、僵硬的面孔，除了在会上对他们进行批斗外，任何人都像在回避瘟疫一样地躲避着他们，生怕和他们有什么接触而会把瘟疫传染给自已。口腔医学系正牙学专家，从美国归国不久的邓述高教授就是在此次运动中被审查时服毒身亡的。他是继1952年在思想改造运动中自杀身亡的医学专家白英才教授之后的华西协合大学的又一个被迫害致死的高级知识分子。
秋季开学前夕，学校宣布运动暂时告一段落，准备下学期的开学，此时被审查的人，有的回到原来的班级，有的不知去向，个中缘由，谁也不敢多问。
此时学生所住的宿舍，进行新学期开学前的调整，我们班由学生三宿舍调整到学生六宿舍前楼的二楼。该宿舍全是采光和通气良好的双人间，其中只有一个房间是从前用作会客室的大屋现在也安排八个同学住。分房时，班长吴德全宣布我和另一个同班同学邹庆礼住一间小室。但是，第二天早餐后，情况就发生了变化，学生政治辅导员李良信却突然找我谈话，李说：“你不能住小室，你只能住大室。”我说：“昨天已经安排好了，为何今天要变。”李说：“这是组织安排的，你必须服从。”我不服，与之据理力争。李说：“你要知道理由吗？好！跟我走！”李把我带到学院办公楼的二楼礼堂，在这个偌大的可容300─400人的礼堂里，只有李和我两个人，这时李恼羞成怒，杀气腾腾的说：“我告诉你，现在全国正在紧张地肃反，陆兴祥是暗藏的反革命分子，我们要监控他，现在我把党的最重要的机密已经告诉你了，我命令你和陆兴祥同住一小室，你的任务是监视陆兴祥，24小时都要与陆在一起，监视他的一切言论和行动，每天至少要向我汇报一次陆兴祥的活动情况，如果出了任何问题，你都要负责。”这一下可把我吓唬住了，我说：“如果是这样，我可不愿意和陆同住一室，我住大室就是了。”李说：“不行，现在全国正在大规模的肃反，抓暗藏的反革命分子，你已经知道了党的机密，你必须执行党给你安排的任务，监视陆兴祥，否则将以盗取和泄露肃反机密，违反肃反纪律论处。”当晚，我一宿未眠，受到了从未有过的精神恐惧和惊吓，感到大祸临头。可是，第二天情况又变了，早餐后李通知说：“你住大室，这一小室由马宗琨（另一个同班同学）和陆兴祥住，我们另派马宗琨监控陆兴祥。第一，从今天起，你不许离开学校一步。第二，你必须写出检讨书和详细的履历，要从八岁写起，深刻的检讨你窃取肃反机密的严重错误和资产阶级反动思想，三天内交上来，听候组织处理。第三，如果泄密，加重处理。”
我夜以继日写出厚厚一叠几千字的检讨书，交给李了。此后，我每天都在诚惶诚恐，不知所措，神志恍惚中度日如年，不敢出校门一步，充满了恐惧和惊慌，不知何日将祸从天降，精神几乎快要崩溃。同学与我说话，常常是听而不闻，答非所问，神经受到严重创伤和摧残。比较相好和接近的同学都讥笑我，“熊猫是不是害了相思病，想哪个女同学，想得神经失常，是快想疯了吗？”我苦笑无言以对。精神陷于折磨和痛苦的煎熬中。时间一天一天地过去，奇怪，李良信并没有来找过我，我更不敢去找他，两个月过去了，我实在承受不住这无形禁锢的折磨和痛苦，在一个星期六的晚间，我壮着胆子和同学好友一起走出校门，次日星期日也出了校，也无异常情况发生，胆子渐渐大了，李良信也不见了。不久我班的政治辅导员换成了另一个叫叶友凯的人，这事就再也没有下文了。
第二年，1956年，学校里的政治气氛是最缓和的一年，所谓政治落后的同学都不能称落后二字，改称后进。夏天在游泳时，两个很相好的同班同学刘靖华、邹庆礼问及此事时，我告以真相，二人十分惊诧。刘是志愿军转业军人，更是气愤难平，大骂李良信违法乱纪，鼓励我要学武汉纪凯夫向坏人作斗争的勇敢精神，控告李良信对我的迫害。
世界上的事情真难预测，这年秋天，李良信从管理控制学生思想的专职政治辅导员突然摇身一变，成了医疗系大学一年级的入学新生了。
1957年春夏之交，共产党整风运动的初期，学校领导动员全校师生员工大鸣大放期间，我将此事公诸于众。大字报贴出后，校园震惊，引起了强烈的反应，老师们、同学们对李良信迫害我的这一桩黑色事件，深感不平和痛恨，义愤填膺，强烈谴责李良信无法无天的罪恶行为，对我表示深切的同情。李良信狼狈不堪，成了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
大字报贴出几天后，我在校园内遇见同住在一幢学生宿舍的医疗系毕业班同学芦苇。芦苇是医疗系高年级党支部书记，皖北合肥市人，49年初参军的南下干部，曾经在川东军区政委谢富治的手下作过文秘工作。此人颇具才华，头脑机灵，健谈，好表现自已的才识，常常在校园内扯一个圈子，周围聚集一批同学听他笑谈古今：什么唐太宗对魏征纳谏呀，刘备对诸葛亮礼贤下士，49年底前华西坝的地下工作者谢彤的未婚妻唐贤美在重庆西南公安部被秦大麻子活活抢去，在战场上共产党对待俘虏的国军和共军的归俘这二者之间的待遇有天壤之别，对国军的宽厚和对归俘的残酷……等等不一而足。因为彼此常见面，比较熟习，这天一见面他劈口就叫：“熊猫，你这个混蛋娃娃，你去贴李良信的大字报，你懂得什么叫政治吗？李良信的行为固属违法乱纪，品质恶劣，是个痞子。