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的国学大师陈寅恪。（网络图片）
辜鸿铭刚到北大任教的时候，学生们看到他脑后拖着一条长长的辫子，都忍不住哄笑起来。而他，则不动声色地走到讲台上，向下面的学生打量一番后，慢条斯理地说：“你们笑我，无非是因为我的辫子，我的辫子是有形的，可以剪掉。然而诸位同学脑袋里面的辫子，就不是那么好剪的啦。”
一席话把学生统统镇住了。以后上课就没人敢笑话他了。
蒋梦麟说：“我在大学中搞了几十年，经过许多风潮，发现了一个规律：一个大学中有三派势力，一派是校长，一派是教授，一派是学生，在这三派势力中，如果有两派联合起来反对第三派，第三派必然要失败。”
陈寅恪每次讲课，开宗明义就说：“前人讲过的，我不讲；近人讲过的，我不讲；我自己讲过的，我不讲。现在只讲未曾有人讲过的。”
1924年，梁漱溟离开北大，有人问他原因，他说：“因为觉得当时的教育不对，先生对学生毫不关心。”他认为，先生应与青年人为友。所谓友，指的是帮着他们走路；所谓走路，指的是让包括技能知识在内的一个人全部的生活往前走。“教育应当是着眼一个人的全部生活，而领着他走人生大路，于身体的活泼、心理的朴实为至要。”
国学大师钱穆。（网络图片）
1930年，钱穆到燕京大学任教，校长司徒雷登问他对燕大印象如何，他答道：“起初听说燕大是中国教会大学中最中国化的大学，心中特别向往。我来燕大一看，才发现并非如此。一入校门就看到M楼和S楼，这难道就是中国化吗？我希望将燕大各建筑都改为中国名。”不久，燕大专门召开会议，决定改M楼为穆楼，S楼为适楼，贝公楼为办公楼，其他建筑一律赋以中国名称。钱穆还为校园的一个湖取名叫“未名湖”。
蒋百里就任保定军校校长的第一天，对全体学生训话道：“我此次奉命来掌本校，一定要使本校成为最完整的军事学府，使在座诸君成为最优秀的军官，将来治军，能训练出最精锐的军队。我一定献身于这一任务，实践斯言。如果做不到，当自杀以谢天下。”后来，他因学校被政府拖欠经费，深感愧对学生，遂写下遗书，真的当众自杀，子弹穿过胸膛，幸而未死。
林语堂在东吴大学讲英文课，开学第一天，先生带来一个皮包。皮包里满满一包带壳的花生。他将花生分送给学生享用，课堂变成了茶馆。林先生开始讲课，操一口简洁流畅的英语，大讲其吃花生之道。然后，他将话锋一转，说道：“花生米又叫长生果。诸君第一天上课，请吃我的长生果。祝诸君长生不老！以后我上课不点名，愿诸君吃了长生果，更有长生。”学生们哄堂大笑。
闻一多上课别致。据学生回忆，他身穿黑色长袍昂然走进教室，先掏出烟盒向学生笑问：“哪位吸？”学生们笑而不接，他就自己点了一支，电灯光下烟雾缭绕，拖长声音念上一句：“痛饮酒，熟读《离骚》，方得为真名士！”这才开始讲课。
南开是私立学校，经费需向社会各界募捐，有学生提出：“我们不要官僚军阀、土豪劣绅的臭钱！”张伯苓校长说：“美丽的鲜花不妨是由粪水浇出来的！”
张伯苓常讲““人可以有霉运，但不可有霉相！越是倒霉，越要面净发理，衣整鞋洁，让人一看就有清新、明爽、舒服的感觉，霉运很快就可以好转。”他还编了句顺口溜：“勤梳头勤洗脸，就是倒霉也不显！”
1929年南开女中部第一届学生毕业，张校长的讲话既幽默又深刻。他说：“你们将来结婚，相夫教子，要襄助丈夫为公为国，不要要求丈夫升官发财。男人升官发财以后，第一个看不顺眼的就是你这个元配夫人！”
张校长鼓励学生苦干，但又怕年轻人急于求成反而坏事，他以炖肉为例说：“炖肉要慢火，长炖，不能性急，肉自然又烂又好吃。若心急，一会儿揭开看看，一会儿揭开看看，这锅肉是炖不好的。”
1926年“三一八”惨案中，学生被打死47人，伤200多人。文化界如蒋梦麟、傅斯年、周作人、林语堂、朱自清、闻一多等都以不同方式表达了愤慨。多年后，傅斯年遇到了鹿钟麟，特地走到他的面前说：“从前我们是朋友，现在我们是仇敌，学生就像我的孩子，你杀害了他们，我还能沉默吗？”
陶行知注重“启发式”教育，一次他到武汉大学演讲，一上台就从口袋里掏出一只大公鸡和一把米。他按着鸡头让鸡吃米，鸡死活不吃；后来他松开手，让鸡自己呆在那里，鸡却开始低头吃米。陶行知就此解释道：“教育如同喂鸡，强迫是不行的，只有让他发挥主观能动性效果会更好一些。”
