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达官显贵，或赳赳武夫；或乡绅雅士，或一介草民，读书，是传统中国人难以割舍的情结。于繁重的党国事务之余披览古今，潜心研修，博览群书则是蒋介石的嗜好。
（一）
1931年印行的蒋介石《自反录》第一集卷二，收有他开列的《选读各书目录》，所列书目大致能反映蒋介石青年和中年时期阅读的情况。这篇目录，开列图书43种（类），大体可分为三大类：一是儒家典籍、先秦诸子及其它文史书籍：《五经》、《四子书》、《孔子家语》、《左传》、《战国策》、《六韬》、《孙子》、《吴子》、《管子》、《庄子》、《韩非子》、《离骚》、《史记》、《资治通鉴》、《清史辑览》。二是军事书籍，除前面提到的《六韬》、《孙子》外，还有《普法战史》、《拿氏战史》、《日俄战史》、《欧战史》、《巴尔克战术》、《战时正义》及各种军事学。三是名人文集、全集：《诸葛武侯集》、《岳忠武集》、《文文山集》、《戚武毅丛书》、《曾国藩全集》、《胡林翼全集》、《左宗棠全集》、《骆秉章全集》、《李鸿章全集》等。
他在附记写道：“右书手自选定，以资悉心研究，兹附抄于此。”由此看来，蒋介石读这些书，绝不是走马观花，而是要“悉心研究”的。
宋代之后的理学家都将《大学》当作治国的纲领，蒋介石似乎也不例外。他在《大学中庸新义》一书中这样写道：“我们知道政治是管理众人之事，《大学》一书，把个人的内在修省以及向外发扬的道理，发挥到了极致，可以说政治上一切基本的原理都不外此。”
“他还谈到，治国者要以《中庸》为指导：“政治上一切法律制度，和政治者的行动态度，皆要合乎礼，就是合乎宜。否则就有过犹不及，如此就要乱了，就不成其为政治了。”
蒋介石对《孟子》也推崇备至，他对蒋经国说：“《孟子》文章之好，异乎他书。”
1936年西安事变发生后，囚禁中的蒋介石，待惊魄稍定，除了每日诵读《圣经》外，还“阅必须熟读《孟子》”。关于《易》，他也有自己的独特看法：“余近来每日必拨冗读易经，自觉精神与学力皆有进步。惟此书不到五十岁以后不易得益耳。”
和绝大多数传统知识分子一样，蒋介石十分重视家庭教育和后代品德的养成。在这方面，《曾国藩家书》是最好的教材。
1937年4月27日，他写信给蒋经国说：“至于中文读书写字之法，在曾公家训与家书中，言之甚详。你们如能详看其家训与家书，不特于‘国学'有心得，必于精神道德皆可成为中国之政治家，不可以其时代已过而忽之也。“芦沟桥事变”爆发后，全国掀起了抗战高潮，蒋介石还不忘叮嘱经经国“你此时应专心研究国文”。
晚年的蒋介石对陆（九渊）王（阳明）心学颇有心得。1969年，他专门撰文阐释自己的见解：“余所重者，王阳明知行合一之说，即出于陆象山简易之法，教人以发明其本心为始事。此心有立，然后可以应天地万物之变也。”
作为军事家，在“手自选定”的书目中，军事方面的书籍占了相当大的比例。这其中，他最推崇的兵书是《孙子》和戚继光、曾国藩、胡林翼的书。1929年1 月12日他在《精神讲话》中说：“我们中国很多宝贵的古书，都是治兵的重要书籍......尤其以孙子十三篇为中国治军最要紧的法则。”
“关于教兵练兵，大家有几部书必定要看，除了总理的书一定要看以外，第一是戚继光的练兵实记，第二是曾国藩胡林翼的书要看的多，这三种书凑合研究起来，便晓得我们中国人的心理。便晓得要怎样的训练，才能训练出中国的精兵。1941年8月24日，他写信给蒋经国：“此时（五十岁）而应多看曾文正、胡林翼等书牍与家书。”
（二）
对于中国的传统经典，蒋介石也并非照单全收。1932年2月29日，胡适与蒋介石在汉口共进晚餐，同席者有陈布雷、陈立夫、顾孟馀等人。因无单独与蒋谈话机会，胡适送了一册《淮南子》给他。胡适为什么要送《淮南子》给蒋介石呢？1935年7月26日，胡适在给罗隆基的信中写道，据他的观察，蒋介石管得太多，“微嫌近于细碎，终不能‘小事糊涂'”。
前在汉口初见蒋介石，“临行时赠他一册《淮南王书》，意在请他稍稍留意《淮南》书中的无为主义的精义“。又说：“去年我第一次写信给蒋先生，也略陈此意，但他似乎不甚以为然。他误解我的意思，以为我主张‘君逸臣劳'之说。......我的意思是希望他明白为政之大体，明定权限，而不‘侵官'，不越权。如此而已。《淮南》说的‘处尊位者如尸，......尸虽能剥狗烧彘，弗为也。弗能，无亏也。'此似是浅训，但今之为政者多不能行。”
置身于权力之巅的蒋介石哪里会顾及胡适的良苦用心。书生谋国，大多仗义直言，罔顾其余。殊不知，政治权力争斗中的波谲云诡岂是一介书生可以知晓。任凭胡适如何苦心孤诣，结果都只有一个。
作为一个政治家，蒋介石当然不赞成死读书、读死书。“凡是所学的东西，总要能够应用才好。如果单是记牢其方法成句，而不能应用，那学问也就枉然了。...... 所以读书求学，总要使得心里明白，拿一句话，实地可以使用着就好了。学以致用，读书之要。明白了这一点，胡适的冷遇也就不足为奇了！”
（三）
《西安半月记》中记载，1936年12月14日下午，蒋介石移居高宅后，张学良毫不客气地批评蒋“太专制”。“余觉委员长之思想实太右太旧”。“委员长所看之书多是韩非子墨子一类，岂非太旧？”蒋介石并不同意张学良的说法，反唇相讥：“尔是以马克思资本论与共产主义等书为新书乎？......余在十五年前，已不知批阅几次矣。”
蒋介石此言绝非空穴来风、信口开河。其实，早在五四时期，他就读陈独秀的《新青年》、罗家伦的《新潮》，看杜威、胡适的作品。好一个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热血青年！
大约在1923年到1926年之间，蒋介石开始涉猎马克思列宁的著作，间有心得，辄悉心记录。他案头的书籍包括《马克思学说概要》、《共产党宣言》等。在1923年9月24日的日记中，他写道：“今日看《马克思学说概要》完，颇觉有味。上半部看不懂，厌弃而去者再。看至下半部，则多玄悟，手不忍释矣！
1925年11月，蒋介石为黄埔军校第三期同学录所作的序中，明确提出了“精神出自物质，宇宙只有一原的唯物观和吾为三民主义而死，亦即为共产主义而死”的誓言。足见马克思主义观点对其影响之深！
1925年开始，蒋介石开始关注列宁的著作。11月21日，他曾评价《列宁丛书》：“权力与联合民众为革命之必要......，皆经验之谈也。”也就是从列宁的著作和苏联十月革命成功的实践中，他深切地意识到：中国国民党是革命党，中国共产党也是革命党，但革命的领导权只能掌握在国民党手里。这大约就是后来国共分裂的诱因吧！
作为历史人物，对于蒋介石的功过是非自是仁智各见，无知的鞭挞或者肉麻的吹捧都是浅薄和幼稚的。于平凡生活的点滴中去发现一个人、解读一个人，不失为还原其历史真相的一条捷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