但是这个问题牵涉到肃反运动。现在的鸣放，全国各地向党中央飞来雪片般的告急信、电，邓小平、彭真力主镇压，你娃娃马上就要当反动派了。”芦苇的话，吓得我心惊肉跳，毛骨悚然，我深悔忘记了好友柳青涛去年临别时的忠告，柳是医学系五官专业56届毕业生，曾参军当炮兵后转业考入川医，其父柳郁钟曾是民主建国会重庆西南地区负责人之一，常与上层交往。柳青涛时常给我们谈及上层的特权腐败和种种黑暗内幕，并说共产党的话信不得，否则要吃亏。柳青涛对现实社会非常悲观。当时我年青，缺少阅历，没有政治头脑，更无政治经验，对柳青涛的话当作耳边风，根本不在意。记得有一次去柳家玩时，柳的父亲亲口对我说：“柳青涛的思想非常阴暗反动，你不要受他的影响，最好不要和他一起玩。”当时我非常反感，认为这个老头子讨厌，尽是说教，有什么不可以在一起玩呢？不久反右开始，四川日报赫然大标题：“右派分子柳郁钟的反党罪行”。柳青涛从广西桂林写信来说：“不听劝告，如何。”并说他父亲是个大傻子。
芦苇提醒我后，我就三缄其舌，无论是非如何，我一句话都不说了，而此时正是鸣放高潮。
臭名昭著，遗臭万年的6•8社论发表后毛翻脸不认帐，背信食言，违背国家法律，不顾执政党的信誉，暴露出其蓄意迫害知识分子的狰狞面目，不顾事实，不讲道理，更不容许申辩，帽子、棍子满天飞，芦苇的提醒应验了，柳青涛的告诫成为现实，我这张大字报成了恶毒攻击肃反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一些出于道义，同情和声援我的同学也因此纷纷中箭落马，和我一样沦为被侮辱与被迫害的政治贱民，承受着以后22年的苦难历程和悲惨人生的炼狱。
与夏天的酷暑一样，运动气温节节升高，政治风暴迅即狂飚，揪出的右派分子越来越多，各个角落都有公共射靶的右派分子和自己射靶的右派分子。揭发批判右派分子的大字报铺天盖地，右派分子的罪名和各种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毒草应有尽有，看大字报目不暇接，右派分子的面目形形色色，五花八门，光怪陆离，无奇不有，令人愣然惊诧，啼笑皆非，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祸从天降，千古奇冤。
半个多世纪之后，我尚能回忆的一些右派分子的罪行如下：
⑴刘靖华：志愿军专业军人，文字功底好，而且毛笔字又写得好，我揭发李良信的大字报是他抄写贴出的。
⑵张忠弟、黄宪弘：同宿舍的同学，帮助我一道去贴大字报，黄并没有看完大字报，仅看了一半，感到李良信太坏，必须揭发。
特别不幸的是张忠弟被划右派分子以后，于60年代在贵州省遵义市丢下妻儿，自杀身亡。
⑶何基培：张忠弟的同班同学，我们在贴大字报时遇见他，张忠弟叫他：“喂！何基培，来！帮我们提一下浆糊桶！”何一无所知。
⑷杜河清：学生广播站站长，医疗系四年级学生，我在树德中学高中时的同班同学，普通话说得好，一日，我在校园内遇见他，杜说：“李良信应该揭发，我帮你广播。”仅此而已。
⑸胡森：我班同学，爱跳交际舞，在6月8日前的一个星期六下午，胡森正准备外出，经过宿舍楼道时，一间屋门大开，屋内有我班同学詹重万、郭启云、毛祥彦等几个共青团员正在合写一张大字报，已完稿，正待抄写，大字报的内容是：“看我们班的三个党员——郝卫贞、何国华、许德英”。胡森经过门前时，室内的人高呼：“胡森！来！来！来！你的字写得好，帮我们誊写大字报。”胡森不愿，说忙着上街，詹重万走出屋门，把胡森硬拉进屋，胡森说：“快点！快点！”詹重万手拿底稿，念一句，胡森写一句。后来反右时，詹重万等痛诉：“右派分子胡森蒙蔽和利用了我们！”
⑹医疗系毕业班学生罗建国说：“实习医生在医院值夜班时，夜班加班伙食的蛋白质的含量太低。”全班批斗会场的横幅通栏标语是：“右派分子污蔑社会主义缺少蛋白质！”
⑺医疗系一年级学生李思礼最初的案由是有人贴李的大字报，说李在舞会上，跳交际舞时把女生抱得太紧。李咬牙切齿的骂：“哪个狗日的说老子把女生抱紧了！”事情愈闹愈大，正值反右高潮，说右派分子李思礼敌视反右群众运动。并被栽赃若干莫须有的罪状。
⑻医疗系二年级学生胡黎安的日记本被人偷走，罪名是：“看！右派分子的反动日记！”
⑼口腔系三年级女生黄心华原是西南军区排球队队员，转业军人，人长得漂亮，阿娜多姿，在学生饭厅进餐时与我同桌，刘靖华常端着饭碗来我桌，时与黄搭腔，反右时，硬说黄、刘二人在搭话中曾说过同意葛佩琦的论点而被打成右派。
⑽药学系毕业班学生王大军。57年夏季，该班因在重庆制药厂实习，没有参加学校的鸣放，实习结束返校时，学校已经过反右高潮的第一波，校方要该班全体学生补鸣放课，同学们在座谈会上无不战战兢兢，唯恐说错了话，王大军是团支书作会议纪录，后在记录中查不出右派言论，就说王大军有意抹去记录里的右派罪行，包庇右派，是个十足的右派。
⑾附属医院放射科医师罗世钧等，办个大字报刊物，取名叫《看得穿》，揭露附属医院领导的官僚主义，中阳谋阴招。
⑿附属医院财会室主任王俊杰在鸣放中更出新招，张榜公布医院的领导干部和医、护、职工生活补助金花名册及补助金额，并在榜文后附一对联，上联：“肥处添膘，瘦处刮油。”下联：“锦上添花，针上削铁。”横批：“胀死、饿死。”大字报贴出后轰动医院，这还了得，恶毒攻击党的领导。
⒀前文所言，在反右前曾提醒过我的医疗系毕业班学生芦苇，因与学校党委宣传部长章添闹矛盾而招厄运。
另外运动中还有几件值得一提的花絮：
⑴公共卫生系有一个调干专修科，该科有一个以共产党员张益恭为首的几个调干学生，私自查阅系上一些女生的档案，然后照着档案资料和像片，按图索骥，挑选各自中意的对象。此事曝光后，引起轩然大波，必然有为此事买单的倒霉鬼。
⑵最卑鄙无耻和歹毒的是口腔系三年级学生共产党员杨立达，此人经常趁同学不在场时，像小偷或者小特务一样对别人的书桌、抽屉、衣物等，翻箱倒柜，搜寻别人的日记、信件、字据等，然后上纲上线，栽赃陷害，企图据此置人于死地。然而天纲恢恢，恶有恶报，杨立达在1958年因张贴反革命标语被公安机关逮捕获刑20年，押赴四川省石棉矿劳改。
⑶作为反右运动的副产品，采取一锅端的办法，处理了一些平时不易界定的是是非非的人物：
其一，1956年秋季学校办有一个检验专修科班，重庆某卫生单位有一年青女化验员，此女颇有姿色，体态风流，穿着打扮非常时尚，发型为一条又粗又长的独辫子垂于后背。该单位有一位老干部领导，对其猛攻不遂。其时，此女要求来川医读书，老干部领导开出的条件是，如果嫁给我，我就放行。相持谈判结果，老者让了一步，要求只需和他扯一张结婚证有法律认可即行。扯证后，那女子尚未过夜就立即来蓉。进校后，该女与一个医疗系四年级的男生洪顺康在舞场中相识，洪聪明伶俐，风流倜傥，两人一见钟情，如胶似漆，相见恨晚。女子写信给单位坚决要与那个没有文化并且年龄差距甚大的大老粗离婚，并以死相胁，赌咒发誓决不与老干部有任何往来。寒假时，老干部来蓉相寻，女坚决不见，为躲避老干部，腊月三十除夕之夜，女与洪双双隐藏于华西后坝竹林中，在冰天雪地里冷冻了一个整夜，女冻得浑身颤栗，洪将身上所穿棉厚衣物，全部脱下，覆于此女身上，方挨到天明。女扬言，若再逼，一定自杀。老干部十分无奈，只好返渝。想到一个如花似玉的美人，装在蒸笼里面快进口的鸭子飞了！实在想不通，回重庆后不久就自杀了。这件事流传了一段时间也就过去了。
反右运动期间，此事旧话从提，定性洪与此女是乱搞男女关系致死革命干部的坏分子，双双逮捕劳动教养。逮捕洪顺康的当日，其在附属医院任外科医师的哥哥洪元康立即刷出大字报：“坚决拥护政府对坏分子洪顺康依法严惩！”
这是一桩在专制制度下发生的，一对追求幸福的青年男女横遭迫害的惨烈悲剧。
其二，医疗系三年级有两个女生，一名马扶媛，一名吕月婵，此二女皆具姿色，风流阿娜，对其献殷勤，写追求信的男生如过江之鲫。反右期间，揭此二人的大字报满天飞，尽是些风流韵事，男女话题，结果，马扶媛被开除学藉，吕月婵侥幸过关。
如果按照这个标准整人，则今天中央电视台六频道、八频道的帅哥、靓女，无论衣着服饰，化妆美容，发型首饰，男女纠缠，个个都是资产阶级坏分子。
其三，我班同学邹庆礼，57年春夏，在重庆口腔医院实习，没有参加过学校的整风、鸣放、反右运动。实习结束，返校参加分配工作。只因为与他接触密切的好友，同班同学王元治、邱光勋是肃反运动的审查对象，王甚至被隔离审查了一年，虽然没有结果，但是被审查本身就是一个永远洗刷不清的污点。与其有密切关系的同乡罗建国（医疗系毕业班右派学生）、同班的好友熊习礼、刘靖华又都是右派，因之邹庆礼也必须要戴一顶帽子才平衡。但是又确实找不到把邹划成右派的理由。口腔系一个专职管理学生的政工干部蔡绍敏，此人心理阴暗，残忍歹毒，搜集邹平时的生活不检点之处以及一些孩子气的调皮行为，无限上纲，生拉活扯地把邹定为内心反动的坏分子。蔡将邹的材料上报学校后，学校认为太离谱，予以否定。当邹工作分配在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时，蔡又在给邹庆礼寄人事档案时做手脚，此事经临夏、兰州、学校，三处多次公文辗转往返，才得到澄清事实。
（八）疯狂的永郎
暑期结束，这届毕业生的分配方案完全不同于往届。党团员、积极分子留校培养或分大城市、大医院，落后分子则发往西北地区或经济文化落后的荒凉之处。全校医疗、口腔、卫生、药学四个系里共有右派分子30多名，当然所分配的地方和单位的条件就更差了。无一例外的，每一个右派分子在接受分配时均给予考察1—2年的惩罚，到所分配的单位接受监督改造。我和另外两名毕业生刘靖华、芦苇则受到留校考察两年，监督改造的处罚。考察期内没有工资，只有生活费，标准是毕业生试用期工资的55%，实发为26.5元。
最初，我们三人被派往学校伙食团参加炊事班的劳动。不久又被派到附属医院洗浆房作洗浆工作。当时附属医院大约有二到三千张病床，洗浆房有四、五十个洗浆工人，要洗所有病床的床上布品，手术室、化验室、治疗室以及所有各种工作科室的包、单、布、片等等和全体工作人员的工作服。当时没有洗衣机，更没有其它任何洗、烘设备，全部使用手工洗、刷、清、晒、晾等原始劳动操作，工作十分劳累。但是，无论在炊事班或是在洗浆房里劳动，工人们对我们三个人都很和善，毫不歧视。大家都围着几个7×4平方米的水池作业，每一个人的面前各有一个搓板、棕刷、肥皂。劳动时，我们三个都不说话，埋头干活，工人们则不断嘻嘻哈哈，笑谈风生，打闹不停，特别是男女之间，更是十分打趣，内容95%以上全是男女性事，彼此哈哈大笑，气氛非常活跃。从不涉及到什么政治话题，什么派不派，主义不主义。我想这就是工人们用以调节情绪，缓解疲劳，自娱自乐，活跃身心的一种最好的健康的生活劳动方式。此处也可以看到毛的所谓工人运动，完全是幌子，是骗术，实际上是运动工人，操纵工人，煽动工人，煽动仇恨，为政客、野心家、阴谋家、权术家服务。每天我们在上下工的路途中都要遇见许多熟识的老师、同学，他们看见我们这三个穿着劳动者的打满补丁，退了色的旧衣服的被羞辱和被惩罚者时，我们是厚着脸皮，硬着头皮，听天由命，他们则有说不出的感受：“看！这就是胆敢独立思考，敢提意见，挑战和反对权势的活标本。”毛以此儆戒众人。
1958年新年伊始，成都市就掀起机关干部下放农村劳动的热潮，二月初，学校，包括附属医院在内组织了一百到两百名教、职员工包括临床医生在内的队伍，下放到西昌专区西昌以南60公里安宁河畔的德昌县的农村插队落户，与农民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参加农业劳动。行前，学校开大会敲锣打鼓披红挂彩地欢送。月底，学校公告对右派分子的处理结论，当时全校大约划了180名左右的右派分子（注：在58年的年中又追加了若干名额），其中有40多人被下放农村接受监督劳动。下到农村监督劳动的右派分子以学生为多。再则，下去的教、职、工、医生都很年青，只有外文教研组的讲师吴福临45岁，是年龄最大的一人，其他都是二十几，三十几岁。我们三个已经处理过的右派也随同这批右派于三月初旬不声不响静悄悄地下到德昌。
此时，大跃进已开始，我们这批右派分子到达德昌后，上面改变了原订插队落户的计划，集体投入到兴修德昌县凤凰堰水利工程小高（乡）段的劳动作业。每周劳动六天，休息一天做个人卫生。每天上午八点开工，下午五点收工，沿着山坡，挖沟修渠，晚饭后浸泡在安宁河里浣洗沐浴，黄昏时，或于河边或于半山坐在草坪上观景闲谈，彼此安宁和谐，是当时混沌乾坤中的一小块世外天地。学校派有两名党员干部负责管理和监督这批右派分子，一人是附属医院总务科长罗友壁，另一人是校人事科干部彭汉隆，这两人都正直善良，对右派分子心怀同情，从不歧视苛求，一再强调劳动应量力而为，对年龄大的吴福临和几个女职工更是关心照顾，凸显了人性的道德和良知，使这批右派分子少吃了许多苦头。
经过三个月的劳动，到六月份，该段工程完毕。（注：凤凰堰修好后，问题层出不穷，从未投入使用就废弃，这就是毛的大跃进时期劳民伤财的豆腐渣工程。）右派分子分为两部分，一部由彭汉隆带队赴德昌县的洛跃纸厂，一部由罗友壁带队赴德昌县的永郎铜矿。去永郎的都是男性，我们三个毕业生分到去永郎的一队。
铜矿的矿部设在安宁河畔永郎乡场头，公路旁的一个庙子里，书记郭福长是个连排级的低级转业军官，官僚味十足。矿区距离矿部约6—7公里，一路爬坡上山，管理矿区的人叫王全，是当兵转业的，北方人，少文化，粗野，智力低。因为大跃进时组织军事化，矿区是营的编制，所以称王全称王营长。矿区里有若干个大大小小的以树干、树条和麦杆，麦草搭建的工棚。住有六、七十个不久前从四川省自贡市盐业工厂里派来此地开矿的青、壮年男性工人。
罗友壁科长经常要往返于成都校部和西昌，来矿区的时候不多，罗向郭福长、王全交待的是，对待我们的政策主要是思想教育和思想改造，而且我们的政治身份不对外宣布以利改造。劳动则以力所能及，不过分强调为主。郭、王最多是初小文化程度，报纸都念不清，别字连篇，对我们作思想教育完全是空话一句。这也是毛泽东对知识分子实行的所谓“资产阶级世界观的思想改造”的要旨。在暴力的胁迫下，用文盲或半文盲来摧毁知识分子人格的尊严，独立的精神和自由的思想。
上山后第一件事就是郭书记宣布：“现在矿部要整风，发动全体工人大鸣大放，对领导提意见，帮助领导整风，什么问题都可以说，什么意见都可以提，如果说错了，没有关系，领导绝不报复。”可怜这些老实无知的工人，多数是文盲，个别读过小学，怎样鸣放呢？编成若干小组，每组12—15人，另派两名右派分子作会议记录，并帮助工人代写大字报。
这些自贡市的工人，大多数是第一次离乡背境，来到一个陌生生的，毫无积累，需要白手起家的山区，食、宿、生活，诸多不便，加之郭、王的无能，安排不当和官僚作风，自然有许多不满和牢骚。虽然在发言和大字报中，连一句涉及到政治问题的议论的影子都找不到。但是，对领导不满，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工人不划右派，就揪出一个姓颜的，一个姓苏的两名反社会主义分子，对其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对这两个阶级敌人，工资减半，除了参加规定的劳动定额外，其他很多粗活、脏活、累活，如打扫公共卫生，倒工棚的马桶等等，都由他二人全包。王营长还要随时厉声训斥、责骂，试看哪个工人今后还敢不服从领导，对领导提唠什子意见。
我特别记得的一件事是6月30日晚，天气晴朗，皓月当空，山间气温凉爽宜人，这些右派分子书生气十足，三三两两在坝子里和附近山腰间赏月。年青人不自觉的感情抒发，此起彼落地唱起了两年前1956年12月9日的晚上，成都市各高校在川医第二广场联合举办纪念12•9运动20周年文艺歌咏晚会上演奏的歌曲，其中多数是三十年代和抗日战争时期的歌曲再加上《小路》、《喀秋沙》、《三套车》、《莫斯科郊外的夜晚》等苏联歌曲。王全听不懂，工人们更不知是何物。王全向郭福长汇报说：6月30日夜晚，右派分子向共产党示威。郭也拿不定主意，毕竟是省上川医来的人，而且人数众多，不敢贸然采取行动。郭立即与罗科长沟通，罗问明情况后与之解释说：“他们唱的都是共产党领导的进步的革命歌曲和苏联老大哥的革命歌曲，不是反党的，是热爱党的。”这才是黑夜行船过暗礁，有惊无险。永郎铜矿原是前清当地士绅开采后遗弃在山上的一些废井，大跃进时毫无任何科学根据，主观臆断地说这里有铜，立项为西昌地区德昌县县级重点企业上马。矿区左边一座山叫彭家山，右边一座山叫乌龟山，这两座山上各有若干口废井，为了表现大跃进的英雄气概，此两座山分别改名为红旗山与跃进山。当第一次开井时，还特地找了一个曾经当过矿工的当地老农民周国统去看风水，周煞有介事地弄了些香蜡纸钱在洞口大肆祭拜山神土地，然后才开始打井放炮。
后来，郭福长书记对周国统看不顺眼了，毫无事由，非常轻松地说：“把周国统送去劳教吧！”此是后话。
六月份我们上山时，全矿人员连同右派分子在内总人数仅一百多人，当时提出来的任务是1958年全矿生产铜50吨。可是，随着大跃进政治气温的狂飙，陆续从四川省内江专区引入大量农民工，五个月后到十一月时，全矿人员已达3000多人。一大批成都市的各省级机关的下放干部调到铜矿充实各级领导管理层。同时上级又派了一位姓苗的营级转业军官担任矿长。苗矿长腰间还挂着手枪，同郭书记一道去各处巡察。苗含蓄，不多言，工作踏实，与右派分子从来没有过正面接触。此时，除永郎矿区外，又在20多公里外深入山区的兴隆乡开辟规模更大的第二矿区，遍地开花似的挖洞、开井。并积极准备在南面邻县会理县的甸沙关开辟第三矿区，同时，还向纵深的各处山区探测新的矿点。生产任务的指标已从原订的50吨跃进为1958年产铜1800吨。
铜矿的组织机构是军事化编制，以郭福长为代表的领导层主观、臆断，毫无科学知识，狂想、妄想、梦呓，管理工作一片混乱，官僚主义瞎指挥，生产层监工、工头，处处都是营长、连长、排长、教导员、指导员满天飞，一些工头纯属游民、恶棍，流氓痞子气息严重，胡作非为，任意打、骂工人，屡见不鲜。一天傍晚，我伐木砍树归来，路过烈火熊熊燃烧的烧木炭炉群，看见一个工头正在对一个十六、七岁的青年工人拳打脚踢，被打者半躺在地上，不停哀求：“李排长！饶了我吧！”李排长一边用足踢，一边骂：“你这个狗日的，共产党把你喂饱了，把你的狗肠子胀伸了！”此情此境，就是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的国家领导阶级、工人阶级的境遇。这同巴西电视片《女奴》的画面，奴隶主的狗腿子，打手弗朗西斯科毒打奴隶的区别在哪里？
矿区生产的各种作业，全部是原始方式，原始工具，依靠的是人海战术，军事命令，硬拼蛮干。开井用的是钢钎、铁锤、砍树伐木打箱，再加雷管、炸药。每天晚间，都要召开矿区大会，领导讲大好形势，鼓干劲，放卫星，各井洞作业组长汇报当日开采数量，矿石多少担！荒（岩石）多少担！所报数额，既无记录，又无核实（也无法核实），仅凭口说，信口开河，竞相攀比，争放卫星，愈放愈高，全是谎报，互相欺骗，上下欺骗。
几个伐木连，在各个山里，向原始林区，地毯式地砍伐树木，一匹山一匹山地全都剃光了头的纵深进军。砍下的树，剔枝、剥皮，只要树干，许多百年、千年的古树，有的树干直径已达一米多的参天大树，在哗啦啦声中轰隆倒下，然后锯成一米五左右的长度，由高处向低处，滚放而下，在平地则用人力以古代轿夫（四人轿夫、八人轿子）喊着号子的方式扛抬：“天上明晃晃！地下水淌淌！月儿弯！跟到园！”直达矿区附近的炉群，劈成柴块，投入烈焰飞腾的炉内烧成炭块，用来炼铜。
各个矿区，既无公路，更没有运输工具，尽是羊肠小道，山上人员吃的、用的，主副食品，大米、肉类、菜蔬，日常用品，各种生产物资，全部用人力，背兜、扁担，肩挑背扛，几百人的几个运输连昼夜不停地运送物资。烧炭、炼铜，更是用砖块、泥土砌的土高炉，木风箱等原始工具，原始操作。
超英赶美的口号也要大跃进，郭书记从西昌市开群英会返矿时作大报告提出，争取15年超过英国，50年赶上美国。不久，跃进为10年超英，15年赶美。又再次跃进为7年超英，10年赶美。还嫌慢！又变为3年超英，5年赶美。最后干脆定为今年超英，明年赶美。
山上烈火熊熊！山下战鼓咚咚！永郎农村也毫不示弱。公社门前大摆擂台，生产大队各路英雄，登台亮相。一个比一个更高产，卫星一个大于一个。永郎场街上挂着横街大幅“苦战三年，誓把永郎变乐园！”“超英赶美，要与天公誓比高！”公路旁不远处有一个很大的约4×6平方米的蓄粪池，池的上面盖有茅草顶。现在池旁柱子上挂着木牌：“永春大队第一化肥厂”！永郎乡场的另一方向远侧有一个荒芜的坝子，里面放有两部破旧的架架车，坝子前面也立有木牌：“东风大队第二停车场”！两个老头，破衣烂裤，坐在门前编篾器，屋柱前面挂着“幸福大队轻工业公司”的招牌。
公社书记上山交流农业大跃进的经验。这位书记除了口沫横飞，喋喋不休的如何，如何的梦呓外，最引人注目的亮点是宣称“明年德昌要建大飞机场，永郎要建小飞机场，农民都要坐飞机啦！”郭福长在旁春风得意，神采飞扬，共产主义已经来临，立刻就要跨进幸福的天堂了。
年底西昌师范学校部分学生约一百多人，响应伟人的号召“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注：前一句话是要培植忠实的奴才，这是方针的主旨。后一句话是摧毁文化、科学知识，制造缺乏思维，头脑简单，粗、蛮的奴隶。造出大宗产品，这是方针的第二要义），前来矿区参加生产劳动，这些学生主要是担任运输任务，把“矿石”从矿井背到矿区土高炉旁。一时间，满山遍野，红旗飘荡，歌声嘹亮，好一派热闹景象！
“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好！右派分子想反也反不了！帝国主义挟着尾巴逃走了！战！战！战！为钢铁而战！战！战！战！为钢铁而战！……超英赶美用不了15年！嘿！用不了15年！”
这就是大跃进时永郎铜矿的颠峰时期。
1958年九、十月之际，四川省泸洲卫生学校给铜矿分配来两名应届中专毕业的女学生。
一个名叫席锦华，20岁，曾参过军，转业再读卫校，来矿后被任命为医务室主任和矿团委书记。另一名叫桂先群，是一个纯情、善良、可爱的女孩子。三千多人上山采矿、伐木、冶炼、运输，全是原始方式的重体力劳动，既无安全知识，又缺安全设施。安全事故频频发生，几乎每一天都有工伤事故。再加以气候渐冷以及不良卫生条件引起的各种疾病，两个中专毕业的小女学生无论如何也应付不了。因之，右派分子中的各科临床医师，包括我们三个应届毕业生，全部用上，组建和充实矿部、各矿区、矿点的医务室。席锦华主任为人和蔼、沉稳、平易近人，对我们非常尊重。会诊时虚心听取各科临床医师对病情的分析、讲解、诊断和处理。她们两人确实有幸，刚出学校能有机会得到良师的指导走出临床实践的第一步。由于医疗设施的限制，这些右派医生随时都要转送重伤、重病员到西昌、德昌的专、县医院治疗并采购各种医药物资。
西昌地区是四川省矿产品的重点地带。从中央到地方，各种级别，各种规模的黑色金属、有色金属、非金属的矿山参差林立。永郎向南的邻县会理县的渡口的西昌钢铁公司就是规模最大的中央级矿山企业。该公司的运输部门就拥有数千辆运输大货车，以及为数众多的其他各型车辆，每天来往于渡口及全国各地。铜矿矿部门前公路上的车辆昼夜络绎不绝。那时大刮共产风，各项经济活动都不计成本。我们只要站在公路边一招手，来往车辆会自动停车，不付一分钱就可搭乘去德昌、西昌。有一次，我们乘上一辆西昌钢铁公司的美式中吉普，里面坐有三、四位工程师，都是北方人，彼此谈论时，大骂西昌钢铁公司瞎搞、胡来、荒唐，说一吨钢都没有炼出来，上月拉1000吨矿石到上海上钢去炼，上钢回答说，矿石内含有几种叫钒、钛的元素，目前的技术还无法分离这些元素。后来西昌钢铁公司下马，渡口改制建攀枝花市，又新建攀钢。西昌医药公司销售部大厅里就挂有各级厂矿药品供应情况反映栏。
大跃进时，各处矿山都需要炸药。炸药供不应求，货源非常紧张。矿区缺炸药，郭福长心急火燎，一筹莫展。医疗系三年级右派学生肖育仁，用硫酸钾、硫磺、黄磷、赤磷等原料配制炸药成功，而且威力很大。郭福长大喜过望，立即选派十多名年青工人，肖又指定王诚等四个右派学生作他的助手，在矿部到矿区的途中山腰隐蔽处成立炸药组，专事生产炸药。秋天，郭福长和其他矿领导带领肖育仁到西昌市参加1958年西昌地区群英大会。肖育仁制造炸药成功的事绩被大会和西昌报誉为大跃进中的花朵。只是肖育仁由于右派身份的关系，本人不能出席大会，名字不能见报。而由其他人代作报告，肖本人住在招待所内，听取他人传达大会情况和接待各矿山前来取经的人员。
以后，炸药组发生了两件事。一是矿部医务室主任席锦华常到其近邻炸药组作巡回医疗，关心炸药组工作人员的身体健康。席与肖频频接触，不久二人双双坠入爱河，孳生出火热的恋情。
另一件事是右派学生王诚在工作时不慎，将炸药引爆，王的右手从肘关节处的前臂被炸飞，王成为独臂伤残者，这是一桩真实的血的悲惨灾难。
矿部要开辟新的矿区和扩建新的井点。第一步，必须要作井点勘测和道路勘测，找不到勘测设计人员。工人们都是没有文化的农民，哪堪此任。药学系三年级右派学生饶弘武，入学前曾参军当过坦克兵，会驾驶坦克，会测绘。郭福长书记就任命饶拉起一个勘测队。饶带领林永祥、陈加猷和另一个右派学生。四个人扛上测量架，提起测绘仪和测绘板。各自带着简单的行李，进入各处深山老林，不受拘束，自由地开展测绘工作。郭及矿区管理层干部既不懂业务，也无暇顾及彼等。饶则定期或不定期交回一些测绘图纸。
胡黎安事件：胡是医疗系二年级右派学生。做矿井采矿作业。在施行岩层爆破时，因炸药受潮，雷管引不爆炸药。胡无奈，将炸药放在井外锤炼钢纤的茅草棚子里的炉火旁烘干。炸药因温度升高，突然爆炸。将茅草棚子的棚顶炸飞，胡也受了轻伤。此时恰是永郎铜矿的鼎盛颠峰时期，罗科长又在成都，郭福长为了显示权力树立威风，将胡黎安事件定性为右派分子破坏矿井案。开矿区大会，公安局当场将胡逮捕送劳动教养。
胡黎安案件的宣判，逐渐地暴露了大家的政治面目，干部们，尤其是下放干部，怕被沾染，被连累，逐渐对我们另眼相看，与我们划清界限，日子一天一天地不好过了。在这个残酷的被侮辱与被迫害的环境里，右派分子的精神和肉体都受到极大地折磨和摧残，更重要的是看不到苦难的尽头。悲惨的现实生活使大家对反右运动的认识不断提高，为了求得生存和保护自身的安全。部份右派分子逐渐形成了一个无形的思想的共契与同盟。这个同盟没有任何语言表达，只有神往的意会和心灵的沟通。同盟的核心是几个了解共产党政治游戏规则，有斗争经验，富于良知和道德的右派分子里的转业军人和共产党员。这些人在被划右前都曾经接触或参与毛统治的边沿或外层圈的运作，知道它的残忍和险恶。这个基于有共同认识的精神核心一旦产生，它的吸附力就愈来愈大，“右友”们之间就呈现出互相照顾、彼此遮掩、互助、互爱的局面。有情况互相传递信息，分析、预测动向。开会时，回避敏感话题和政治话题，只谈生活作风，日常琐屑。如果有矿干部在场主持会议，则对其大肆吹嘘，歌功颂德。“右友”中如果发生问题，则只谈认识，思想批判，不接触实际，话题越扯越远，空话、套话、行话、废话，连篇累牍，千篇一律，毫无新意，东拉西扯磨时间。并且在长时间的实践中提练出一套完整地，成熟地对付思想控制和思想汇报的书写程序、规范化模式的空话套话。渐渐，“右友”之间，愈来愈团结，互相都感受到集体的温暖，精神压力有所缓解，日子过得也要容易些了。
这期间，右派中先后出现了两根芒刺，医疗系三年级右派学生孙天健，好表现，经常抬高自已，打击别人，对人拈过拿错，打别人的小报告，不顾他人死活，总想把别人踩在足下，解脱自已。弄得大家很不安宁，时时都要对他加以提防。
有一天，修路时，一根很粗的藤，绊在两个大石头之间，绊得很紧，怎么也移不动。十字撬、斧子，都弄不断藤。此时，有人拿了一把镰刀，把藤割断，石头就搬动了。孙十分感概地说了一句话：“斧头在镰刀的面前显得如此软弱无力！”下工后，有人立即向矿区汇报：“说斧头代表工人阶级，镰刀代表农民。孙污蔑工人阶级，说工人阶级、共产党不如农民，共产党领导不了农民。破坏工农联盟，反对党的领导。”
晚间，召开有矿区领导参加的批判会。“右友”们争先恐后涌跃发言，批判的调门越批越高，捕风捉影，无限上纲。一连开了几天的批判会，批得孙终日徨徨，提心吊胆，不知所措，才知道众怒难犯。从此，老老实实默默做人，彼此相安无事，大家也就不再为难他，宽恕他了。
入冬，学校又新发配一个药学系58级应届毕业生，右派分子邓荣贵来此。邓初来乍到即犯孙的毛病。“右友”们一再暗示，劝他要平和，要实事求是，要友善，争取每一个人都改造好，共同返回学校。邓听不进，一意孤行，认为众人都软弱可欺。趾高气扬，重蹈孙的覆辙。有一天，邓与一位“右友”在谈话间，无意说了一句话：“我想以后到海关去工作！”这位“右友”立即把这句话向王全营长汇报。说邓荣贵想到海关去，想偷越国境，背叛祖国，投靠美帝国主义和台湾蒋介石匪帮。大老粗王全听到此话，“邓要偷越国境，投敌叛国！”这还了得！将此列为重大事件。晚间立即召开全体右派分子对邓的批斗大会。与会人员，个个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祖国。对邓的叛国意图，个个义愤填膺，予以痛斥。王全这个大老粗，连海关这个名词都弄不清楚。一口一个山大王的口语“山闸”！“山闸”！这是一出十足荒唐的，令人捧腹大笑的闹剧，笑剧。一连斗了几天，硬是说邓要叛国，王全愈斗愈气，真以为在他的管辖下要出叛国大案。邓怕王全抓他，找了一个机会溜下山去，搭车逃回成都。
邓荣贵走后，右派内部就没有出现过动荡和冲突了。
1959年2月，春节后，下到德昌接受监督劳动的右派分子中的第一批人员返回成都，回到学校。走了大约40%的人员，多数是业务骨干。
大跃进的败象日益显露，1958年的生产任务打了一个“白光”“0”蛋！一斤铜也没有炼出来。1959年的前景更加暗淡。各个矿区开采出的“矿石”都是不含铜的岩石或少量含铜品位很低，毫无冶炼价值劣等矿。土高炉炼出的是灰黑色、灰褐色一点用途也没有的死疙瘩。矿源无着，下放干部陆续返回城里，剩下还没有走的一个个心慌意乱，天天想家。各地调来的农民工一批批地发还原籍。生活物资匮乏，副食品、菜蔬供应日益紧张短缺，完全见不到肉类、油荤了。我们住在矿部近邻一个贫农罗大娘的家里。有一天晚间，罗大娘煮了一锅清水厚皮菜请我们吃。席间，罗大娘大骂罗大爷：“你将就点！（注：忍着点）你以为现在还是解放前你在地主家里打工，天天有酒，有肉给你吃，你不要想，少做点过场，给我吃，不然饿死你！”永郎乡供销社里卖的饼干已经变成草绿色，表面不仅有厚厚的霉烂而且还粘有比油菜粒还小的虫丝丝、虫吊吊。各个矿区人员大减，一片萧条败落景象。苗矿长也调走了。后来又调来一位据说是级别更高的成都市的下放干部包书记，担任铜矿的第一把手。包书记来矿后，连矿区都没有到过，仅在山下矿部住了短时间又调走了。
矿部还发生过一桩桃色事件。58年秋冬之交，此时是铜矿的极盛时期。一天凌晨拂晓前，郭福长书记（有妻室儿女的有妇之夫）去敲医务室主任席锦华的卧室房门，喊：“席主任！有病人请你看病！”席披衣下床，刚开门，郭即夺门而入，反手关闭房门。强拥席锦华，将席板倒在床上欲行非礼。席狂呼救命，猛击墙壁。住在近邻的苗矿长，听到席的呼声后，立即起床，提着手枪，奔赴席的卧室，猛击房门。同时大叫：“老郭！开门！你不开门，我就开枪了。”郭只好开门，苗冲进房后，大骂老郭：“混蛋！你要干吗？滚！滚！”郭狼狈而逃。席向苗哭诉：“若非苗矿长即时赶到，否则，将遭受郭的强暴。”那时正值跃进高潮，对领导干部这种不光彩的丑闻，也就不了了之。
1959年夏天，席已调走。郭知道肖、席之恋后，昔日闷了一肚子的火气，想在肖育仁身上发泄。组织批斗肖育仁的会议，说右派分子肖育仁乱搞男女关系，作风败坏。除了郭的两三个狗腿子干吼几声外，“右友”无一人发言。肖育仁态度强硬，毫不示弱。会后，肖育仁冲进郭的办公室，对郭直斥：“郭书记，今天我给你留了面子，你胆敢再无礼，我和席主任立刻到县委组织部和法院告你！苗矿长作证。”郭吓得脸色苍白，颤抖地说：“没！没！没有就算了。”次日，郭嘱咐办公室主任徐加兴处理此事，他自已则跑到矿区蹲点去了。徐加兴当晚宣布肖育仁的问题属个人生活问题，不予追究。此事划上句号。
七月底，铜矿弄来一座电炉炼铜。炼出粗铜80多斤。一年零三个月，永郎铜矿耗费国家现金金额850多万元，炼出80多斤粗铜，粗铜的价格远远超过当时的黄金价格。破坏了大片无法估计，无法弥补的森林资源和地质资源。滥用和浪费了农业急需的大量的农村劳动力。
八月，四川医学院下放到德昌接受监督劳动改造的右派分子，除少数业务人员留在德昌有关部门工作外，全部返回成都。
同月，永郎铜矿宣布“下马！”倒闭。
1958年毛泽东意气风发发动的大跃进和干部下放运动寿终正寝，成为灰溜溜的留待后人评说的一幕荒诞无稽的历史闹剧。
1959年9月初，右派分子们从德昌返校时，国内的政治气温又趋炎热。全校正在紧张地学习八届八中全会公报和开展反击右倾机会主义者的运动。右派更甚于右倾，此时举国上下都只会更加绷紧阶级斗争的弦，才能跟得上伟大领袖的战略部署。
1958年春天，学校在下放教职工到德昌时候，还留有一手缓冲的，灵活的办法。在校园内和近邻温江县的苏坡乡这两处各建了一个农场。把一些年岁较大或身体较弱的教职工，其中多数是女性，下放到这两处农场劳动。这样做，也便于在工作需要时容易调剂。此时，学校把返校的全部右派学生都安排在苏坡农场劳动，我们三个57年的毕业生则安放在校园内的农场劳动，以便于灵活处理。
1958年大跃进时学校增设生产科建制。医科大学要设管理农业生产的生产科，这又是奇人奇事的创举。生产科科长姓李，北方大汉，文化程度低，头脑简单，校园农场是他管辖的唯一大户。校园农场的场长姓周，成都人，是个投机取巧，趋炎附势，欺上压下的小人。周时常欺凌这些胆小怕事的知识分子和软弱的妇女。大家对周非常不满。我们三人来场后，周更想对右派分子逞威。殊不知我们不吃他这一套。常常在李科长面前指出周在农场的管理和安排方面的诸多缺陷。同时吹嘘李科长的指挥正确，抬李压周，大刹周的威风，对周则软顶硬磨。周对我们毫无办法，十分无奈。大家看见右派都敢如此对周，于是群起效尤，弄得周指挥不灵，十分狼狈。周哀叹：“这三个右派分子把水全搅混了。”但是，与此同时，在农场劳动的教职工的心情就舒畅多了，劳动时的气氛也较前活跃。这算是我们给农场的教职工增添的几分温暖。
12月下旬，学校通知我们三人，另行分配工作。芦苇分配在成都市第一医院。刘靖华分配在重庆市口腔医院。我被分配在雅安专区医院。从此我们离开了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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